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四】王惠芬:那些年,我到精神科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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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芬記得患抑鬱症時經常坐在家中,聽一室安靜,一個人簌簌淚下。她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夜裏睡不了覺,但隔天要到太陽下山才能起床。她變得無法積極人生,家中亂放的鞋或地下一根斷髮都會令自己頓時崩潰,覺得世界末日來臨。難過的時候,她詰問自己也在詰問世界,像歌詞問的:快樂都已經不在了,為什麼太陽依舊照耀,為什麼海浪還在拍岸……

撰文:黃雅婷 攝影:余俊亮

鳴謝: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此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四)

她去看私家精神科醫生,全為了從醫生手上取來安眠藥,換幾個不用想那麼多的晚上,卻想不到那個私家精神科醫生最後花了一小時聽她心事,再花45分鐘向她講解她患上了抑鬱症與醫療抑鬱症藥物的副作用。最後,她交上900元診金與千多元藥費,一星期後又回去覆診。「每次私家醫生都花許多時間幫我校藥,聽我的想法,解釋給我聽今次藥會加多加少,讓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被關心的人。」慢慢地,她說自己沒有哭那麼多,有時甚至會主動去收拾那混亂的鞋櫃,對生活重新有了期望。

當抑鬱症穩定了下來,她卻又發現自己患上了乳癌。王惠芬回到私人精神科診所覆診,醫生知道她需要負擔龐大的化療費用,主動問她需不需要幫助,給了她開了一個八折優惠,最後還寫轉介信建議她到公立醫院精神科看病,「醫生說,他會給公立醫院寫清楚他開的藥和我目前的情況。」

不斷被問「想不想死」

一個月後,她便拿着轉介信到了公立醫院。那裏負責分流的護士開口就問她有沒有想死,王惠芬搖搖頭,很老實地說自己其實已經很穩定。「但那個護士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問我,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她愈想愈覺不對路,對方好像想從她口中確定什麼,也像在提醒她,如果不說自己想死可能很久也無法看醫生。「最後我說有呀,有想死。之後他就開始問:那想死的念頭有多密……」她忍不住笑,回憶當時分流的情況,醫療人員既唐突又頻繁地把死掛在嘴邊,作為指標,其實多麼諷刺。

最後護士說,依她的病情原本要等上一年多兩年的,但因為王惠芬有癌症,一個月內便可以回來見醫生了。走的時候,她手上多了一疊單張,上面寫了各個公共精神科門診服務、急症室與私家醫生的地址與電話,她問護士是不是緊急情況下打電話,便可以即時見醫生。「他答我:『不等於㗎。太嚴重建議你去看急症。』我心諗乜有人會因為想死而去急症的嗎?」她想。

後來王惠芬才知道,那些老實過了頭、被分流到一、兩年後才能看醫生的病人,在漫長的輪候期間將無人跟進─所以這疊寫了地址和電話的紙張是給他們的最後錦囊,也像是意外發生,醫院被追究責任時的免死金牌。說到底,那不過是印了電話地址的紙罷了。

抽離和冷漠的專業距離

一個月後,她在麗港城的容鳳書精神科門診看醫生,在平日工作中,她慣了觀察別人,所以那天她走在診所,便四周打量那些坐她旁邊的人,他們一會笑一會哭,許多人都是隻身來的,眼睛裏沒有了光。人非草木,她看得心中慘淡,護士叫她進去看醫生了,她說自己這個平日多話的人,見到醫生也不敢多說廢話。

在診症室,醫生坐在一張大長枱內,戴着口罩,穿着白袍,椅子的高度調得極低,整個人像窩進了椅子裏面,變成一個旁觀者,還未坐下,他就要她報上名來。王惠芬腦海很快就想起了社工學教她的「專業距離」:那是一個自我保護的功夫,讓前線社工與個案保持一種既近又遠的關係。那一刻,她坐在醫生對面,中間隔着遠遠的「專業距離」,只感覺到醫生的抽離和冷漠。他像一個機械人重複一樣的問題:「你最近睡得好嗎?」「藥有吃嗎?」「你會想自殺嗎?」當精神科醫生與病人無法建立真誠而互動的對話時,也就沒法擁有同理心與了解,病人帶走的只有一張藥單,無真誠的關懷,慢慢「專業距離」的信條造成了公立醫院的冷漠。她嘆氣,不能怪醫生,因為她在覆診時,真的看着精神科醫生全日無休的一個病人接一個病人去看,幾乎沒有穿白袍的人從房中走出來,去過一趟廁所。

那時,王惠芬的父親剛好過身,她向醫生提出想見臨床心理學家。醫生打量她一輪,說見心理學家不過是摷回她不開心的回憶,叫她下次覆診再看着辦。之後醫生說,會開回私家醫生開的藥給她,但兩隻藥都需要由王惠芬自費。她自護士手上取得了藥,卻發現新藥與平日吃開的藥不同。新藥像紅色的子彈,她把它扳開,發現裏面不是藥粉,而是兩粒小藥丸。

