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又發生了，美國還是那個始作俑者，一些人將此包裝為打壓邪惡政權、先發制人，稍微關心歷史和國際政治的人都知道，這是謊言，不會因為他們不斷重複而改變。從朝鮮戰爭開始，到越南戰爭、過去二十多年恃強凌弱在中東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肆意妄為，人們還需要更多事實來證明美國與它的盟友在不斷破壞和平、制造悲劇嗎？這一次對伊朗的軍事打擊絕不是例外。

伊朗的任何行為都無法改變它是一個主權國家。在沒有任何「即時威脅」（imminent threat）的情況下，美國和以色列入侵伊朗就是違反國際法。試問，美國入侵伊朗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什麼分別？俄羅斯認為烏克蘭引入北約軍隊是對俄羅斯的「即時威脅」，因而發動「特別軍事行動」。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的理據不成立，支持烏克蘭的抵抗，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轉過頭來，它自己卻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那只能說明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和政治無恥。

襲擊伊朗絕不是因為核武器

特朗普去年在攻擊伊朗的「十二日戰爭」之後宣稱伊朗的核武器計劃已經「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徹底化為烏有）。言猶在耳，今天卻又宣稱現在的大規模攻擊是令伊朗無法擁有核武，沒有人再有興趣研究哪一句是真話。戰爭當然不是因為核武器！而是美國政客相信發動伊朗戰爭或許是一場有贏無輸的政治賭博，能幫助特朗普政權在年底的中期選舉中出「奇」制勝。了解美國選舉政治的人都注意到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低迷，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失去參眾兩院控制權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伊朗戰爭能像劫持馬杜羅一樣「大獲全勝」，或許能逆轉困局。問題是，既然是賭博，也就會有輸贏。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諸多「賭博」看似是輸多贏少，這一次的結局更有可能是兩敗俱傷。如此分析也是以特朗普作為一名「理性」政客為前提，但這個前提卻是難以確立的。

歷史上，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世界曾經承擔過無止境的犧牲。無論美國政客是用維護自由世界安全、消滅專制流氓政權，保證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受侵犯作為藉口，都改變不了戰爭就是美國政客為求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增加勝算的賭注。即使民調數據清晰說明戰爭不得人心，美國人都無法通過民主機制約束這種極端行為，這是美國制度失敗的明證。選舉只能讓政客們獲得過多權力，包括他們無能力掌控的開戰權。

美國敗績累累還要打仗

美國在二戰之後發起過至少四場死傷嚴重的戰爭。美軍在越戰的死亡人數是58,220人，在朝鮮戰爭是36,574人，伊拉克戰爭是4,492人、阿富汗戰爭是2,461人。關鍵是這四場戰爭美國都打輸了。它在越戰是被越共徹底趕走的；在朝鮮戰爭它是被中國軍隊打回了三八線、被迫簽署停戰協議；美國表面上贏了伊拉克戰爭，但最後是灰頭土臉地全面撤退；阿富汗戰爭折騰了二十年，美軍離開時的混亂簡直是慘不忍睹。為什麼一連串的敗績卻還不足以讓美國人吸取教訓，政客們能夠繼續玩弄戰爭遊戲、耗費國家資源？這是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反思的。然而，美國和西方的制度沒有為反思提供路徑，它選出來的領導人絕大多數繼續是「賭徒」，制度允許他們為了維護權力而無所不用其極，不需要將心思放在國家建設和治理之上。

二戰之後，美國沒有一任總統不曾發起或延續了戰爭或軍事行動。民主黨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算是少有的，他只是派遣了特種部隊營救被伊朗扣留的大使館人員，或許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是獲得同一獎項的美國總統，連他自己都表示對獲獎感到詫異，諷刺的是，他上任時美國正身陷兩場戰爭，不久之後，他還為伊拉克戰爭增兵，入侵了利比亞，軍事打擊了ISIS。奧巴馬治下的美國沒有讓世界變得和平。現任總統特朗普不斷吹噓自己應該獲得該獎項。他口頭上是反對戰爭，停止戰爭更是他參選的重要承諾，然而，他在過去一年所發起的戰爭和軍事行動，以及這些行動的投機性，很可能排在歷任總統的前列。

大家估計還記得小布殊總統站在林肯號航母上趾高氣揚地宣稱“Mission Accomplished”。後續的結果是美軍在伊拉克泥足深陷，小布殊成為幾十年來最失敗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領導或鼓勵的顏色革命，無論是在中東、北非或東歐，都曾經讓西方政權以為這是另一次民主自由的勝利，結果是這些國家持續動蕩不安，沒有陷入戰爭或倒退就算是不錯了。特朗普在委內瑞拉、格陵蘭、巴拿馬、伊朗的戰略野心究竟是什麼，沒有太多人知道，就連MAGA運動的核心成員都感到莫名其妙。他這幾天對伊朗的軍事襲擊更是證明大家只能去習慣他的謊言。當他狡辯軍事打擊是為了伊朗政權更迭，他的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以及戰爭部長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卻都明確否定這是美軍發起襲擊的目標。或許特朗普就像美國各任總統一樣，都是在「夢遊」中發起戰爭的。

戰爭的代價難以預估

我當然不贊同俄羅斯使用軍事手段打擊烏克蘭，卻難以否定俄羅斯對威脅自己安全環境的敵對行為擁有反制權利。烏克蘭參與歐洲圍堵俄羅斯的計劃是絕對的愚蠢，這是烏克蘭右翼政客的投機，既然他們要將挑釁俄羅斯視作給歐洲和北約的投名狀，就只能承擔自己行為產生的後果。伊朗的情況不一樣，伊朗對美國不存在任何威脅，「十二日戰爭」之後情況更為明確。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入侵伊朗的唯一理由是以色列控制了美國政府的開戰權，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需要藉此延續自己的政治地位，除此之外，沒有人能解釋特朗普為何作出如此不利於自己國家利益的決定。

