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對民營企業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風波的表與裏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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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力拼經濟,調整防疫政策之後的中國真的很拼。從中央到地方,優化營商環境一再被強調,支持與鼓勵民營企業一再被重申。

前有習近平在兩會期間專門對民營企業派的定心丸——「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依法維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排憂解難,讓他們放開手腳,輕裝上陣,專心致志搞發展」。

後有新任總理李強在首場記者會和首場地方座談會上的反覆承諾——「『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過去沒有變,以後更不會變」,「我們將在新起點上大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依法保護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各類經營主體公平競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3月13日,總理李強首次見中外記者,副總理張國清、丁薛祥、何立峰和劉國中一同出席。(REUTERS/Florence Lo/Pool)

此外,新任副總理丁薛祥、何立峰也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和利用外資的中國立場。丁薛祥3月26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表示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並且是國家發展的基本需要,像人類要吃飯、喝水、呼吸和睡眠一樣,並承諾持續擴大市場準入,全面優化營商環境,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何立峰3月28日在參加廣州舉行的「投資中國年」招商引資活動啟動儀式時發表講話,表示中國將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着力落實支持在華外資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進一步健全完善服務和保障體系,持續打造更優良的營商環境。

伴隨着高層的接連喊話,國家網信辦計劃今年開展「清朗·優化營商網絡環境 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專項行動,再加上馬雲回國的消息傳來,人們一方面明顯感受到了中國疫後經濟重建的急迫性,另一方面也在靜觀此輪政策導向的實際作用力。

也正是在這樣的敏感時期,作為博鰲亞洲論壇舉辦地的海南省,居於提振民營經濟整體中的重要一環,卻陷入了一場輿論風波。3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該《通知》包含六大項26條,在第二項第5條中寫道,「開展涉民營企業案件立案監督和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行動,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案件。貫徹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根據民營企業的需求,引導律師行業開展服務民營企業免費『法治體檢』活動,指導公證、司法鑑定機構暢通民營企業法律服務綠色通道,對符合規定條件的緩減公證、司法鑑定和仲裁費用。全面推行輕微違法行為依法從輕、減輕或不予行政處罰。」

3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官網截圖)

該《通知》發出兩天後,海南省召開全省優化營商環境大會,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建設法治政府、誠信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是這場大會的主題詞和關鍵詞。

一直到28日,經由媒體傳播,海南省《通知》中的「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才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的普遍疑惑在於:難道為了拼經濟,法律可以不管不顧「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賦予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法外特權?如果法治的底線都可以突破,那麼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信心真的可以建立嗎?

在巨大的爭議聲中,一些媒體和胡錫進等開始出面做出澄清,表示該政策被徹頭徹尾誤讀了,並羅列了這一政策的詳細淵源與司法解釋。「『能不捕的不捕』的司法政策,其實已經實施了多年了,這一次寫入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形成了『出圈傳播』效果,引發了公眾關注,甚至產生了誤讀。這說明常識需要一再被重申,才能強化司法政策的穩定性、可預期性。」「『能不捕的不捕』的司法政策,不是放任企業家犯罪,而是減少因為辦案對企業的不必要傷害,不能因為船長涉嫌違法,就放任大船撞冰山。這個政策也不是製造企業家和普通人的『不平等』,因為這一政策只適用於經營類犯罪,企業家涉嫌殺人、強姦等暴力犯罪的並不適用。」「法治,就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能不捕的不捕』的政策不是法外施恩,是法治升級,有嚴格適用範圍、適用標準和程序,對民企是厚愛,也是嚴管。」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虹橋國際經濟貿易論壇期間,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左)與時任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會談。(資料圖片)

表面上看,海南省的政策並無不妥之處,司法解釋也說得通,但就是這樣一個實施了多年的政策,為何能在今天造成一場輿論風波,本身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常識需要一再被重申」,究竟是常識在現實政治中被扭曲了,還是人們對常識的理解出了問題?

《香港01》此前在《最高法、最高檢的挑戰在報告之外》中對疫後中國社會面的一個突出變化做過分析,具體來說:一方面人們對法制極度失望,因為過去三年尤其是上海疫情開始,確實發生了很多跌破人們常識和法律底線的事件,比如入戶消殺、隨意封控低風險小區等;另一方面,人們的法治意識空前高漲,因為疫情三年尤其是後期確實起到了「全民普法」的實效,這也是為何今年兩會不少與法相關的提案能引發輿論極大關注的背景所在。

從這個層面來看,海南省陷入輿論風波,意外也不意外,意外在於「出圈傳播」,不意外在於該事件不過是疫後整體社會氛圍的具體化而已。對官方來說,除了出面澄清,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脈社會的民情、民意。正在全黨進行的調查研究,尤其不能忽略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