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又一年的『基建周』，我們已處於我相信將改造美國的『基建十年』的風高浪尖之上。」在19位共和黨參議員聯同50位民主黨參議員通過1萬億美元基建法案之後，美國總統拜登8月10日如此宣示。這不只是美國近年極其難得的兩黨合作案例，也顯示出拜登當局經常掛在口邊的「民主對抗專制」戰略論述中的良性一面。

在這次萬億基建法案的通過之上，值得留意的是參議院少數派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對這個兩黨溫和派議員經月談成的方案的支持——即使特朗普上周威脅他將不會支持那些支持法案的共和黨議員，麥康奈爾還是站到了拜登的一邊。

共和黨難得的配合

對於今天美國兩黨的政治裂縫，麥康奈爾可謂責無旁貸。他在奧巴馬首屆任期開始已經以「嚴厲阻礙者」（strict obstructionist）的立場領導參議院共和黨人，本着「逢藍（民主黨代表顏色）必反」的精神行事，令美國在府院分治之際無法推出任何重大政策。到了拜登上台之後的本年3月，由多數黨領袖變成少數黨領袖的麥康奈爾，依然聲言會「100%」集中阻止拜登政府。

麥康奈爾明白到，在美國的體制之下，任何兩黨合作達成的政策成果，都會被包裝成白宮主人的施政成就。要在兩年一選的國會中搶佔主導地位，最佳的策略就是盡一切努力阻礙白宮對手的施政。

這種邏輯至今也沒有改變。然而，在拜登宣揚「民主對抗專制」的新國家時局之下，麥康奈爾和一眾共和黨人此刻似乎也果真暫時將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和黨的短期利益之上，因而願意與拜登聯手推動萬億基建，展示出罕有的兩黨合作。（當然他還有其他政治計算。）

在方案通過後，麥康奈爾就指基建方案是「歷史性的」，而且證明了「政治走道的兩邊仍然能夠圍繞合乎常識的解方而走在一起」。類似的提法幾乎可出自拜登之口。

民主黨的讓步

當然，相較於拜登當局原先提出高達2.3萬億的基建方案，這次的萬億美元法案無論在銀碼上，還是具體項目上，都對共和黨作出了極大的讓步。此法案實際上只有5,500億美元的新增開支，全都用於修橋補路之類的「傳統基建」或「硬基建」（hard infrastructure），也沒有以增加企業稅負的方式來為基建項目籌款，而民主黨所力推的「人的基建」（human infrastructure）項目也幾乎缺席。

在法案通過參議院後，拜登更對支持法案的共和黨人連番致謝，並稱他幾乎逐一致電了各議員致意，可見拜登爭取共和黨人支持的熱切。

此方案的新增撥款有1,100億美元用於修橋補路、660億用於客貨運鐵路、650億用於更新電網、650億用以改善寬頻網絡、550億用於包括更換含鉛水管在內的水基建，470億用於基建的「恢復能力」（Resilience，包括網絡攻擊和極端天氣影響）、390億用於公共交通、250億用於機場建設等等。全部都是幾乎毫無爭議的基建項目。

而民主黨力爭的新能源和社會正義等項目則沒有得到太多的照顧。例如興建電動車充電站和改用電動校巴的撥款只分別為75億；而白宮原主張重新連接被過去交通建設割開的社區的200億計劃則被減至10億。

目前，民主黨將會把學前教育、托兒服務、免費社區大學、可負擔住屋、潔淨能源、氣候變化、境內移民合法就業、潔淨能淨技術、扶助中小企等等一系列未得共和黨同意的項目加進去他們打算獨力通過的3.5萬億預算之中。

在8月11日的清晨，參議院已以簡單多數通過了這一方法的藍本，是為民主黨基建大計的下一步。此案尚須眾議院通過才可啟動能繞過參議院拉布的「預算協調」（budget reconciliation）程序。而由於民主黨進步派擔心若在3.5萬億方案未前途未定之際先行通過萬億基建方案，屬溫和派的民主黨議員會調轉槍頭反對進一步大增聯邦開支，因此眾議院民主黨人很可能會等3.5萬億預算定案後才會以此聯同此刻的萬億基建法案一併通過。

