朱兆一：「石油可以買飛機，資本可以建設城市，主權基金可以買遍全球資產，但一套成熟的國家能力只能慢慢生長，而且需要工業、教育、組織、軍隊、財政、社會動員和制度之間的長期配合。」

【本文作者為盤古智庫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朱兆一博士。】

如果只看地圖、軍費、人口和武器，中東經常讓人看不懂。

沙特一年軍費超過800億美元，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和防空系統，卻長期拿家門口的胡塞武裝沒有太好的辦法。伊朗經濟遭受多年制裁，常規空軍裝備老舊，卻建立了龐大的導彈、無人機和地區武裝網絡。阿爾及利亞、埃及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規模和國際資本影響力卻完全比不上小得多的阿聯酋；卡塔爾放在地圖上幾乎只是波斯灣邊上的一個小點，卻可以同時經營能源、金融、媒體、外交和全球投資。

最近的紅海局勢又把這種反差推到了極致。

今年9月，胡塞武裝沿也門紅海沿岸發動新一輪攻勢，在曼德海峽附近取得重要進展，同時繼續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沙特城市和能源設施。沙特東西輸油管道一度受到襲擊，英國隨後同意向沙特提供有限的空中加油支援，美國也同意提供情報和目標支援，不過他們都無法改變沙特的被動局面。一個從也門北部山區成長起來的武裝組織，如今已經可以同時影響沙特國家安全、紅海航運、國際油價和歐美國家的軍事部署。

1973年，中東讓世界記住的是石油武器。半個多世紀以後，人們突然發現，油田本身已經不足以定義力量。一架無人機、一條輸油管道、一套雷達、一支能夠長期作戰的武裝，甚至一個海峽邊上的小島，都可能改變全球市場的風險定價。

這也許正是理解今天中東最重要的一把鑰匙。這個地區並不簡單遵循「強者勝、弱者敗」的邏輯。很多時候，它由一系列互相衝突的力量維持著某種奇特平衡。

我將其概括成五重悖論。

悖論一：敵我不分

中東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敵我關係」從來沒有想像中那麼牢固。

胡塞一直把自己的軍事行動放進支持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和美國主導地區秩序的敘事之中。從這一邏輯出發，襲擊以色列、威脅紅海航運，都有擴大「抵抗軸心」影響力的意義。

問題在於，每一次能力展示也都在改變另外一邊的安全計算。

當導彈和無人機可以從也門飛向沙特，也可以飛向以色列；當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能夠穿越伊拉克、敘利亞和約旦方向；當紅海航線受到威脅，導彈預警、空域監控、無人機攔截、海上護航便越來越難由任何一個國家獨自完成。

2024年4月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時，約旦就曾攔截進入其領空的伊朗無人機，這件事情很具有代表性。約旦採取行動首先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領空和國家安全，卻在軍事結果上幫助了以色列.中東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這種場景——政治關係沒有改變到結盟的程度，共同威脅卻迫使各國在同一個防空和預警空間相互協同。

沙特與以色列之間也是如此。兩國至今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但伊朗、胡塞、導彈、無人機以及紅海安全，讓雙方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客觀安全利益重疊。胡塞軍事能力越強，海灣國家建立區域預警、防空和情報網路的動力反而越大。

這就形成了第一個中東悖論。一個力量越努力打擊自己的敵人，有時候越會促使這幾方敵人找到合作的理由。

伊朗建立「抵抗軸心」的初衷，是擴大自己的戰略縱深，讓以色列和美國面對來自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不同方向的壓力。從戰術層面看，這套體系確實擴大了伊朗的地區影響力；與此同時，它也不斷向沙特、阿聯酋、約旦等阿拉伯國家證明，導彈、無人機和非國家武裝正在成為共同安全問題。

所以中東的敵人很少被徹底消滅，更多時候只是被重新組合。

昨天互相提防的國家，明天可能因為同一種威脅而坐到了一起；今天並肩作戰的力量，局勢變化以後又可能重新成為競爭者。理解中東政治，不能簡單化理解盟友或者世仇的關係，這些關係都可以切換。

悖論二：軍隊越強，政權越不安

第二個悖論隱藏在中東國家的軍隊裏。

按照通常的國家建設邏輯，一支軍隊當然應該儘量統一。統一指揮、統一情報、統一後勤，把最優秀的軍官、士兵和武器集中起來，戰爭效率才能最大化。可是對於許多經歷過政變、革命和王朝更替的中東政權而言，軍隊既是抵禦外敵的工具，也可能成為國內最危險的政治力量。

20世紀的中東充滿軍事政變。埃及自由軍官運動推翻王朝，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都經歷過軍人奪權。軍隊越強、組織越完整、指揮系統越集中，一旦高級軍官形成政治野心，政權本身承擔的風險也越大。

美國學者詹姆斯·昆利文（James T. Quinlivan）早在1999年就把這一現象概括為「防政變機制」。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建立彼此平行的軍事和安全體系，讓正規軍、國民衛隊、情報機關、王室警衛以及其他安全力量互相牽制。這樣的制度有利於政權生存，卻著實降低了國家真正面對外部戰爭時的軍事效率。

