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議在一般人眼中是至關重要的特首諮詢機構，但實際並無任何決策權力，而且受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約束，所能發揮遊說作用有限；況且行會意見到底能對特首產生多大影響，也是取決於特首意願而不受制度保障；難怪回歸二十五年以來，行會愈發淪為「四不像」機構——定位不清，權責未明，無權可使、無責可問。

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高級研究員林緻茵向《香港01》指出，首任特首董建華於2002年落實主要官員問責制後的行會，是向「內閣」轉型——以總理、首相或行政長官為首，由政府高級官員代表政府各部門商議政策、進行集體決策的行政機構。

第一屆行政會議沿用港英行政局的組織規模，只有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三名官守成員；至董建華改組後，官守議員由3人擴充至三司十一局的14位官員，非官守議員則由原先的11人減少至5人再陸續增加至7人。當時政府公布第二屆行會名單時，新聞公布形容行會為「最高決策機構」，所以大幅減少非官守議員，由主要官員主導行會，冀能藉此將集體負責制、問責制和決策權合一，理順行會的權力和定位。

不過，這個改組也令行會定位出現問題......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20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6月6日）《定位不清成員同質　恐陷群體思維陷阱》。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