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繼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之後，習近平黨建思想於日前正式推出。由於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現行《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亦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法學院教授柯華慶教授認為，習近平黨建思想是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中最重要、最具統領意義的部分，這一概念的提出也意味著習近平思想體系已經發展成熟。
柯華慶在本文中總結了中國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和獨特構成，提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社會主義文明，而習近平思想則是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集大成。和王滬寧等對中國現代社會主流意識的構成論述在某種程度不謀而合。
柯華慶在文中還提出，雖然中共以巨大的謙虛將毛澤東與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系以「思想」命名，但實際上和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一樣，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也具有特別強烈的價值目標、歷史方向，以及實踐方案的意義，用 「習近平主義」其實更能精準體現這一思想理論體系的內涵與外延。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法學院教授，黨導立憲制理論創立者柯華慶。

6月15日，全國黨建工作座談會在京召開，隆重推出「習近平黨建思想」。會議明確提出，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黨建篇，習近平黨建思想在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發展史中和中國共產黨黨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如何全面深入理解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提出？我曾經在2014年1月提出「習近平精神」，在多維月刊發表《習思想還是習精神？》。2020年8月，我接受香港01專訪，分別以「對話柯華慶·上：中共理論班底為何跟不上習近平的步伐」「對話柯華慶·中：中國學者亟需『續寫馬克思』」和「對話柯華慶·下：中共是時候總結並提煉其理論了」發表。在專訪中，我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傳統文明是秦始皇和漢武帝奠定的，可以稱為「秦皇漢武」；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社會主義文明，由毛澤東奠基和習近平肩負定型的使命，所以稱為「毛澤東習近平主義」。那時候提出「習近平主義」是前瞻性的，現在黨中央隆重推出「習近平黨建思想」，可以說時機成熟了。

柯華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想圖景

為什麼一開始是「習近平精神」？

自2008年初從美國做博士後和訪問學者回國之後，我開啟了對社會主義中國正當性和規範性研究。我系統考察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及其中國思想界的重大爭論，2012年7月完成著作《第三次變革》（經過新聞出版署特別審閱後2013年3月由上海三聯書店正式出版）。在《第三次變革》中，我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在經歷西方列強入侵後，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政治獨立、經濟自強和精神自主。政治獨立主要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完成了的，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誌；經濟自強主要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在毛澤東時代基礎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的，以中國GDP總量在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為標誌；中華民族即將開啟第三次變革——精神自主階段。現在可以說精神自主階段是以黨的十八大提出「四個自信」開啟的（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徵程。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我提出了「習近平精神」，「習近平精神」是精神自主在國家層面的恰當表達。2014年2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首次正式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四個自信」形成了，更加堅定了我對第三次變革的認識。由此，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精神分別代表三個時代的旗幟。

2017年7月，在官方僅僅提出「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的背景下，我在《多維》月刊上發表「習思想還是習精神？」堅持「習近平精神」。我認為，精神是思想、理論的遞進與昇華，習近平精神是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民族精神自主的時代，精神自主需要自主精神，習近平精神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自主精神。習近平系列講話無不體現習近平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下作為大國領導人的自主精神，展現民族復興的精神氣象。精神不僅僅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更是一種蓄勢待發、積極作為的狀態，具有極大的能動性，通過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活動，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東西。正如黑格爾所言：「因為就像靈魂的指導者水星之神，『觀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領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導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世界歷史各大事變的推動者。」習近平精神要求中華民族走偉大復興道路，民族復興道路必然是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所以習近平精神也是自主創新精神。習近平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沈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可以說自主創新是習近平精神的靈魂。

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提出標誌著習近平思想的成熟

黨的十九大首次將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定義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2014年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基礎上，黨中央先後提出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黨建思想，這些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習近平黨建思想是剛剛才提出來的，但是最重要的。

習近平黨建思想實質上是習近平政治思想的核心。當前中國的政治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建無疑是中國政治的核心。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現行《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是核心。毛澤東曾經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鄧小平也一直強調黨的領導，只是在「韜光養晦」策略下，說得比較隱晦。1978年，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證」，這是從規範層面將黨的核心地位提出來了。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認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這是後來黨中央明確提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基礎。十八大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國內外複雜的政治形勢，習近平將黨的領導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習近平黨建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最大特點是一方面強調黨的全面領導，另一方面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每次提到「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時都會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在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強調全面依法治國，而且已經形成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的黨規國法一體化的治理邏輯。廣義上的政治包括黨政軍和外交，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和總體國家安全觀都是習近平的政治思想，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提出標誌著習近平政治思想的成熟。

