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二】吃精神科藥三十年　他的半生恍如白紙

從30年前起，阿強便開始進進出出精神科，他說在那裏等的時光，足以令一個人的頭髮花白，那隻叫醫療制度的妖精在裏面悄悄偷去了他的時光。
撰文：黃雅婷　攝影：余俊亮
鳴謝：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此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二）

「許多人都說，有了經歷人就會成長，人生就會變得豐富，但我吃了藥後，就算經過了那麼多經歷，患病的這30多年卻與一張白紙無異，這幾十年發生了的事與那些過去的日子像水過鴨背一樣，無法記得，也無處消化。我快60歲了，但我還停留在30年前那個年代。」

曾經　精神病被當傳染病

這是1970年代的故事了：當年，他住在獅子山下那幾棟像口琴一樣的徙置區裏，區內貧窮，鄰里關係親近卻也封建，是非不斷。他記得小時候那裏住了一個心地善良的姐姐，後來因為患上精神病而搬到別區。每次她回來探親，大家便在大街上喊：「黐線婆又返來了。」家家戶戶一聽見便劈啪一聲把門關上，他們叫小孩別靠近「黐線婆」，連望也不行。那年代的人幾乎把精神病當成傳染病。

小時候，阿強樓上樓下住了一些撈偏的人，小孩從大人身上學會了欺善怕惡，於是他總是被童黨欺負。有次在共用浴室洗澡，童黨把一桶冷水淋在他身上，把空桶套到他的頭上，再把他推到地下，將他的頭當波一樣踢。相比那些黑社會家的小孩，他長得不夠壯，又沒有他們惡，被欺負了就只能哭，想着長大後找他們報仇。在品流複雜的環境下成長，阿強變得神經兮兮，沒人傾訴，打滿心結的繩子就這樣被涼着，連他自己也不知要怎樣解開。

「一開始我知道那些聲音只是自己的幻覺，但慢慢整個腦失去了控制，一片混亂，頓時像多了許多個世界一樣，我聽不到別人對我說的話，困了在幻覺的世界裏。」

童年過去，19歲那年，至親逐一離開人世，屋子只留下空盪盪的四面牆與他的姐姐弟弟，生死永別的痛一下扯斷了他心中的繩子，他離開原有的公司，留了一臉鬍子，放浪形骸，有時一天下來什麼都不做，只去想那些去世了的家人，一邊落淚。當時一個住四樓的女生常常找他聊天，他墮入情網。有晚他自夜校放學回家，慣常地上樓找她，到了四樓，她爸爸衝了出來，使勁地搶走他的書包，從四樓扔到天井，書本像火藥點燃了一樣，炸開了，散落到天井的地上，像被汽車輾過的白蝴蝶。

他被對方用地上找來的木棍用力地狠揍着，想起了小時候一幕幕被打的場面，便痛得蜷曲了起來，自牆角逃出來，再從四樓直奔二樓的家。時間流轉，對於那夜他還是有撕心的驚恐與傷痛，像往木頭裏點火一樣，那天晚上，他的理智像被人摔壞的雞蛋。他從二樓的梯間往上看，見到梯口身邊圍住了許多鄰居，正指手畫腳。後腦一聲巨響，轟了一下之後，眼前的景物像蛋殼一樣落在地上，碎了，從此腦裏出現了許多把聲，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叫他跳下去，有人叫他快點走。

他便拋低了天井的蝴蝶與那堆碎蛋殼，才20歲的他在街上光着腳，由樂富一直走，也不知走到了哪裏，過了幾多個晚上。他時時刻刻忙着跟內心的聲音說話，任它責罵，任它取笑與奚落，病成為了他唯一的伴，時時刻刻跟他說着漫無邊際的話。「一開始我知道那些聲音只是自己的幻覺，但慢慢整個腦失去了控制，一片混亂，頓時像多了許多個世界一樣，我聽不到別人對我說的話，困了在幻覺的世界裏。」
 

青山大堂　病人睡滿地上

「許多人都說，有了經歷人就會成長，人生就會變得豐富，但我吃了藥後，就算經過了那麼多經歷，患病的這30多年卻與一張白紙無異，這幾十年發生了的事與那些過去的日子像水過鴨背一樣，無法記得，也無處消化。我快60歲了，但我還停留在30年前那個年代。」20多歲的他就被診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至今吃着一隻叫Stelazine的藥，一粒粉色小小的藥丸，吃了以後身體會變得僵硬，渾身沒勁，坐立不安，連躺在床上也睡不了，後來連眼睛也不時會覺得刺痛，失控地頻頻反眼，一開口就控制不住流口水，就算坐車也會不支睡着。

他記得，當時青山整個大堂也睡滿了因藥物副作用而嗜睡的病人，他們就這樣穿着病人服，睡在冰冷的地上。他常常跟着他們一起睡，醫護人員在他們睡着的時候來，用腳踢他們的頭，叫他們上床，不可以睡地上。兩個月後，他出院了，家人怕他留在香港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建議他回大陸休養。但他堅持留在香港，每六、七個月便回去鑽石山東九龍精神科診療所覆診一次，幾年後轉到九龍醫院，近年則在黃宗顯兼職的那間專科門診大樓看病。

