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Y世代為何活成最抑鬱的一代?
來稿作者:楊思毅
11月4日,林偉全議員在立法會書面質詢:開心指數調查顯示,逾四成受訪市民自評有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Y世代最不快樂,政府會否做專項調查?醫務衞生局的書面答覆以「支援青年人」起首,列出《青年發展藍圖》、「情緒通」18111等措施,並說要培育正向思維、提升抗逆力,讓他們成為「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未來奮鬥的新一代」。措施值得肯定,卻未交代會否做專項調查。上述開心指數調查只有1,000多份網上問卷,反映受訪者不快樂,卻未能解釋原因。 Y世代指80至90年代出生、今天30至40多歲的一群。不少人已入職場、供樓養家,走到中途發現生活與想像不同。面對他們的不快樂,除了列出支援措施,可否先問:你經歷了甚麼,有甚麼感受和需要?
老師手上的「成功方程式」
我會這樣問,和自己的經歷有關。我是第一屆文憑試考生,今年30出頭。當年一位關心我的文科老師勸我揀翻譯系,說擔保畢業搵到工。他是真心為我好,卻沒有問我喜歡甚麼、害怕甚麼。
我按興趣選了社會科學。2017年在小學教書時,我見過學生突然大哭,發現學校缺乏情緒教育;學生的眼淚勾起我的童年經歷,翌年與夥伴創辦了慈善機構JUST FEEL感講。
老師當年盡了力,我也慶幸沒有照做。問題不在善意,而在「讀對科就有好出路」的假設。程介明在《不讀大學的故事》寫過,單靠一紙學歷已難以一生受用。讀醫衞局回應議員的書面答覆,我想到:有善意、有資源,不等於理解眼前的人;未問清楚便替人決定需要,再用心也可能幫錯方向。
Y世代的壓力應被看見
醫衞局的答覆未解釋Y世代為何不快樂。我們聽着一套人生劇本長大:讀書、入大學、搵錢、買樓、結婚、生仔,照做就會安全。不少人走了十幾年,才懷疑這條路能否帶來安穩。
敢不敢表達困難,不只是性格問題,也看環境。Amy Edmondson(艾美・艾德蒙森)是哈佛商學院的領導力與管理學教授,亦是全球管理學界公認的「心理安全感」研究先驅。Amy Edmondson提出「團隊心理安全感」:一隊人共同相信,提問題、認錯不會受辱或受罰。欠缺這種信任,大家便不敢報憂。我做了執行總監,某些場合開口前仍會心跳加速。我問過一位年輕同事,為甚麼敢向我表達不滿。他笑說:「唔使供樓,大不了咪唔撈。」我才發現,他敢講,也可能因為承受得起離職的代價,不代表我已令人安心。
到了三四十歲,有了年資和職位,卻也多了供樓、養家和轉工的顧慮,更難冒險開口。那套人生劇本還有一條規則:有事忍住,收聲、照做、儲年資。有人說出困境,換來的是「邊個返工冇被鬧過」。聽的人覺得尋常,說的人卻可能覺得:講了也不會有人處理,連自己的經歷都不被承認。
被貶低不只是捱不捱得的問題。美國組織行為學與管理學界的兩位知名學者——Christine L. Porath(克莉絲汀・波拉斯)與Amir Erez(阿米爾・埃雷茲)的實驗發現,被權威人物貶低的人,字謎任務表現低三成三,創意點子少三成九;旁觀者的表現也較差。說「返工係咁㗎啦」,是把有代價的傷害說成必經的成長。
全球學術界研究「情緒勞動」與職場情緒管理的頂尖權威Alicia A. Grandey指出,強忍情緒、裝作沒事,不代表身體的壓力消失,還與情緒耗竭有關;工作自主權與上司同事的支援才有助緩衝壓力。員工開口求助後,機構是否保護他,同樣重要。美國心理學界的兩位知名學者——Carly Parnitzke Smith(卡莉・史密斯)與Jennifer J. Freyd(珍妮佛・弗雷德)稱機構未有保護依賴它的人、反而加深傷害的情況為「機構背叛」;「機構勇氣」則是主動查問、承認傷害、修補制度。
老師也需要被接住
不敢說出困難的情況,也出現在學校。我們多年與學校共建同理心校園,見過老師的壓力未被重視。不少老師正值三四十歲:要回應管理層、支援新人,也要照顧學生。
學校希望老師理解學生的情緒,但老師自己的壓力,又有誰認真聆聽?老師向上司說「我好大壓力」,若只得到一句「個個都係咁」,困難沒有解決,也更難再開口求助。我們教老師聆聽學生的感受、理解學生的需要;但要老師有餘力這樣做,學校也要聆聽老師,實際處理他們的工作壓力。
我們入校培訓時,老師未必不認同善意溝通,而是已經疲累得沒有餘力實踐。Eva Oberle(伊娃・奧伯勒)與Kimberly A. Schonert-Reichl(金伯莉・肖納特-賴希爾)在加拿大的研究發現,老師越倦怠,班上學生早上的皮質醇(壓力荷爾蒙)水平也越高。這提醒我們:關心學生,也要關心老師的工作處境。