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提出標誌習近平思想體系的成熟。黨的全面領導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而是全方位的，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第一條都是堅持黨的領導，在習近平強軍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都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習近平政治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共同構成習近平思想的理論體系，其中習近平黨建思想是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的龍頭。

習近平思想的成熟標誌著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走向成熟

習近平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管黨治黨和七十多年來治國理政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思想理論表達，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由傳統文明秩序被迫捲入世界現代體系，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與文明重建成為近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命題。面對內憂外患，無數中華兒女開始探索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開啟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持續不斷的文明轉型進程。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先後經歷了不同方向的探索。以「師夷長技」為代表的洋務探索，試圖通過器物更新實現國家自強；戊戌變法和立憲探索嘗試推動制度革新；辛亥革命推動封建帝制終結，開啟共和實踐；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動思想啓蒙與現代觀念傳播。這些探索在民族覺醒、制度更新和思想解放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和現代國家建構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探索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現代化發展的制度基礎；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深刻變革；進入新時代，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不斷探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形態。

回顧這一歷程，可以看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是對外部文明模式的簡單複製，也不是傳統文明的封閉延續，而是在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通過持續探索、制度創新與文明更新形成的發展道路。這一探索凝聚了近代以來中華兒女的不懈追求，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進民族復興和文明發展的歷史實踐。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在「兩個結合」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現代化探索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同時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第一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不僅僅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多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植根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根基上形成了中華馬克思主義，中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可以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質上是中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社會主義文明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也就是現代社會主義文明。

社會主義是獨立的長期存在的國家形態。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歷史上並沒有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社會主義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全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在過渡階段的政權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現實中社會主義政權是在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基礎上建立的，中國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然後通過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補經濟發展的課。共產主義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充分發展，而且要求人們道德高尚，只要有點生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共產主義社會不可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實現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在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漫長的過程才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並非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而是獨立的長期存在的國家形態。

社會主義國家中必須長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主要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然後就進入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在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之後的黨的領導地位問題，一直沒有理論上的闡釋。習近平思想中最核心的是長期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全國黨建工作座談會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時代課題，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習近平黨建思想。共產黨長期領導和長期執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特徵，共產黨通過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才能逐步朝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形成的現代社會主義文明是一種不同於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形成的基礎。

自古希臘到馬克思，西方政治學理論一直是亞里士多德的「統治者-被統治者」的二元主體分析模式，這個範式無法說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封建主義國家的區別。如果我們突破西方的兩主體政治模型，用三主體模型就能夠很好地說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封建主義國家的區別，為現代社會主義文明奠定政治理論基礎。

按照能力，自然社會中的個體構成一個從最弱者到最強者的連續序列。個體又可以聯合起來成為組織，有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等等，組織也可從最弱者到最強者形成一個連續序列。由於有了組織，原來的強弱關係可能會改變。例如，在勞資關係中，一般是勞方弱、資方強。然而，如果允許勞動者組成工會，那麼相對於單個的資方，工會更強。將所有個體和組織按照能力強弱排列就可以形成從最弱到最強的連續序列。為了實現有效治理，一個國家更可能是一類主體聯合另一類主體節制第三類主體。君主是最強者，貴族是強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間兩兩聯合節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種：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強者與弱者聯合，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按照常識，聯合中總是更強者佔據主導地位：最強者與強者聯合時最強者佔主導地位，強者與弱者聯合時強者佔主導地位，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時最強者佔主導地位。

長期以來，政治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統治弱者的政治，是封建政治。中國夏商周朝是典型的封建主義，自秦皇漢武至清王朝的封建專制政治也是封建主義，都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天子或皇帝聯合諸侯或儒家貴族統治平民，是君主制與貴族制的混合，是貴族輔助下的君主制，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夏商周是封建制，秦朝至清朝是大一統的郡縣制，有所不同：夏商周是封地建國，貴族是世襲的，天子與諸侯一起統治老百姓；自秦朝開始是封官建國，貴族是變化的，皇帝與儒生一起統治老百姓。封官建國與封地建國相比，最強者的權力相對來說更強，然而兩者中皇帝都是最強者，從統治模式來看是相同的，都是最強者聯合強者統治弱者。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君主聯合貴族一起統治平民，民主制的希臘城邦是罕見的另類，持續時間也很短。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聯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於工商經濟條件下平民已經覺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強者（資本家）與弱者（選民）聯合的政體，資本家聯合平民（選民）制衡政治權力，是貴族制與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貴族制，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也可以稱為黨爭民主制，權力分立與制衡和多黨競爭等等都是實現資本家控制國家政權的制度設計。

