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依賴中國供應稀土。我並不是想把中國當作敵人，但我不希望完全依賴任何一方來獲取所有稀土。這在半導體、活性藥物成分以及先進製造業方面也是如此。我們本應該早在中國之前就開始做這件事。美國當年為什麼把稀土製造外包？為了降低成本。但外包稀土產業幾乎沒有省下多少錢。」

「但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失去了繼續推進知識產權的能力。在先進製造業領域，問題不只是把生產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還在於失去了持續改進技術的能力。在外包後的這些年裏，相關技術和知識產權本可以繼續進步。」

「中國非常有戰略眼光。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規劃下一步的戰略行動。我們就像一群只想着喝啤酒的青少年。當時已經有人發出警告，但美國沒有把所有事情都考慮周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全球化持續運轉，各方都在這麼做，而美國也一直過得不錯。但這並不意味着潛在風險已經得到充分考慮。」

摩根大通（JPM）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戴蒙（Jamie Dimon）的上述這番言論，發表在華盛頓與華爾街的聚光燈下。對於不少西方建制派精英而言，這段講話呈現出某種難得的坦率。與國會山上那些熱衷於冷戰修辭的政客相比，戴蒙沒有將複雜的經貿競爭簡單降維為意識形態對抗，而是試圖從工業演進規律出發，觸及美國產業空心化的病灶。

他敏鋭地指出了現代產業的一大底層法則：研發從來不能脱離製造而懸空存在。一旦基礎車間被剝離，工程訣竅與工藝迭代的微觀生態便會隨之流失。在先進製造領域，失去工廠，往往意味着創新能力的遲鈍。戴蒙承認中國在長期戰略佈局上的定力，並借用「只想着喝啤酒的青少年」自嘲美國的短視，在西方商界引發了廣泛迴響。

然而，這種看似兼具專業主義的宏觀審視，依然深陷在西方金融資本的傳統敘事之內。戴蒙跳出了粗線條的黨派攻防，卻依然沿用了西方精英階層固有的雙重標準。他以輕描淡寫的財務口吻斷言「外包幾乎沒省下多少錢」，卻對數十年間跨國資本憑此攫取的鉅額超額利潤避而不談；他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制度性失衡淡化為輕率的「貪玩疏忽」，而其所背書的「去風險化」，正將全球分工推向重複建設與效率割裂的死衚衕。

深入剖析其邏輯，不僅關乎一位華爾街領袖的認知邊界，更在於釐清過去數十年主導全球產業秩序的資本邏輯與其內在局限。

賬本的誤區：西方認可的「雙贏」究竟是什麼？

戴蒙論證稀土外包失策的核心論據，是一句極富華爾街特色的論斷：外包稀土製造幾乎沒有省下多少錢，大概僅有數億美元。

在管理着數萬億美元資產的金融家看來，數億美元確實只是資產負債表邊緣的尾差。然而，這種賬面清算方式，恰恰折射出西方金融精英在面對全球產業鏈時那種固化已久的思維誤區：習慣於用孤立的原材料採購差價，替代對全要素生產成本、環境負債與利潤分配的宏觀考量，更在無形中流露出一種對實體工業複雜性的傲慢。

稀土絕非簡單的採礦業，而是一整套高能耗、高環境風險的長流程化工冶金工業。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芒廷帕斯礦（Mountain Pass mine）為例，上世紀80至90年代其曾是全球稀土供給中心。然而，稀土元素的分離提純需要消耗巨量強酸與氟化物，並伴隨劇毒廢水與釷（Thorium）、鈾（Uranium）等放射性殘渣。1990年代末，該礦區因廢水外溢醜聞面臨嚴苛監管審查與訴訟賠償，環保成本激增，最終迫使其冶煉分離生產線在2002年全面停產。

西方當年選擇轉移相關產能，絕非僅省下了戴蒙口中的微小採購差價，而是由外部社會承擔了極其龐大的環境治理負債、公共健康風險與公用基建投資。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經濟學家達妮·羅德里克（Dani Rodrik）早已指出，資本追逐效率的本質往往包含了對社會外部成本的轉移。

在這場分工的背面，是中國長達數十年的重資產沉澱與沉重環境代價。中國以規模化的電力與化工配套網絡，尤其是內蒙古白雲鄂博（Bayan Obo，全球最大的鐵-稀土共生礦牀）等核心產區在早期承受的巨大生態壓力為基礎，逐步磨合出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整精煉與永磁材料產業群，事實性地為全球工業分工承擔了基礎底盤的建設成本。

更需直面的是終端利潤分配的深層失衡。在微笑曲線構建的權力格局中，非西方國家長期承受高污染與低毛利的冶煉工序，而美國跨國巨頭則憑藉標準制定、專利壁壘與資本運營攫取了產業鏈最豐厚的一端。蘋果公司（Apple Inc.）一部高端智能手機中包含着關鍵但採購價極低的稀土磁材，卻能維持全行業領先的高額整機利潤；特斯拉（Tesla, Inc.）的高效電機與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的尖端機載雷達，同樣依賴物美價廉的基礎材料來支撐其巨大的商業溢價。

在此背景下宣稱「幾乎沒省下多少錢」，顯露出一種霸道的特權邏輯：當西方企業需要廉價原料壓低供應鏈成本時，這是順理成章的「比較優勢」；而當發展中國家依靠產業完整度實現技術向上攀升時，這卻被判定為「西方被佔了便宜的戰略失誤」。西方定義的「雙贏」，從來都是「西方通贏兩次」的雙重標準。