講座之外還要減少壓力來源
要讓員工敢求助、求助後得到支援,不能只靠個別上司的善意。政府有嘗試:《精神健康職場約章》截至9月底有超過3,400間機構簽署。但簽署數量不等於員工處境改善:約章自願參加,完成行動項目即可獲名銜,項目多是講座與資訊分享,沒有申訴渠道、調查程序或成效指標。美國心理學家Christina Maslach(克莉絲汀・馬斯拉克)等學者指出,倦怠與工作太多、無話事權、付出無回報、待遇不公有關;這些要改工作安排,單靠講座不夠。
醫衞局的答覆也強調提升抗逆力,但訓練有其限度。中大一項由醫衞局資助的研究,比較92位接受八星期抗逆力訓練的自閉症兒童家長與51位候補者,整體抗逆力與壓力未見顯著改善:只有壓力中等的一群有得着,壓力最大的一群沒有。這不是職場研究,但提醒我們,壓力太重時,不能只要求個人學會承受,還要減少壓力來源。
除了約章,還要改變上下級關係、權力運用,以及「返工係咁」「後生要先捱」的想法。第一步是看自己:難的未必是讀懂指引,而是承認自己也曾這樣對人。知道溝通方法,不代表已有勇氣面對承認自己曾傷人的羞恥。
觀察與判斷間有顯著區分
善意溝通第一步是「區分觀察與評論」,「學生摔門離開課室」是觀察,「他不尊重老師」是評論。美國組織行為學大師Chris Argyris(克里斯・阿吉里斯)的「推論之梯」描述人如何挑選所見、賦予意思,再下結論。說一代人「唔捱得」之前,我們是否還未問過他們經歷了甚麼,就先下判斷?
受傷後,我也曾急着下判斷。一位曾支援我工作的前輩公開說要相信、聆聽、提攜年輕人,也邀請我坦白提意見。我多次約對方談,卻反覆陷入困局:事前提醒,被質疑為何預設有問題;當下提出,遇上情緒爆發;事後再談,又被問為何不早說。對方否認說過傷害性的話,又說我們不接納、不欣賞她,反問是否年輕人、Gen Z太容易有壓力、不夠抗逆力。講又錯,不講又錯;原先的困難擱下,我還得安撫對方的委屈。
我很受傷。幸有其他前輩相助,也從美國心理學界兩位臨床與創傷心理學家Ramani Durvasula(拉瑪尼・杜瓦蘇拉)和Jennifer Freyd(珍妮佛・弗雷德)兩位心理學家的分享學到:有些造成傷害的人被問責時,會否認傷害、攻擊提出問題的人,再把自己說成受害者;即是「DARVO」。認出這種模式後,我才學會不再爭辯,盡力保持距離、照顧自己。幫我的也是前輩,一個人的行為不代表整個世代。
可是,道理明白了,受傷後的反應未必就此消失。面對沒有傷害過我的中老年人,我心裏也曾一閃而過:「佢哋都係咁」,甚至浮起「廢中、廢老」的標籤。下一刻我察覺:眼前的人甚麼也沒做,是我把過去受傷的經驗套到他們身上。受傷不是我的錯,但我有責任照顧自己的傷,不讓別人無辜承受。我需要空間哀悼受過的傷、落空的信任,也要問自己:被指出錯處時,我能否不急着否認、反擊,而是聆聽、承認自己造成的傷害,並負上責任?
向前走之前須先向內問
想理解Y世代,先問:我是否未經了解,就認定他們捱得少、要求多、心理質素弱?我們怎樣看待和回應他們,也會影響他們敢不敢說。
政策上,短期可做專項調查,了解這一代人的經歷。調查未能確定成因,但職場欺凌本身就是值得處理的傷害。香港反歧視條例針對性別、殘疾、家庭崗位、種族,未將一般職場欺凌列為獨立保障範疇;我們需要專門的申訴及調查機制。
台灣今年7月起施行《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防治專章,要求僱主設申訴及調查機制。我在台灣教善意溝通的同行,其後陸續收到企業內訓邀請。有了法定責任,機構更有動力學習:怎樣指出工作表現不足,而不貶抑、羞辱員工。香港也需要這條界線,不能只靠自願簽署約章。
立法不等於放棄溝通。善意溝通需要愛,也需要真理與勇氣:重視彼此的需要,不把傷害說成小事,明知關係可能破裂仍願意說,也願意承認、道歉、改變。法律劃出底線,溝通才有安全的空間。
我不敢說自己理解整個世代,才更需要問:此刻的我,令身邊的人更敢講,還是更不敢講?勸我讀翻譯的老師,我至今仍感激。到我們做大人,但願先問眼前的人經歷了甚麼、需要甚麼,再分享自己的成功方程式。
作者楊思毅是慈善機構「JUST FEEL 感講」共同創辦人兼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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