基礎建設是外交政策？

雖然即使沒有共和黨配合，民主黨也能獨自通過拜登的全盤基建大計，但白宮此次不惜連番讓步以換取共和黨人的局部配合，其實已展現出拜登對於美國國策的核心佈局。正如其大多數國內政策一般，拜登都喜愛以之與「民主體制」連上關係。在參議院通過基建法案後，拜登就稱妥協是民主體制運作之必需，更聲言這是攸關「民主體制為人民帶來成果」（democracy delivering for the people）。可見，由跨黨共識達成的萬億基建，對拜登而言，是其自命的守護民主重任的重要一環。

其實，早在拜登將其總統歷史位置定為「民主對抗專制」的大辯論之前，諸如現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拜登智囊早已鋪陳出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的協同操作性質，指出國內經濟政策與地緣政治政策的互動性。因此，拜登的基建政策，是其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一體兩面，而當中國已成為了「專制」這個劇本角色的預定演員之時，基建政策也可算是對華政策的一部份。

這種思維上的轉變，在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8月9日在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工程學院的演說中呈現得一清二楚。他開宗明義指出「沒有任何東西比我們的國內復興（domestic renewal）帶來成果更能提升我們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他承認「我們正在落後」，聲言若此趨勢不改，「民主的模式和生活方式將更缺乏能力去面對來自專制政府的猛烈挑戰」，因此，「國內公共投資」也是一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議題。

布林肯追溯到前總統林肯和小羅斯福在教育等項目的公共投資，指出幾十年來對於公路、鐵路、港口、機場、電網等巨大公共基建項目為美國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打下基礎」，間接反駁列根總統以來只重私人投資的新自由主義。布林肯坦言，如今美國已然落後，特別是在基建和科研開支上落後於中國。

何以國內復興會是推進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工作」？布林肯提出三個原因：一是全球競爭力的問題，這與基建和人力培訓的公開投資脫離不了關係；二是在外交上，能夠從「國家實力（national strength）的地位」去應對他國，是「所有事情的關鍵」（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三是國內復興與美國捍衛民主的外交政策要務攸關——這似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中美良性競爭的側面

布林肯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都正受到威脅」，「威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正在興起」，而拜登當局「正在爭辯我們的體制——民主制度——才是比較好的」。他續指，「這樣說是一回事，要證明事情確是這樣則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們和所有民主國家愈能向世界證明我們能為人民、為彼此帶來成果，我們愈能否定威權國家喜愛告訴人們的謊話，即我們的制度已處於絕望的分裂和癱瘓，因此他們的制度才是滿足人民基本需求和希望的較佳路徑」。

要勝出這一場制度辯論，布林肯坦承「最終來說，這並不關於其他國家，而是關於我們，關於我們能夠做什麼讓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未來更加輝煌」。拜登的基建正是此中從美國本身出發的關鍵一步。

這種重視國內發展，以政策客觀成果來量度美式民主是否勝過其他政制的思維，從中美比試的角度看來，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良性競爭的側面。相對於着力壓制對方制度的政策成果，這是一種能促進雙方各自自我改善的競爭——正如拜登當局開始像中共一般重視公共投資和高科技產業政策一般。

然而，在拜登治下，特朗普時代遺留下來的打壓式政策卻未見大變，阻止高科技產品出口予中國企業的實體清單依然在不斷擴大、勸說他國棄用華為的努力依舊。這些政策明顯不是「關於美國人」，而是「針對特定國家」的政策，不止是一種故意將對方壓下去而非自我提升的惡性競爭手段，更讓中美兩國的關係愈來愈缺乏善意。

拜登當局基於美國自身的競爭論述，無論有沒有制度性對立的包裝，也是值得鼓勵的。然而，在這一套證明民主制度能夠帶來成果的故事之中，打壓式的惡意手段卻絲毫無改，這卻透露出拜登及其幕僚的言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