「吃了藥，腦後像懸着了鉛一樣，廿幾三十年，渾渾噩噩地生活着，記不住任何東西。像現在跟你談天，出了門口，走一圈，便再也無法想起剛剛談過什麼，你的名字與你的模樣。」

吃一生的藥　換不了減不掉

患病的初期，他做過上門補習導師，後來又轉做辦公室助理，卻總是在幾個月後因為人事關係辭工。他變脆弱了，別人一句說話便可能令他崩潰，外面的世界太複雜，吃了藥之後，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懵人，難聽一點叫弱智，承受不到壓力，工作做不長。他指指自己的後腦，雖然看來那麼年輕，而且頭髮烏黑，但說到過去的痛，阿強就變回了快60歲的人，很痛很辛苦，說的都是因為這粒吃了34年的粉色藥丸。

「吃了藥，腦後像懸着了鉛一樣，廿幾三十年，渾渾噩噩地生活着，記不住任何東西。像現在跟你談天，出了門口，走一圈，便再也無法想起剛剛談過什麼，你的名字與你的模樣。」有時，阿強也無法理解身邊的人在說什麼，理解力大不如前，就算回到教會，聽台上牧師講道、讀聖經，他也不知道正發生什麼事。

事實上，首隻精神科藥物在1950年代研發成功，副作用很大，但幾十年後的今日，精神科藥物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亦大大減低了其副作用，可是公立醫院還是繼續開給早期病人原先的藥，一來是資源有限，二來與覆診輪候時間長有關。黃宗顯解釋說，由於在未有研發新藥前，已有許多病人開始服食早期精神科藥物，如病人病情穩定，公立醫院不會把他們的藥轉成新藥，轉藥有一定的風險，如若病人轉藥後復發，醫生很難及時有進一步的跟進─就是這樣，這批吃藥多年的病人於是沒法得到新時代帶來的好處，那些粉色的藥丸成為了他們永恆的牽絆，副作用蠶食餘生。阿強終身未婚，「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再照顧另一半」。

現在，他半年回精神科覆診一趟，每次都提着許多藥回家，門診裏總是塞滿了等看病的人，有些人會自言自語，有人則眼光光流着淚。阿強說，跟其他人聊天，他也不覺得自己是個病人，可是一走進精神科門診，裏面的氣氛便令他自我價值變低，醫療人員動不動就說：「睇症？拎張紙出嚟啦！」他在那裏總是垂頭喪氣的，「是的，我是來看精神科的病人」。
 

「教會的傳道人試過陪我見醫生，傳道人說覺得我已經康復得很好，問醫生可否減一點藥，讓我有精神可以上班，但話未說完，醫生便很惡地說：『減咩藥呀？有事我孭鑊的。』說完，醫生就扔我們出去，叫我拿了藥好走。」

不像許多病友，阿強看了同一個主診醫生十幾年，從沒有轉人。就算他覺得醫生不怎樣有醫德，也沒法要求轉醫生，他像許多精神病人一樣被副作用困擾，甚至影響生活，可是他還是不懂得表達自己，亦爭取不到病人的基本權利。「一進診症室，還未踏進門口，醫生就問我叫咩名呀？叫我望吓佢，我望了望，他便開始低頭寫字，問我有做嘢呀嘛，我說有呀，之後他就開始列印覆診紙，叫我出去等拿藥。好的時候有一分鐘，不好的連半分鐘都沒有。」

他說，覆診時病人不可以說太多，說太多醫生便會鬧。「教會的傳道人試過陪我見醫生，傳道人說覺得我已經康復得很好，問醫生可否減一點藥，讓我有精神可以上班，但話未說完，醫生便很惡地說：『減咩藥呀？有事我孭鑊的。』說完，醫生就扔我們出去，叫我拿了藥好走。」

不少精神科病人在公立醫院看醫生，若開始吃藥，就可能要吃好幾年甚至一輩子，加上覆診輪候時間長，大多醫生往往傾向開重藥，幾年下來，就算病者病情已經穩定，但為怕病情有變，醫生亦甚少主動減藥。此外，公立醫生流失率高，病人可能幾年便要多次更換醫生，到新醫生接手病人，更不敢擅自修改舊醫生原有開下的藥物分量與種類。

「許多精神科病人都是渾渾噩噩的，沒有意識看醫生時要說什麼，也沒有意識自己等什麼。家屬也不想陪病人去覆診，一來是城市人都有工作在身，更多的是怕面對精神科中的情況，怕看見了心底會不舒服。」他說，自己在復康中心有時會看到外國的公共精神健康短片，他跟病友們都讚嘆外國的公共服務，想到香港的情況，卻也都嘆了一口氣。「香港恆久以來的醫療制度發展至今，令醫生的工作量愈來愈大，加上目前政局，一切只會愈來愈差。我們這群精神病康復者的頭腦不好，思考力差了，做到的事不多了。」
 

除了阿強的故事，還有在精神科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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