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潘學智

凌晨時分，維港兩岸的摩天大廈依然燈火通明。這座城市的經濟引擎，向來由無數打工仔以汗水與心力驅動。香港人上班的拼搏精神固然舉世聞名，但在光鮮亮麗的玻璃幕牆背後，沉重的工作壓力如同無形枷鎖，正日積月累地消磨市民的靈魂。近期是求職旺季，不少準備踏出大學校門的Z世代向筆者吐苦水，實習期間經歷過職場的高壓與急促節奏，令他們陷入深刻的自我懷疑，甚至衍生出強烈的無力感。

數據不會撒謊，這種無力感絕非無病呻吟。安盛的心理健康調查顯示，超過三成Z世代自認飽受嚴重壓力困擾，比例遠遠拋離35至44歲群組的23%，以及45至54歲的18%。然而，此現象不能簡單歸因於「年輕人抗壓能力差」，因為高壓的職場文化正反噬各個年齡層，成為跨世代的隱形疫症。早於2022年，工聯職安健協會調查顯示，高達84.5%受訪者時常感到巨大工作壓力。同年勞聯亦準確識別出，工作乃本港父親最大的壓力來源。

十年未解的職場高壓

​每年4月28日為聯合國「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旨在全球推廣職業安全健康文化，預防工作場所的事故和職業病。回顧十年前，大會主題已是「工作壓力，共同的挑戰」；十年後的今日，焦點依舊落在「健康的心理社會工作環境」。全球花了十年光陰，職場壓力的陰霾卻揮之不去。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管治系統，究竟耗費多少心思去重塑這座城市的職場文化？我們必須更認真看待「打工仔」面對的壓力，讓世界不至於在下個十年之後舊調重彈。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在「加快建設健康中國」的章節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服務，強化重點人群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綜合干預」。國家衛健委更將政策重心由「精神障礙診療」前移至「心理健康促進」，並將2025至2027年定為「精神衛生服務年」。反觀香港，管治思維往往受制於各自為政的行政慣性。勞工處側重實體層面的職安健，醫衛局緊盯臨床重度精神病患，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情緒通」難以在前端主動介入，令政策效益始終無法流向真正瀕臨崩潰的基層打工仔。

打破各自為政的行政慣性

​要拆解這枚情緒計時炸彈，政府的施政思維必須從「事後醫療補救」邁向「社區與職場共治」，減輕求助者面對的標籤和歧視。《施政報告》承諾於2026年新增六個地區康健中心推行「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方向正確但稍嫌流於等待市民自主求救。政府應主動拆牆鬆綁，依託大專院校或工會網絡作為前線支援節點。筆者作為教職員，深深明白到大學是不少年輕畢業生最信任的避風港。若服務校友的資源能與政府政策深度對接，提供情緒支援和精神健康問題識別，定能精準攔截初出茅廬學子的情緒危機。

此外，企業管理層的角色不容留白。當局大可在《好僱主約章》引入實質政策誘因，將「員工精神健康支援」列為核心加分項；並帶頭鼓勵企業善用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主管修讀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甚至在常規工時中撥出空間作情緒韌性培訓，在職場內部編織出互助網絡。

精神健康從來不是單純的醫療議題，而是關乎香港勞動力可持續性的經濟命脈。若管治團隊與商界依然對職場高壓掉以輕心，任由疲勞蠶食市民身心，這座城市的競爭力終將無以為繼。十年人事幾番新，香港沒有本錢在下一個十年，繼續對打工仔的無聲吶喊視而不見。

作者潘學智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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