社會主義國家是民主集中制或黨導民主制。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產黨是最強者，共產黨之所以是最強者在於其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且將絕大多數人民組織了起來，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政治是最強者（共產黨）與弱者（工農）聯合，共產黨領導工農節制資本和權貴，稱為黨導民主制。葛蘭西提出了現代君主理論，認為現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要素，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並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行。歷史發展已經提供出來的這個有機體，就是政黨——它作為最初的細胞，包含著追求普遍與總體的集體意志的胚芽。」滿足現代君主條件的不是競爭選票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作為領導黨的列寧式共產黨。「黨肩負著塑造出有能力的領袖的任務；它們是群眾選拔、培養和繁育領袖的職能部門，因為必須要有這些領袖，一個特點的社會集團才能由烏合之眾連成一體，成為一支有機地組織完備的政治隊伍。」按照葛蘭西的理論，黨導民主制也可以稱為現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的特徵。當然，此「君主」絕非封建意義上的「君主」，而是強調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必須強調的是，三種政體中的兩者聯合節制第三者並非要消滅第三者，也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權利，對強弱關係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變，否則政治制度就不會持久，最終會成為兩個主體的政治，而非三主體的政治。即使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主體政治中，統治者也不能完全消滅被統治者，否則就沒有了被統治的對象。最強者、強者和弱者三者之間的關係維持一種動態平衡，平衡被打破將導致社會變革，從一種政治轉變為另一種政治。在封建專制政治中，皇帝（最強者）與知識貴族（強者）聯合統治平民時，只是使得平民（弱者）比自然狀態下更弱，但也需要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否則就會爆發暴力革命。在資本主義政治中，資本家（強者）和平民（弱者）聯合防止出現一個持續強大的政府權力，資本主義政治節制總統或首相（最強者）時只是使得總統或首相不能充分發揮政治權力和不能長期成為最強者，但總統或首相仍然是該國最強者（因為總統或首相是行政首腦，決定了政府的正常運轉）。

社會主義政治如何對待強者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由於遺傳、教育和社會因素的作用，自然競爭條件下，每個領域都有強者和弱者。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的人賺錢多有的人賺錢少，賺錢多的就是財富上的強者。社會主義政治節制強者的正當性在於公平正義，因為自由競爭條件下強者獲得了其不應該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種的兩棵樹為例，一棵長得快的樹會吸收另一棵長得慢的樹的養分並且遮擋陽光，導致另一棵樹的生長比正常生長更加緩慢。自然競爭條件下必然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需要有最強的政治力量來節制少數強者。社會主義政治不能也不應該完全消滅強者，而應該是通過最強者來節制強者，一方面使其沒有能力挑戰最強者，另一方面保證強者和弱者的動態平衡，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強者既要保證強者的所得或權利多於弱者，但同時要節制資本和權貴，以避免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通過法治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裏的基本權利既包含消極自由權利也包括積極自由權利，即共同自由：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不容許其他任何主體的侵犯，同時每個人的基本自由能力應該得到共同體成員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種平等的自由。在消極自由權利中，包括基本的財產權。無產階級革命不是為了使所有人都成為無產階級，也不是使資產階級成為無產階級，而是使所有人都成為有產階級，這裏「有產」可以是私有財產權意義上的，更是最終消費意義上的，這是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價值，共同富裕是物質層面上的共同自由，是一般共同自由的基礎。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社會主義政治在鼓勵資本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同時必然會節制資本的肆意擴張，沒有政治權力節制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資本的擴張和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最終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政治之所以是社會主義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權力與資本聯合統治平民，接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治，也不可能是資本與平民聯合節制政治權力，演化為資本主義政治。

從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但每個國家由於歷史、自然資源、地理、人口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其發展順序並非是直線式的，有的國家可能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有的直接從封建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跳到社會主義社會，有的可能長期停留在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在經歷社會主義社會後又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從封建專制政治、資本主義政治到社會主義政治既是社會階層不斷平等化的過程，也是自由人群體不斷擴大的過程，是民主化的發展。就同一個國家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比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主義社會更民主、更平等、更富裕、更自由，否則就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更富裕和更自由不是指少數人，而是指絕大多數人。

