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率雖然稍為回落，但15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率卻逆勢上升，其中男性青少年的自殺率更由0.3升至4.0。個案不局限於傳統觀念中的「高危家庭」（如單親、低收入家庭），而是出現於一般家庭，甚至是傳統名校及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加上新學年開始以來，本港發生至少七宗學生自殺、自殘或有尋死念頭案件，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無疑響起警號。

青少年自殺率逆勢上升
多重壓力源頭相互疊加

青少年期本應是生命中最具活力、探索無限可能的階段，惟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卻不只是個別研究或調查所關注。香港心理衞生會今年3月發表調查報告，Z世代（18至24歲）受中度至重度抑鬱困擾的比例超過四成，受中度至重度焦慮影響的亦逾三成。數據顯示，Z世代的電子屏幕平均使用時間與其抑鬱及焦慮分數呈顯著正相關，反映過度使用電子產品與情緒困擾有密切關聯。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危機不是單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重壓力源頭相互疊加的結果。學業壓力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學業壓力背後，又與家庭及社會環境相關。如果父母以學業為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社會欠缺多元學展的機會，即使是傳統意義上的「優勝學生」，也承受着「不能失敗」之重，以至難以喘息。

新世代以手機為中心
承載全社會過度期望

再加上，正如美國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焦慮世代》所指，Z世代的成長階段已經不再是以遊戲為中心，而是以手機為中心。但是青少年作為「數位原住民」，在社交媒體面對的是「視覺社交比較」、完美主義焦慮以及網絡霸凌，無助於建立心理韌性，遑論精神健康。

爆旋陀螺今年在香港成為熱潮，青少年自發在公共空間切磋， 商場舉辦大型直播比賽及KOL宣傳，某程度上打破了電子遊戲的隔閡，折射出人與人實體連結的需要。但爆旋陀螺只是集中於部分青少年，亦不至於改變整體成長生態，無可能成為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救命符。

歸根結柢，青少年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而是在家庭、學校以至社會環境之中。當他們的精神健康出現危機，必然指向了這個社會出現了問題。試想像，如果父母每天面對生活和經濟壓力，焦慮不堪，又或者學校的教師行政工作繁重，自身亦解決不了壓力，成年人的焦慮、不安與壓迫感，有可能不影響青少年嗎？尤其是青少年仍在成長階段，缺乏足夠的心理韌性與資源來自我調適。一旦父母把焦慮轉化為對子女的過度期望，教師又無法及時察覺學生的異樣，青少年如何可能保持精神健康？

成人學懂處理自身焦慮
才能提供健康呼吸空間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陪我講」推廣計劃，以至是在校園實施「三層應急機制」，無疑展現了政府的重視，在救急扶危層面發揮了一定作用。然而，現行的應對體系主要依賴「後期介入」，香港心理衞生會的調查卻指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不會或不確定會尋求專業協助，反而轉向AI情緒求助。向AI求助始終無法從源頭重塑環境，我們須做的是，還給青少年一個能夠健康呼吸的成長空間。

改變過度追求競爭的教育文化，前提是改變成年人對發展前景的想像；改變成年人的想像，前提是社會結構出現了變化，不同能力的人都得到發揮機會，所謂「成功」的定義更加多元，並且以人為本。甚至乎Z世代已經開始成為家長、執起教鞭，如果他們也不是在健康的環境成長，具備心理韌性，他們所教育的下一代怎可能精神健康？如果父母、教師也無法正確使用社交媒體，又或者是「機不離手」，青少年又怎可能不被扭曲，注意力碎片化，甚或網路霸凌與排擠？當媒體報道偏離世衞（WHO）指引，過度描述事件地點細節、明確描述自殺方式等以吸引流量，這怎可能不引發社交平台上的轉載及二次討論？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響起的警號不是青少年的，而是成年人的。我們以為青少年面對學業壓力、沉迷虛擬世界，卻不知實質上他們是成年人所形塑的社會環境下成長，承受成年人的焦慮、壓力、渲染，以及各種人生的定義。學校和家庭要重構以人為本的育人空間，傳媒與大眾要成為負責任的資訊傳播者，成年人要學會處理自身的焦慮、建立健全的心理韌性，香港的下一代才能望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