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冠麟

本文初稿成於4月9日，旨在探討熱衷流量的網紅「劉馬車」的多頻犯罪行為，與流量化的網絡生態，是否有互相強化、增長的關係。劉氏案底之多、罪名之廣，在近年香港的網絡生態中，可謂無出其右。跨境深港兩地，層出不窮的非禮、襲擊以至冒充代言詐騙案，其犯罪生涯的時間序列，與其網絡知名度可謂同步演進。

過去社會將這種連環、持續犯罪，以「心理變態」或「不知悔改」概括論之。近十年社會發展進步迅速，通訊科技與平台，已於這段時間更迭換代幾次。以往對於嫉惡如仇的良善之輩，於報章、網媒、社交平台痛斥其非，可以為身邊朋友端正三觀。但在今日，罵者於網上多鬧兩句，卻可能被社交媒體以「參與度」為導向的演算機制，異化為對此等行為的「支持」，甚至對涉事網紅自動提供獎勵。「流量為王」之下，產生出「白卡聯盟」等好事者，將犯罪行為視為素材。

流量機制的運作速度以秒計算，司法制度的回應速度卻以年為單位。時年17歲的劉氏在2013年涉及恐嚇感化官被加控時，已向傳媒公然分享「忍受變接受，接受變享受，坐監就唔難受」的心路歷程，根本毫無悔意。而社會對他的討論熱度甚至比入獄前更高時，我們必須承認：現有的懲罰邏輯，已經追不上流量經濟的運轉節奏。

「流量可變現」催生「表演性犯罪」

審視現年29歲的「劉馬車」的犯罪經歷，與互聯網發展史並置觀察，可以發現兩條時間線之間有相關處。劉氏出生於1990年代中後期，大眾還是用WINDOWS 98的年代，社會還在努力為「千年蟲」掃盲。其成長於千禧世代，也是所謂的「論壇時代」，高登討論區、香港討論區、UWANTS、迷你論壇等平台，成為網絡文化的核心據點。當時互聯網尚未形成完整的商業閉環，Youtube還未普及，「出名」不等同於有變現流量。

比如至今仍然會被提及的「巴士阿叔」，儘管當年引起巨大迴響，但本質上只是偶發性的社會現象，而非有組織的流量生產。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10年代中後期，隨着YouTube、Instagram等平台在香港的深度滲透，「創作者經濟」全面爆發。

數據極具說服力：以YouTube為例，18歲或以上的香港觀眾超過550萬人次，平台觸及超過98%的18至34歲的網絡用戶，人均每天觀看時間達100分鐘；已有超過180個頻道突破百萬訂閱大關，逾2,000個頻道擁有超過十萬訂閱者；年收入達6位數港元或以上的YouTube頻道數量，按年增長逾20%。這些數據說明，互聯網已從「連接人與資訊」的工具，轉變為經濟系統，其營收主要是「分配注意力」，與電視台吸引收視同理。而與電視節目的「中立廣播」邏輯不同，互聯網媒介平台中的演算法的底層邏輯是用家與資訊交互，再由平台演算預測，以最大化用戶的停留時間與互動率。

大數據之下，用戶的使用習慣與接收推送的控制權，往往也成為系統的計算。這也使得鼓動情緒、無頭無尾、具有爭議的資訊，比真相更具傳播力，更能獲得推送。演算法獎勵奇觀，愈離經叛道的炫耀，獲得的參與度就愈高。《Facebook演算法如何成洪水猛獸　影響心理健康造成社會分化》報道，Facebook前顧員Frances Haugen爆料指，Facebook漠視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及造成社會分化的問題，以AI與演算法根據用戶觀看文章的傾向，從而學習出「甚麼人最喜歡看甚麼內容」，繼而找出相似內容的文章推送給用戶，吸引用戶繼續點擊觀看。演算法如此推送的目的，是讓用戶能長時間逗留在Facebook。

「犯罪行為」被合理化為「角色人設」

從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可見，劉氏於2016年於深圳被判囚的猥褻兒童罪，其犯案動機與手法屬典型的「工具性犯罪」，即以犯罪作為滿足獸慾的手段。而據網民統計，2016年至2024年間，劉氏僅有約一年時間未被羈押。涉於香港的案件中，裁判官引用的心理報告更兩度指出其重犯機會「非常高」，而保釋期間他果然再犯風化案，辯方求情時也坦言心理專家的判斷「某程度上都應驗咗」。