社會主義政治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是人民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現實中不同群體的利益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對立的，如果採取自由競爭選舉的方式，必然會使群體分裂為幾個黨派，只會形成盧梭的「眾意」。如何將利益多元的群體的利益綜合在一起形成盧梭的「公意」，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不能僅僅是某一類群體的，所以不能僅僅由工人階級領導，而應該由反映人民整體利益的組織所領導。這樣的組織應該由人們自願申請參加，而且按照組織的章程嚴格挑選出人民中各個階層的先進分子，使之與各個階層形成一一映射關係，組織代表一個整合的人民利益，而非各個階層的利益。至今為止，這樣的組織就是共產黨，人民民主就意味著代表整體利益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之間的關係稱為黨導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由各領域各階層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通過黨內法規自始至終保證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通過黨導法規來實現共產黨領導人民，是一種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新型德性民主體制機制，共產黨是領導黨，因此就不需要通過競選而成為長期的執政黨。這就是「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的基本含義。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形態的正當性和規範性理論已經有四百多年來的理論建構，然而，當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被認為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過渡階段」導致理論界一直停留在「過渡心態」，而過渡階段的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當代中國的實踐探索和未來發展，無法說明「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無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等等。現代社會主義文明理論的缺失是導致全世界知識界不能自覺接受社會主義中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根本制約。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於事的。」進一步，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2026年5月17日再次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黨中央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個結合」、「人類文明新形態」都是社會主義中國對「四問」的明確回答。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了構建中國自主創新知識體系的三個原則：第一，體現繼承性、民族性。第二，體現原創性、時代性。第三，體現系統性、專業性。按照社會分工，這些都不是領導人和宣傳部門的事情，而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使命，需要中華學者艱苦卓絕的努力。總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現代社會主義文明的理論體系建構，任重而道遠。

「習近平思想」還是「習近平主義」？

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接著在黨的十五大中提出「鄧小平理論」。按照這樣的邏輯，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二十一大或之後提出「習近平思想」在很大可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究竟是「習近平思想」還是「習近平主義」更能精準體現這一智慧結晶呢？

思想、理論、哲學與主義既有層次區別，又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生成與歷史實踐體系。總體而言，它們不僅體現人類認識世界的深化過程，也體現人類塑造文明秩序的能力。

思想是人們對世界、社會和人生形成的觀念、見解與判斷，具有創造性和開放性。理論是在思想基礎上形成的邏輯化、體系化解釋結構，用以揭示規律、說明機制。哲學進一步追問存在、認識與價值的根本問題，為理論提供世界觀與方法論基礎，是理論體系的深層根基。主義則是在思想、理論和哲學基礎上形成的價值目標、歷史方向和實踐方案的統一體，它不僅回答「世界是什麼」，更回答「世界應當走向何處、如何實現這種方向」。

如果說思想是「點」，那麼理論是「線」、哲學是「坐標系」，主義是「面」——把理論鋪展開到現實世界。主義通常與政治、社會制度密切相關，面向現實世界，用來指導實踐。

思想、理論、哲學和主義四者之間並非線性遞進，而是動態統一：思想形成理論，理論深化為哲學，哲學凝聚為主義；而主義一旦形成，又反過來統攝思想、組織理論、塑造哲學，並通過制度、文化與社會實踐轉化為現實力量。因此，思想提供源泉，理論提供結構，哲學提供根基，而主義提供方向與歷史動能。從文明演進角度看，主義往往是一個時代思想成果的綜合表達，也是連接觀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最高實踐形態。

以習近平時代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同樣重要，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者和社會主義中國的開創者，習近平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的定型者。二者的的思想理論體系都非傳統學術定義的思想、理論或哲學範疇所能涵蓋，而是和馬列主義主義一樣，具有明確的價值目標、歷史方向，是思想理論與實踐方案的統一體。事實上由於毛澤東實際上對中國和世界的巨大影響，西方政治家和學者常常都說「毛澤東主義」或者「毛主義」。

習近平最初提出了「四個自信」，可以用「習近平精神」來表達。自十八大以來，逐步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體有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黨建思想等八大思想，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思想理論體系。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是在「第一個結合」基礎上的「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植根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傳統文明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社會主義文明，是中華馬克思主義。中華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解決了一百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所揭示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獨立的長期存在的國家形態。馬克思主義在列寧發展之後被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代被毛澤東和習近平所發展，毫無疑問可以稱為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習近平主義，將獨立的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階段的旗幟簡稱為「毛澤東習近平主義」也是合理的。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謙虛將毛澤東與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系以「思想」命名，但實際上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頭龍，所以習近平思想不僅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更是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超出民族國家地理邊界的意義，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都非常巨大，其價值目標、歷史方向，以及實踐方案的意義特別突顯，所以用 「習近平主義」或許更能精準體現這一思想理論體系的內涵與外延。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法學院教授，黨導立憲制理論創立者柯華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