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難斷家務事，更何況是一樁結合了「家暴、知名人士、打女人、樂壇天后家人」等關鍵詞，且具公共娛樂性的豪門家事。公眾難免自備板櫈「食花生」，更有眼尖者發現，事件中的最大得益者——自稱「呂校長」的KOL，以訪談者與協助受害者之姿，佔據道德高地粉墨登場，儼然成為陳樹渠家族家暴羅生門的另一焦點。這位自稱教育工作者、為豪門媳婦發聲的「呂校長」，言辭犀利，成功搶佔媒體版面，讓「呂校長」三個字儼然成了公義與權威的代名詞。

仔細瀏覽「呂校長」的YouTube頻道，部分影片涉及應試與叩門技巧，勉強與教育主題相關；其餘更多片段，則明顯與具話題性的爭議人物掛鉤。例如，她專訪了另一位「搶Fo」人物——十優港姐麥明詩的前男友、名狀清洪的弟子、轉投保險業卻遭終止合約、並因涉及虛擬貨幣交易平台JPEX案件而被捕及起訴的林作，亦即會考零分的和田裕美的男友。

在「伸張正義」、「為民發聲」的包裝下，「呂校長」的專訪選題，是否更多出於流量考量？倘若她一開始未曾使用「校長」這一虛銜，失去這襲華麗外衣，公眾是否還會如此信任她？她又能否如此輕易接近這些話題人物？消費「校長」頭銜背後，公眾對教育工作者的合理想像，又受到了何等程度的傷害？

從幼稚園校監到「忽然校長」

曾任教育記者的歷恆，整理過「呂校長」的背景資料。經其同意，本文化用相關內容，特此致謝。

在香港教育體制內，「校長」與「校監」天差地遠。幼稚園校長是受薪的專業教學領導，教育局對其資歷有嚴格規定：自2009/2010學年起，所有新聘校長必須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取得學歷後至少具一年相關工作經驗，並在受聘前完成校長證書課程。

校監則通常由辦學團體委派，並非教學專業職位。根據教育局「幼稚園校監及校董培訓課程」內容及《教育條例》，學校註冊獲批時，校董會亦同時成立，其中一名校董成為首任校監。校監主要職責是代表學校與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或任何公職人員）通信，其職務屬義務性質。

「呂校長」本名呂詩慧，她與教育界最具體的聯繫，是已於2020年因收生不足而結業的私立「念蘅幼稚園」，她當時的職位是校監——這是一個關鍵區別。換言之，一位「前校監」在自身創辦的學校結業後，持續以「校長」自居，並透過媒體放大此一稱呼，巧妙地利用公眾對教育體系專業分工的不熟悉，為自己披上了一件並不真正合身的「校長戲服」。這從根本上構成誤導。

「呂校長」聲稱「多年受外國大學青睞協助研究」，卻列不出任何具體研究項目或合作學者；宣稱擁有「逾20年教學經驗」，但其職業生涯橫跨傳媒、公關、補習天王，足跡紛雜，令人難以界定其「教學」經驗的實質內涵。一個從未在任何正規學校擔任註冊教師或校長的人，如何能被「學界普遍尊稱為校長」？這本身猶如自我編織的囈語。

又或者，當抹去其所謂「教育」的觀點，「呂校長」直以真名示人進行現在所做的「俠女行為」，其實亦無不可。何必貪圖這一時口快？

「校長」二字乃公信力來源

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提出四種資本類型，其中「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指的是聲望、信任、合法性等無形資產。例如競選公職時，若擁有「戰爭英雄」、「奧運金牌得主」等眾口鑠金的稱號，這些符號資本將帶來更大優勢。符號資本的積累，主要源於長期履行社會義務，其辛勤與公正本身獲得公眾認可。

千年以來，華人社會最重教育。韓愈《師說》概括教育工作者的神聖使命：「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作為學校管理者的「校長」，代表權威、教育專業、品德與公信力。加上公眾對教育制度的整體信任，會不自覺地將這份信任轉移到持有此頭銜的個人身上。因此，「校長」在華人社會中正是符號資本的富集體。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禮賓排序上，各大學校長排名僅次於獲頒大紫荊勳章的人士，高於常任秘書長、副局長及首長級第六級或以上官員，亦高於獲金紫荊星章等社會賢達。不少中、小學、幼稚園校長亦在地區層面獲地區專員委任為「三會」成員或主席，反映官方對教育工作者「立德樹人」核心作用的肯定。同時，背後亦有制度監察：教育局會定期對註冊教師進行刑事紀錄查核，以防有刑事紀錄的教育工作者隱瞞或漏報，確保教育工作者符合社會期望。

