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足以讓一座沒有核心晶片產業基礎的內陸城市，實現「從無到有、從有到強、從強到猛」的升級轉型——安徽省合肥市就是如此。自從2016年被納入國家集成電路產業佈局，幾經實踐後放棄土地出讓和財政補貼等傳統產業政策，致力創建一條「以耐心型投資為牽引、以產業鏈配套為基礎、以新產業集群為方向」的產業生態路徑，使得合肥極速崛起，成為集聚了450多家集成電路企業、3.3萬名相關專業人才的「集成電路之都」。上周一（7月27日）首次登陸上海交易所創科板後市值一度衝破四萬億元大關的半導體巨頭「長鑫科技」，就是合肥「十年磨一劍」的傑作之一。很多人都說，「合肥模式」是一場產業治理改革、「長鑫經驗」值得香港參考借鑑——這些說法都對，但關鍵是，香港應該學什麼？而更根本的是，香港應該怎樣學？

合肥十年磨劍長鑫創造奇蹟
香港終於跨入產業政策門檻

長鑫的成功，對地方經濟、全國股市、世界創科都帶來不同凡響的震撼，不但把安徽省的GDP抬進全國前十，而且正在重塑A股市場長期皆由銀行、能源和消費藍籌股盤踞市值榜首的結構，甚至有望打破全球動態隨機存儲（DRAM）領域數十年來都被韓國三星電子、韓國SK海力士和美國美光高度壟斷的僵局，市佔從2%飆升至8%。市場盛傳，長鑫的第六代低功耗雙倍資料速率記憶體（LPDDR6）接近研發驗證尾聲，預計年底之前量產，勢將再掀風浪。令人驚嘆的是，這樣一家創造奇蹟的公司，也只成立了不過十年的時間。

過去十年的香港，在產業發展方面，也發生了很多「從無到有」的改變，包括特區政府開始學習制定「產業政策」。曾蔭權和梁振英在任特首期間都曾高喊「產業轉型」，但官方認知中的「產業政策」都是源於「行業諮詢」的小修小補，無法在錨定明確產業目標的前提下，全方位地對土地、技術、勞動力、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等進行調控，難以實現跨部門、跨要素的戰略聯動。直到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報告》提到27次「產業」，並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宣告「香港開始有產業政策」，香港才算初步跨入這道門檻。

有賴「耐心資本」進行「產業投資」
突破「缺芯」瓶頸貫穿全產業鏈條

只是，特區政府長期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放任，又習慣「小政府大市場」的無為，當下的產業政策主要是以土地優惠進行招商引資為主，如果要在起步較晚的情況之下探索出一套「從有到強」的產業政策，仍須再下一番苦功夫；而「合肥模式」和「長鑫經驗」，正是值得相關官員好好學習產業治理的案例。首先要回答「學什麼」，就要擺脫一些誤讀。

很多人將合肥的轉型歸功於政府的「風險投資」，甚至將長鑫的崛起視之為一場「豪賭」；然而，長鑫背後的合肥國資體系早已澄清，他們靠的是「耐心資本」、做的是「產業投資」。「風險投資」追求的是單個項目的財務回報和短期套現，而「產業投資」着眼的是產業鏈的集聚、在地稅基的壯大、以及區域長遠的發展。長鑫的累計虧損曾經高達數百億元，對於純粹追求財務指標的市場基金而言，這種項目早就該被腰斬；但在合肥國資看來，當地本身以家電、平板顯示、汽車製造作為支柱產業，但在轉型升級當中全都遭遇「缺芯」的瓶頸，而長鑫的落地，則是最為關鍵的「補缺」——既有助實現芯片製造的本地化配套，還能拉動數百家貫穿材料、製造、應用等上中下游環節的配套企業的集中落戶，推動集成電路產業產值從百億級飛越至萬億級——如今甚至突破了美國的技術封鎖。