然而，若僅將劉馬車視為一般罪犯，便會忽略一個更深層的結構問題：其犯罪行為與社交媒體時代的流量機制之間，存在一種因果性的「偏差強化循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Ashley Mears等人的研究指出，內容創作者會將病毒式傳播體驗為具有情感獎勵性的過程，類似吸毒產生的快感——點讚、觀看、評論都被解讀為愉悅信號。另一方面，傳統犯罪的威懾機制——刑罰強度與監管力度——在劉氏身上呈現顯著的邊際效應遞減。犯罪者對監禁產生「耐受性」，而犯罪行為本身反而不斷引發媒體報道與網絡討論，流量與關注度便構成強烈的「獎勵感」，進而激勵更大膽、更高調與高頻的犯罪，引發周期性（出冊即見報）的關注，就像每次開一罐新的汽水時，喝充滿氣泡的第一口的感覺。

在公共行政角度，在劉馬車身上反覆驗證的事實，並非香港孤例，絕大多數地區都有他們在地化的邊緣網紅。當今之世，也有人認為「犯罪」不再是「工具性」地為達成某種目的的手段，而自行將起異化成為「角色人設」：我自認瘋子，犯法很正常；我是網紅，刷流量也很正常——所以我可供展示的「內容」，自然就是違法搏曝光；我被拘捕受審乃至入獄，也是整場「悲劇」中不可或缺的情節需要。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的法律和司法體制模式，源於農業社會、成熟和完備於工業社會，並在社會不斷轉型、互聯網反覆運算發展之下不斷改革。當犯罪本身已成為一場博取注意力的表演，面對今日網路時代，如何實現法律和司法體制的代際發展與提升，已是全球所有治理主體都需要直面的新型治理問題。

「劉馬車」與「白卡聯盟」之所以能成為香港社會熱點，不僅在於其行為出格、屢屢踩線，更因為他們捕捉到並利用了平台流量邏輯與社會情緒。行為愈極端，討論度愈高。他們的影片即使罵聲一片，點擊率依然可觀。因為爭議本身就是流量。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嘩眾取寵的流量追逐並非沒有代價；信息洪流泛盪之下，許多所謂網紅已經「失手在陰間」，更有部份人的異化行為構成犯罪，從刑事毀壞、非禮到發布煽動言論，已有成員因此被捕甚至入獄。行動不斷升級，代價也就愈嚴重。就如劉馬車在香港及內地屢因刑事恐嚇、猥褻兒童、非禮、性侵、打鬥等罪行而被拘捕、被定罪，甚至需在監獄中服刑。

不要成為「共犯結構」的一部分

即便我們確認了流量激勵與再犯之間的正向因果關係，社會又當如何應對？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所在。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加強刑罰、延長監禁、嚴厲打擊。然而，筆者希望讀者一同深思。原因很簡單：在當前的資訊生態中，對劉馬車案件的每一次報道、每一條社交媒體討論、每一個YouTube評論區的熱烈交鋒，都在不經意間為其行為提供了「支持」。儘管大家的憤怒是真實的，對受害者的同情是真誠的，要求嚴懲的呼聲是正當的，但這一切被社交媒體的算法機制吸納後，卻產生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效果。愈是討論他，他就愈「紅」；愈是譴責他，他就愈受關注。這是一個殘酷的悖論，也是不爭的事實。

法庭可以判犯人入獄，但無法完全阻止犯人在出獄後再次成為網絡焦點；平台可以凍結違法者的營收賬號，但無法阻止媒體報道違法者的案件。行文至此，筆者必須提出一個或許令人不適的觀點：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這個偏差強化循環。每一次在社交媒體上轉發評論，每一次在YouTube上觀看相關影片——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在算法的計算中，都是對「劉馬車」這個內容標籤的「正向反饋」。

當然，筆者絕非主張公眾應對社會上的犯罪事件視而不見、噤若寒蟬。恰恰相反，我認為社會需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流量經濟的運作邏輯，從而更有意識地調整我們的行為模式。當我們下一次看到關於劉馬車的新聞時，不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圖個口爽的點擊和評論，真的是在幫助受害者獲得公義嗎？

網紅擦邊、越軌、違法日趨頻繁，其行為包裝、異化為「吸睛人設」的扭曲生態，並開始表演化，作為網絡世界持份者之一的我們，要捨得「轉台」。君不見「白卡聯盟」？請緊記，若我們對此視而不見，下一次就會被推送新版的「陳健康」，劉馬車本人或許會再被激化至幾日幾十案，而社會也會扭苗青苗，誕生更多個陳馬車、黃馬車、司徒馬車。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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