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衝擊】通識令青年激進? 研究早指無證據 董建華須慎言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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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華認為,七一衝擊立法會是破壞法治,政府一定要徹查事件。他又承認擔任特首期間推行通識教育失敗,是年輕人「出問題」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過往研究指出,通識科並沒有大幅影響學生的公民和政治參與,亦未令大多數學生轉趨激進。除非有更多證據反證,否則政治領袖不宜隨意把社會矛盾怪罪個別原因。董建華治下七年,施政亦屢起爭議,鑒己照人,他實不宜作出輕率評論,避免再為社會添油火。

通識教育科向被指令學生政治立場激進。(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2015 年研究 通識科非激起政治參與主因

董建華在本周三(3 日)主動與傳媒高層茶敍,分享修例爭議和七一衝擊的感受。他認為通識教育導致年輕人問題,形容自己任內推動通識教育「失敗」。按理說,施政者坦承己過,值得讚賞,可惜的是,董生這番「自省」卻缺乏事實基礎。

由反對國民教育課程、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到反修例,每逢青年主導的社會運動興起,總有人怪罪通識科,指摘通識科的政治議題有欠全面,還有教師利用課程鼓動學生反抗政府,董建華絕非第一人。然而,他們似乎妄下判斷,亦逃避爭議核心。就通識教育影響而言,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 2015 年中進行研究,訪問逾 2,800 名中五學生,了解中學生公民價值與政治參與,結果發現,通識元兇論缺乏足夠理據。

舉幾個例子:

一、被問及認為在公眾地方大規模集結能否收效,喜歡通識科學生和不喜歡通識科學生沒有統計的顯著分別。

二、研究中的所有學生,過去十二個月(包括雨傘運動)參與政治活動的次數也不太高,只能說喜歡通識科的學生較不喜歡的學生活躍。

三、其他因素對於預期或實際政治參與度,比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更大,包括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對社會議題的理解力和公民參與能力有信心等。

四、喜歡通識科對改變他們的政治取態沒有顯著影響,反之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會位置,全面審視公共議題。

學者結論,若然繼續糾纏通識科會否令青年變得激進,只會阻礙公眾了解青年激進化的關鍵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在 2018 年初的《港澳研究》期刊刊載,而期刊是港澳辦主辦、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刊物,有一定分量,政治領袖和其智囊理應不會陌生。然而,到了今天,董建華以至其他領袖舊調重彈,隨意批評學生和通識課程,似乎忽略這篇文章,甚為可惜,有失大體。退一萬步,若然時局已經變化,他們認為通識科真的煽動學生衝擊,就應拿出證據,而非憑空判斷。

董建華對立法會衝擊事件感到痛心。(資料圖片)

評論反修例風暴欠說服力 有更合適任務

更重要的是,董建華在擔任行政長官期間,管治問題叢生。在其任內,香港經歷金融風暴、負資產和沙士襲港,非他一人造成,但他拙於處理民生和政治事宜,則導致民怨沸騰。民生方面,政府分拆公屋資產、建立領匯並上市,悄悄宣布「八萬五」房屋政策不復存在,又批准孫明揚「孫九招」托市,強化社會的房屋不平等。政治方面,他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令市政管理轉差,他所揀選的問責制官員裏不少人更屬「惹火」人物,例如馬時亨、葉劉淑儀、孫明揚等人。2003 年的七一大遊行雖然以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為主要訴求,但夾雜了各式各樣的民怨,成為兩年後辭職的導火線。

施政劣跡斑斑的董建華顯然並不是評論反修例風波的理想人選。他把反修例風波責任在於青年示威者及他所謂的「幕後主事者」,無視港人對近年政府施政的怨憤,搞錯了社會復和的方法。真正解決紛爭之道,是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這場「六月風暴」的來龍去脈。作為國家領導人,他更有建設性的行動應該是擔任溝通橋樑,例如主動接觸研究青年議題的學者,掌握民情,並轉告中央領導人,為香港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