沙特是經典案例。

今天沙特國防部與國民衛隊仍然是兩個獨立的部級體系。沙特政府對國民衛隊的官方定位本身就同時包括保衛國土、維護內部安全與穩定。追溯歷史，沙特建立和強化國民衛隊，很重要的考慮就是王室安全、部落平衡以及避免軍權過度集中。

伊朗有另一種版本。1979年革命以後，伊朗在傳統軍隊之外建立革命衛隊。今天革命衛隊擁有自己的陸軍、海軍、航空航天力量和導彈體系，與正規軍長期平行存在，其最初使命之一就是保衛伊斯蘭革命體制。

這種戰鬥力量的自我分化不簡單等同於「軍隊沒有戰鬥力」。革命衛隊後來發展出很強的不對稱戰爭能力，沙特也一直推動聯合作戰和軍隊現代化。問題出在制度設計的底層目標存在兩種要求。

對外戰爭希望權力集中，內部安全又希望權力分散。

真正開戰時，現代戰爭要求空軍、陸軍、防空、無人機、衛星情報和後勤高度融合；政權安全卻往往要求不同武裝擁有各自的人事系統、忠誠體系和指揮鏈。和平時期，這種安排可以降低政變風險；高強度戰爭來臨以後，協調成本便暴露出來。

胡塞近期的暴走，和沙特軍隊內部的協調機制出問題，以及他們支持的總統領導委員會等也門親沙特組織迅速失去戰鬥力有直接關係。

軍隊首先必須聽話，隨後才討論怎樣打仗。這句話聽上去很反常，卻解釋了許多中東國家軍事體系的底層邏輯。

悖論三：國土越大，國家可能越弱

第三個悖論更直觀。

我們習慣從地圖上形成國家實力的第一印象。國土越大、人口越多、資源越豐富，看起來越像「大國」。中東卻經常推翻這種直覺。

2025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色列的GDP約6110億美元，阿聯酋約5716億美元；阿爾及利亞只有約2870億美元，伊朗約3627億美元。卡塔爾人口和國土面積都很小，GDP仍超過2100億美元。

原因首先來自自然地理。中東和北非大片國土由沙漠、高原和極端乾旱地區組成。地圖上的一平方公里，與東亞、歐洲的一平方公里，經濟意義完全不同。真正承載人口、產業、資本和基礎設施的區域，往往高度集中於沿海、河谷、綠洲和少數大城市。

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中東北非超過六成人口已經生活在城市，而且人口和經濟活動高度向主要城市集中。

因此，中東真正值得觀察的往往不是國土面積，而是「有效國土」。

埃及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可人口和經濟長期高度依賴占國土面積4%的尼羅河谷與三角洲；伊朗國土龐大，經濟與人口依然明顯集中於德黑蘭、馬什哈德、伊斯法罕、設拉子等城市帶；沙特絕大部分人口、工業和基礎設施也集中在利雅得、吉達、達曼等少數節點。

反過來看，阿聯酋雖然很小，卻可以把機場、港口、自由區、金融中心、主權資本、數據中心和高端服務業高度壓縮在阿布扎比和迪拜兩個核心城市周圍。卡塔爾則把天然氣財富、航空、金融、媒體和外交資源高度集中在多哈。

中東國家實力因此具有一種明顯的「密度效應」。

面積不是最重要的變數，真正重要的是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究竟疊加了多少資本、基礎設施、技術、人口和國家治理能力。

當然，小國也有小國的代價。阿聯酋、卡塔爾和以色列的基礎設施密度很高，遭遇戰爭時經濟節點也更加集中。機場、港口、電廠、海水淡化設施、數據中心和金融中心一旦受到攻擊，缺乏廣闊縱深會成為另一種脆弱性。

所以中東地圖真正呈現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難題。

一些大國擁有戰略縱深，卻缺乏把遼闊國土轉化為經濟和國家能力的資本；一些小國資本和能力高度密集，卻不得不為每一座機場、每一個港口和每一條航道支付更高的安全成本。

悖論四：越有錢，軍隊可能越弱

第四個悖論可能最容易被誤解。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25年沙特軍費達到約832億美元，位居世界前列，他們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從英美法等國購買先進戰鬥機、防空系統、預警機和精確制導武器。

可戰爭從來不只是裝備目錄之間的較量。飛機背後需要飛行員、維修工程師、彈藥庫存和指揮體系；防空導彈背後需要雷達網絡、情報系統和持續生產能力；無人機背後還有軟件、通信、發動機、電子戰以及一條能夠不斷補充損耗的工業鏈。

沙特自己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沙特軍事工業總局公佈的數據表明，到2024年底，沙特軍事支出本地化比例約為24.9%，政府提出的目標是在2030年超過50%。過去幾年，沙特不斷推動本土軍工、無人系統和防務投資，恰恰說明「進口先進武器」與「擁有自主戰爭體系」之間仍然存在距離。

伊朗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樣本。

長期制裁限制了伊朗獲得先進外國裝備的能力，尤其在傳統空軍領域留下明顯短板，卻迫使它把資源投入導彈、無人機、地下設施以及成本更低的不對稱戰爭體系。革命衛隊和地區盟友又把這些能力向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門延伸。