「呂校長」對「校長」頭銜異常執着。「傳媒考古手記」專頁曾整理時間線，顯示她的職業生涯中從未出任任何公營或私營學校的校長，僅於2013至2015年間擔任通識科「補習天王」，期間成立「創意通識聯盟」並自封為「校長」，並用於補習社廣告之中。

在MIRROR演唱會事故後，她發布短片讓受傷舞者阿峯的太太講述情況，本可視為善舉。但她不斷在片中植入「呂校長」的聲音標籤，藉機將光環私有化。這套操作已開始受到部分網民質疑。藉社會的集體悲傷與關注，導流至個人頻道，結合教育光環賦予的「正當性」，旨在為自己的「尖子教育」充塞流量。

「光環效應」推銷報讀名校

從「呂校長」頻道中與「知名人士」（或「搶Fo」人士）的互動，不難發現一種典型模式。她無需對訪談題目有深入了解，而是通過與訪談者本身的討論，由對方抖出個人經驗與想法；她主要負責「托」——動作誇張、製造戲劇衝突、情緒對立，展現「淺薄權威」。其陳述結合短、平、快的視頻，對教育或社會議題拋出天問，卻缺乏深度與系統性剖析。這是一種「扮演專家」的模式——重點不在於擁有真才實學，而在於成功表演出專家的樣子。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得不指出一點：「呂校長」頻繁展示「精英認同」、「精英崇拜」的意圖。從介入豪門家務事，到與名流富賈的交往，她不斷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我與這些聰明、有資源的階層為伍。」公眾在抬頭仰望的同時，其校長的「光環效應」讓人誤以為，她在財富圈層的交往能力，等同於其在教育或其他領域的可信度。這背後是經典的社會心理學應用。

一次又一次，由MIRROR演唱會事故、為受虐小雪兒集氣、Miss C名校面試班事件，到陳樹渠家族事件，「呂校長」一方面打造自己的俠義形象，又暗示受眾：「他們都信她，你為何不信？」這既是對普羅大眾的心理攻勢。可惜「呂校長」最大的「穿崩位」就在教育當中——她痛批名校面試班以羞辱、恐嚇、人身攻擊對待幾歲幼童，斥其行徑無良，但其媒介卻不斷推廣「應該如何報考名校」。最終目的，不外乎是請「願者上釣」的觀眾——渴望子女躋身精英、迷信精英背書的中產與普羅大眾，直接透過WhatsApp聯絡，聽她介紹產品。

扭曲公共討論搏取個人眼球

將所有線索串聯，其真實的商業模式便浮出水面。「呂校長」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工作者，更像一位「升學公關」。其業務核心需依靠她自吹的「權威專家」形象和「高端人脈」網絡，以及公眾幻想的名校聯繫。在這樣的商業邏輯下，「校長」這件戲服至關重要。沒有這層光環，她所言所行，與一般炒作話題的KOL並無二致。

近日上班路上，巧遇母校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尹保強老師，又想起教員室牌匾上的「以身教以心教」，振聾發聵，至今難忘。相比之下，一個跳樑小丑不停享受流量狂歡，教其他真正為社會甘為人梯的教育工作者情何以堪？當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權威被這些公關、偽教育界人士竊取與濫用，將社會對教育界的集體信任，變現為個人影響力與商業利益，其行為是在透支社會對教育專業的寶貴信任。此外，「呂校長」扭曲了嚴肅的公共討論，將工業安全、家暴等社會痛點，異化為個人博取眼球的手段。平行時空裏，如果她放棄功利考慮，認認真真做好訪談者的角色，將傳媒本業做好，也不失為一條正道。

也請各位看倌思考一下：即使香港教育制度必有可改善之處，亦不應被這些九流KOL借力消費。媒體在引用稱謂時應更加盡責，我們每一位公眾也應用心用腦，仔細分析網上言論的內容，莫為他人盲作嫁衣裳。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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