她天天服藥,約十個月,就復發了,哭得比剛患病時更慘,整個人像摔進了憂鬱的泥濘上再也無法翻身。直到連她自己也覺得不妥,才又回到原來的私人醫生處,吃回原來的藥。那時王惠芬才知道,公立醫院開的是副廠藥,雖然跟私家醫生開的是同名藥,她卻覺得副廠的效果很差,從此也就不敢再亂轉醫生。「慶幸的是我是一個對精神病有認識的社工,當社工學生的時候,我到過精神病中途宿舍工作了數年,所以我知道如何面對我的抑鬱症─但如果換作成一個基層,我會懷疑他在這樣的醫療制度下能否醫得好他的情緒病。」

她不時會想到在澳洲住的那幾年,澳洲政府規定了醫生面診時間至少需有15分鐘,她在澳洲有幾聲咳去看醫生,醫生就陪她談足15分鐘─相反香港,到底是誰調快了醫生的時鐘? 

「但我對精神科的醫生卻一點也不生氣,因為矛頭不應該指向醫生,問題出在整個制度之上。」
王惠芬

社工口中的一條絕路

「但我對精神科的醫生卻一點也不生氣,因為矛頭不應該指向醫生,問題出在整個制度之上。而且精神病患者其實不止需要精神科醫生的診治,同時需要綜合的醫療服務作支援,當中包括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與社工的調配。然而在整個醫療制度上,這幾個角色總是割裂地存在。」她談到醫院的醫務社工皺起了眉頭,這崗位主要是支援病人各種社會的需要,大至經濟與房屋問題,小至申請宿舍與接送出院,他們都需一一跟進,然而她認為醫務社工在緊絀的資源下沒法真正關心病人,只能成為社會資源的分發員和政府的把關人。

「當醫生開了恩恤信後,申請資源成不成功就落在醫務社工的批核之中,在這一關,很容易就變成了鬥慘。」要社工做這樣的工作其實相當殘忍,說完,她不禁嘆氣,又想起她朋友的遭遇,眉頭還是沒有鬆開過。王惠芬說,這位同是社工的朋友因為遇上大病,無法繼續工作,於是經醫生轉介找上醫務社工。「醫務社工說如果他要得到資助,便必須先把住的那層樓賣掉。朋友說賣了房子就會沒了住的地方。社工聽到搖搖頭,答他:『那無啦。』他沒辦法下,一再問是否真的沒有方法了。醫務社工答他:『沒有啦,除了賣樓啦,但你又話不賣,那就沒其他辦法了。』他說不是不想賣,但賣了一時三刻他就沒有住的地方,他也是社工,無路可走才找醫務社工的,如果連醫務社工都覺得沒有其他方法了,他眼前只有絕路一條。」王惠芬一手支着頭,很煩惱。

「最後,那個醫務社工聽到,便很乾脆地答他:『對呀,無錯呀,你眼前就只有絕路一條。』」她說,很難想像一個社工會對病人說這樣的話。「我覺得,醫務社工的制度和工作內容都有問題的。他們是社工來的,沒理由要為政府慳資源,但制度偏偏把他們逼成了把關人,像精神科醫生沒法和病人溝通,社工也沒法做到社工的角色一樣─在醫務社工的日常工作中,找上他們的人全都是可憐人,於是他們只能開始比較不同的不幸,把不幸變成了數據,按章就班的跟進,你夠慘了才給你,你不夠慘就由你去。」

見不到影的18區精神支援中心

最後一次到容鳳書去,王惠芬走在門診外的大馬路,想起這裏曾發生過的民間抗議。當時麗港城住戶知道政府打算在這裏開精神科門診中心時,有過很激烈的反對,村民封了整條大馬路,不讓醫療人員上班。直到當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明,指村民行為涉及歧視問題,如果有人再阻止醫療服務進行,便要開始發告票,才換來今天的平靜。

她搔了搔自己的短髮,身上的旗袍有點皺。「曾蔭權年代曾公開討論過擴展精神病患支援計劃,提出要在18區開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有了這些中心,精神病患可從中得到社交,增加藥物知識的流通性,並且減低目前精神科醫療的負荷。病人無助時去中心尋求支援,也總好過去急症爭資源。可惜直到現在計劃仍是因找不到地方,而無限期拖延。」她用手拉直裙襬,眼睛卻往窗外看,見到中午的陽光正曬,她想到今天又要回醫院照心臟。

「事情的問題最後回到了人性的本身。人們都不願在自己社區裏興建精神支援中心,怕中心會把精神病人引到身邊來,卻不知道精神病一早已變成了都市病,你我他都有情緒爆發時。」她手張開,是一粒紅色的藥丸,治療抑鬱症的。雖然吃了藥,她不再平白無事地哭,但想起香港的醫療困局,心裏還是會難過。

除了王惠芬的故事,還有在精神科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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