這並不意味著制裁對國家發展有利，更不能得出「越窮越會打仗」的結論。伊朗為制裁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也生動展示了外部約束如何改變一個國家技術選擇。

可以買武器的國家，很容易首先購買成熟產品；買不到武器的國家，只能尋找替代路線。

和伊朗相比，沙特的國防預算無疑要充裕很多，但是誰能得出沙特的戰鬥力在伊朗之上呢？他們的戰鬥力甚至都不在一個量級。

於是出現了現代戰爭中極其尷尬的一幕。一枚昂貴的防空導彈，可能需要攔截成本低得多的無人機；一支造價驚人的海軍，需要保護穿越曼德海峽的普通貨輪；擁有先進戰鬥機的國家，仍然可能被對手用卡車發射器、山地洞庫和大量廉價無人機拖入漫長消耗。

在中東，錢可能會決定戰爭的上限，卻越來越難決定一個國家的戰鬥力。

悖論五：越想消滅威脅，越助其進化

最後一個悖論，也是中東戰爭最殘酷的一面。

2015年，沙特領導多國聯軍進入也門，核心目標之一是恢復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並遏制胡塞擴張。

十一年以後回頭看，胡塞沒有消失。

他們從也門北部山區武裝成長為擁有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遠程無人機的地區軍事力量；聯合國專家組曾估計其武裝人員規模已經達到數十萬。他們可以攻擊沙特和阿聯酋，也可以襲擊以色列、威脅紅海航線。2026年的新一輪攻勢，更顯示出這一組織在經歷多年轟炸、封鎖和戰爭之後依然保持了高度組織能力。

戰爭當然給胡塞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整個也門社會帶來了災難。然而長期戰爭也讓這個地方性武裝在戰爭中持續學習和進化。

他們學習如何隱藏發射裝置，如何分散指揮，如何對抗空襲，如何使用無人機，如何建立地下設施，也學習怎樣把軍事行動與政治宣傳、宗教動員和地區議題結合起來。

類似現象並不限於也門。

關於反恐和反叛亂戰爭的大量研究都發現，擊斃領導人、摧毀基地和破壞軍事網絡能夠取得非常真實的戰果，可一旦政治治理、地方秩序和小社會矛盾沒有同步解決，這些成果往往很難自動轉化為持久的戰略結果。蘭德公司的相關研究甚至指出，單純依賴「斬首」和網絡壓制，很多時候只能產生短期效果，組織能力較強的武裝往往能夠重新產生領導層。

這也是討論加沙、黎巴嫩和也門時必須特別謹慎的地方。

一支軍隊完全可能在軍事上摧毀大量目標，同時面對一個重新生長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炸掉一個發射架和改變一個社區的政治認同，是兩件難度完全不同的事情。

每一場戰爭都在消滅人，也在訓練倖存者；摧毀舊組織，也可能篩選出適應能力更強的新組織；殺死上一代指揮官，下一代指揮官往往研究的第一門課程，就是上一代為什麼會死。

胡塞今天的軍事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十多年戰爭留下的產物。過去三年，以色列遲遲不能徹底「消滅」哈馬斯和真主黨，背後也有類似的原因。

於是，中東出現了一個近乎循環的結構：國家發動戰爭消除威脅，威脅在戰爭中進化，進化後的威脅又迫使國家投入更多軍費、尋找更多盟友，最終準備下一場戰爭。

結尾

理解這五重悖論之後，中東許多看似荒誕的現象便容易理解一些。

為什麼一個很小的武裝組織可以影響全球油價？因為力量已經不僅存在於GDP和軍費裏，也存在於海峽、無人機和組織韌性裏。

為什麼一些富裕國家擁有世界級裝備，卻依然高度重視美國和歐洲的安全支援？因為購買裝備與建立完整戰爭體系之間相隔著工業、訓練、情報和幾十年的組織積累。

為什麼中東的小國經常擁有超出國土面積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個地區真正重要的並非土地數量，而是資本、人口、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密度。

為什麼昨天的敵人今天可能需要某種合作？因為導彈不會按照外交關係飛行，無人機也不會先判斷兩個國家有沒有建交。

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戰爭總是難以帶來終局？因為摧毀軍事能力和解決產生軍事組織的政治環境，本來就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工程。

1973年，世界理解中東主要看石油。

今天再觀察這個地區，還需要看是誰控制海峽，誰擁有工業能力，誰能長期承受損失，誰能維持組織紀律，誰擁有可靠的預警和情報體系，誰能夠在危機中迅速找到合作夥伴。

現代中東真正稀缺的資源，已經不只是石油，這裡更加稀缺的是國家能力。

石油可以買飛機，資本可以建設城市，主權基金可以買遍全球資產，但一套成熟的國家能力只能慢慢生長，而且需要工業、教育、組織、軍隊、財政、社會動員和制度之間的長期配合。

因此，中東最深的一層悖論，也許最終只有一句話：這裏看上去都在爭奪力量，但是真正的決定力量，大概率不看金錢，甚至不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