猶太裔勢力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不需要猜測，美國大學的研究已經是汗牛充棟。特別是在特朗普上台和以色列近兩年對加沙地區實施種族滅絕之後，情況更為清晰。然而，這一次入侵伊朗，就像二戰之後美國發起的絕大多數戰爭，代價將遠大於特朗普所能預估。如果它和以色列認為定點清除一批伊朗領導層就能達到政權更迭的目的，那是小看了一個九千萬人國家的韌性。除非美國和以色列在伊朗境內還部署了更具戰鬥力的政治反對力量，否則政權更迭不可能發生。就算美國確實是培育了反對力量，伊朗的保守和教派力量不可能被輕鬆消滅，結果只能是一場內戰，對中東地緣格局的破壞程度可想而知。任何誠實的中東問題專家都知道後果，只不過政治投機再一次遮蔽了美國人的認識。

美國是聯合國維持和平的障礙

過去幾年，繼烏克蘭、巴勒斯坦、委內瑞拉之後，現在是伊朗，弱國在軍事實力面前毫無政治迴旋空間，這是西方國家所吹噓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嗎？二戰的戰勝國在戰後成立了聯合國，目的是為了避免戰爭權的濫用。但美國發動的戰爭多數是違法的：朝鮮戰爭是美國趁着蘇聯缺席而草草通過聯合國安理會82、83、84號決議後發生，阿富汗戰爭是濫用了聯合國的決議，只有海灣戰爭是真正得到聯合國安理會678號決議批准的。

聯合國的授權條款就是為了減少戰爭，美國作為聯合國規則最主要的奠基人，竟然變成是最頻繁破壞規則的流氓國家。更荒謬的是，二戰之後，大國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戰爭只是強國欺負弱國，不只是美國和蘇聯，還有英國對阿根廷發動的戰爭，法國在非洲原殖民地的軍事行動等。大國沒有發生戰爭不是因為聯合國的約束，而是因為大家都是核武器國家。小國沒有核武器，更沒有足夠的常規武器，只能是在被欺壓時逆來順受。歷史從來如此，沒有因為這是民主自由西方主導的世界而改變，更沒有因為聯合國的成立而改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然是地緣政治的現實。

中國是最清醒認識這種現實的國家。它為什麼不惜犧牲自己軍人的性命以弱制強介入朝鮮戰爭？為什麼在經濟非常落後時硬着頭皮都要發展「兩彈一星」？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稍有成就就全面建設軍事力量？這是因為歷史教訓和百年恥辱，更是不相信西方霸權在全世界殖民之後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無論他們的嘴巴是如何宣傳所謂的「民主自由」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中國是實施王道的國家

中國歷史上就有「王、霸」之分，但中國政治思想的核心從來都是以王道為依歸，不接受所謂的霸道。王道（The way of King）是指「以德行仁者王」，霸道（The way of Hegemon）是指「以力假仁者霸」，也就是「借仁義之名，行武力之實」。過去十多年，在經濟建設領域，中國提出了兩條發展路線，一方面是在內部提出「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提出「一帶一路」，目的是希望絕大多數人和志同道合國家能夠擺脫貧窮。在此原則之上，。，，（新華資料呣圖片）無論是與印度的邊界衝突、與菲律賓在南海的島礁爭議，中國在軍事力量絕對佔優的情況下都堅持不使用致命武器。它是唯一在過去幾十年沒有參與戰爭的大國，唯一宣示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武大國。這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慎戰」理念的具體呈現，「國雖大，好戰必亡」，就是歷史給我們的警惕。這是中國對國際關係，無論是大小國家之間，堅持不干預別國內政，盡量避免發生武裝衝突的原則。

然而，中國絕不會對國際現實存有幻想。它很清楚國際關係依然是弱肉強食，不會因為西方對華態度「時冷時熱」而對戰略準備存在任何懈怠。在軍事上，中國依然是韜光養晦、積極有為的。就算它的軍事實力已經全面提升也不會停下來，目的是讓西方霸權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而不敢冒險，更不會滋生任何投機想像。中國會否在合適時候，在戰略層面提出「一帶一路」，鼓勵更多弱小國家具備實力避免霸權繼續欺善怕惡，甚至幫助聯合國更好管控戰爭權的使用，這是中國政府應該思考的議題。

無論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還是所謂大國博弈、新冷戰，西方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存在衝突，這是西方文明傲慢、自以為擁有特殊地位（Exceptionalism）的思想桎梏。其實它只是某些政客的蠱惑，不存在必然性，是政治投機的選擇。在西方的經驗中，現代化與軍事以及殖民地擴張是並存的。西方自命是現代化的領航者，是現代國家的榜樣，但它卻不斷發起和參與戰爭，戰爭和現代化並行不悖。這不是中國的選擇。中國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它不是現代化，至少不是中國式現代化，而是前現代和不文明時期的霸權行為，現代社會不應該沉迷在戰爭中，任何衝突都應該堅持通過非戰爭手段解決。中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就強調了和平發展才是現代化的必然路徑。我深信中西之間的競爭不局限在經濟、工業、科技、戰略層面，最重要是有關文明競爭。伊朗戰爭只是這場文明競爭的另一個場景，在經歷過一定數量的場景之後，世界會自覺地選擇符合全人類文明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