重視構建現代產業引領作用
發揮有為政府極端專業主義

這樣的發展規模，絕非傳統那種依靠土地財政和稅收優惠的招商引資方式所能應對，必須構建一條從「研發端」的工具補助、到「生產端」的項目投資、再到「市場端」的採購補貼都非常完整的政策支持體系。自從2013年出台《合肥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2013–2020）》，指出了這是事關經濟發展、國防建設、人民生活和信息安全的基礎性兼戰略性產業、對於推動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具有重要引領作用，並且明確了「市場導向、應用牽引、創新驅動、特色發展」的發展原則；合肥後續又再發布了逾十份涉及有關產業的土地園區供應、基礎設施建設、人才隊伍引育、成果轉化促進、高校科研合作、產業集群獎勵、金融支撐保證等等方面的產業政策，可謂投入了最好的資源、給予了最優的環境。

這種全面佈局的定力和魄力，對於偏好「搵快錢」的香港來說，幾乎是不太可能想像的事，但合肥偏偏做到了，而且示範了「有為政府」所應當發揮的極致專業主義。為免保守官僚的行政阻礙或胡亂指揮——在體制上，合肥國資將股權下放至建投、產投、興泰三大國有資本平台，實行國資委、平台公司、產業項目的三層管治，並給予平台公司充分的市場化彈性和激勵性措施；在決策上，引入或投資重磅項目時，會透過由專業經理人、智庫、法律團隊組成的智囊體系進行深度盡職調查，甚至聘請國際專利律師對技術路線與幾千項專利進行自由實施（FTO）侵權風險評估，以衝抵項目在商業化路徑上的巨大風險。

極強財政韌性願意承擔缺損
高度容錯機制鼓勵大膽決策

最令人佩服的是極強的財政韌性和高度的容錯機制。合肥對天使投資基金設定了高達40%的總體風險容忍度，對於單項項目甚至允許最高100%的虧損；而且，當局配套出台「盡職免責」操作清單，只要有關投資決定履行了盡調程序、信息披露和集體決策等流程，即使項目最終失敗，相關負責人也不用承擔過度追責。更值得一提的是「雙線並行，獨立決策」，即國資平台按照市場化的投資邏輯進行研判和投資，同時政府部門按照產業政策邏輯進行評估和落地——兩線互不干擾，既保證了投資的專業性，又保證了佈局的戰略性。

近年特區政府確實展現了轉型姿態，嘗試擺脫「積極不干預」的經濟哲學，也成立了主動出擊投資初創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並計劃在「北部都會區」透過「分階段開發」與「靈活批地」壓縮發展時間、「交地抵價」與「按實補價」增加開發誘因、還有「雙信封制」強調確保土地使用符合產業導向。對照長鑫的突圍過程，合肥官方擔當了「產業組織者」的主動角色，而香港產業政策還有進步空間，目前處於「只搭台，不入局」的被動狀態，少了全產業鏈的生態規劃，沒有耐心資本的全力托底，做不到官產學研的深度配對，形成不了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需求，更別說上下同欲破釜沉舟的改革決心。

香港產業政策處於被動狀態
學習合肥徹底扭轉政府角色

因此，若要解答「怎樣學」，不能只是呼喊「參考借鑑」的口號，更不能盲目複製「合肥模式」。香港要學合肥，要學會科學地投、專業地管、理性看待回報，核心在於價值的重塑和制度的改革，要將政府的角色從被動的「補貼發放者」、「場地出租者」，徹底扭轉成為具備戰略膽識和前瞻視野的「產業打造者」、「風險共擔者」；但香港不要做合肥，不要全盤套用「國資主導」的方式去發展全産業鏈的重資産製造，而是可以高度服務國家的戰略需求，深度融入大灣區的產業鏈發展，補齊俗稱「中試」的「中間性實驗」製造這塊關鍵短板，和其他灣區城市共同打造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創科產業集群。

合肥用十年時間證明，一座城市的產業命運絕非由先天稟賦死死限定，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展現出全面的產業規劃、前瞻的戰略定力、專業的執行能力、勇敢的承擔風險。香港坐擁世界前列的科研水平、自由流動的國際資本、制度優越的法治環境，發展創科的底子遠比當年的合肥厚實，也有潛力走得比今天的合肥長遠。十年之後，香港將會孵化什麼，又能探索出怎樣的產業政策，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