「效率優先」的本質：新自由主義與股東至上的反噬

戴蒙將製造業流失的原因歸咎於對「效率優先」的盲目追逐，但他未曾明確解構西方語境下的「效率」到底服務於誰。

過去四十年主導西方商業世界的效率觀念，並非致力於全社會福祉或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提升，而是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股東至上主義（Shareholder Primacy）深度交織的金融產物。這一邏輯發端於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代確立的信條，並在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時期的通用電氣（GE）被奉為標杆：企業唯一的終極目標是提升股價與回報股東。

在資本市場的單向考核下，重資產、長周期投入被普遍視為拖累估值的包袱。實體產線、基礎工藝實驗室、產業工人的福利保障以及為抵禦不確定性而保留的冗餘庫存，不斷遭到壓縮；與之相對，晶片輕量化代工、離岸生產、推行「零庫存」以及通過回購股票拉抬每股收益（EPS），成為被高度推崇的管理範式。

作為華爾街的核心代表，摩根大通本身就是這套資本估值邏輯的建構者與直接受益者。數十年來，金融機構手握貼現模型，引導乃至施壓傳統製造企業關閉高維護成本的本土工廠，將生產環節全面移向低成本窪地。可以說，正是資本對短期回報的極度追逐與不願承擔重資產周期的避險天性，構成了工業升級遲滯與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最大安全威脅。

真實的產業效率本應涵蓋工藝訣竅的代際沉澱、產業工人的技能儲備與產業鏈對抗危機的總體彈性。而西方資本定義的效率，往往簡化為「下一季財報的利潤率提升」。

戴蒙曾在2019年參與簽署美國商業圓桌會議關於「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倡議，但他本人亦曾在2021年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演講中調侃「摩根大通將比中國共產黨更長壽」，隨後又因商業現實迅速致歉。這一插曲折射出的，正是資本精英在面對全球格局變遷時難以掩飾的制度優越感與現實投機性。將宏觀產業空心化粉飾為青少年的「無心之失」，不過是資本階層規避自身結構性責任的修辭手段。

「去風險」的虛妄與全球協作的本真邏輯

在反思產業外流之後，戴蒙及其代表的建制派給出的方案，依然落腳在「去風險」與「中國+1」的供應鏈備選框架上。然而，這種在歐美政界迅速定型的思潮，在經濟學與工業現實中卻面臨着嚴重的邏輯衝突。

全球化的本真意義，在於依託不同區域的自然稟賦、歷史積累與比較優勢展開深層協作。它通過大市場與精細分工抹平要素壁壘，以最優邊際成本推動技術普及，實現優勢互補並分攤創新風險。一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論述，分工的深度受制於市場的廣度。

在現代尖端製造業中，這種多邊協作更具決定性：荷蘭阿斯麥（ASML）的光刻系統匯聚了跨國頂尖軟硬件支持；稀土精細化萃取依賴成千上萬名工程師在龐大工業體系內的持續調試；先進製程半導體的研發，則需要數以億計的全球消費市場來攤薄鉅額資本開支。

遺憾的是，當前的「去風險」正在被地緣政治過度泛化為一種排他性的陣營防禦。試圖讓不同經濟體在稀土精煉、晶圓製造、動力電池乃至原料藥領域各自構建閉環工業體系，不僅違背了產業集約化規律，更是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巨大浪費。

如果主要經濟體出於陣營防禦的訴求，盲目依靠財政補貼重複投資同質產能，其必然結果是開工率不足、資本產出比驟降與巨量設施閒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的測算，全球科技與綠色供應鏈若陷入割裂，可能導致全球產出永久性損失並推高清潔能源轉型的總體成本。

將正常的經貿依存全盤判定為安全軟肋，暴露出西方精英在面對新興多極力量時難以適應的固化零和思維。

帝國敘事的深層危機與歷史選擇

當前全球化所遭遇的阻力，其根源並不在外部體系的崛起，而在西方資本發展模式自身的內生退化。

按照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西方在現代化早期確立了以自身為「核心區」、廣大非西方為「邊緣區」的權力結構。在舊有全球化圖景中，西方習慣於壟斷金融特權與知識產權溢價，將其他地區限定在低附加值供貨商的角色中。

然而，跨國資本對利潤極限的追逐，不僅剝離了重資產製造，更造成本土藍領階層數十年的收入停滯與社會裂痕，直接孕育了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的反彈。令人遺憾的是，部分西方決策者未能審視本國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分配困局，反而將產業與民生陣痛外部化，將他國基於體系優勢形成的競爭力簡單打上非市場競爭的標籤。

當非西方國家憑藉紮實的工業積累打破單一代工的依附鎖鏈、向價值鏈高處邁進時，原先由西方高調推崇的自由貿易與契約規則便被頻頻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泛化的國家安全審查、單邊關稅與出口管制。這種在規則對自己有利時推崇自由、面臨競爭時動用行政規制的做法，正在消解西方自詡的開放信譽。

傑米·戴蒙的言論固然包含了對去工業化規律的若干敏鋭觀察，但他未能跳出西方資本中心主義的利益底色。他所惋惜的知識產權流失，實則是對失去單向技術租金的焦慮；他所主張的「去風險」，依然試圖在保障自身金融壟斷的前提下打造一條受控的避險通道。

人類社會初具形態的全球分工體系，無法通過畫地為牢與人為割裂來解決其內在矛盾。全球化的演進並非要倒退回孤立對抗的舊秩序，而是要求破除傳統等級分工的認知慣性，在尊重各國產業發展權利、合理分攤生態與社會成本的基礎上，探索兼顧韌性與效率的多極合作機制。只有直面資本本身的短視與分配失衡，才可能真正找到走出當前全球產業困局的理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