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賴泳恩律師

近日，澳門海關於橫琴口岸入境車道，截獲一輛藏有高達51公斤未經檢疫熟食飯盒的私家車，揭示了一宗有違常理的走私奇怪現象。涉案男子為35歲男性澳門居民，承認企圖將未經檢疫的熟食飯盒藏於車內，從內地經橫琴口岸偷運入境。網絡輿論多視之為荒誕笑談，但然若深究這近百個廉價飯盒背後的社會經滑脈絡，便會發現其本質，實乃澳門基層市民在物價狂飆與資本壟斷的夾縫中，為求生存而作出的無奈妥協。

從走私飯盒看見基層困境

探討相關現象，首先必須要釐清的是，這批「走私飯盒」的受眾是誰。在港人固有印象中，澳門素來是「年年派錢」的富裕之城。作為人均生產總值名列全球前茅的博彩都會，澳門金碧輝煌的璀璨表象，往往掩飾了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近年熱錢湧入，疊加疫後旅遊業報復式反彈，物價與租金屢創新高。然而，亮麗的宏觀經濟數據，並未滴漏至基層勞工的薪酬單上。在結構性通脹的蠶食下，基層市民的實質購買力正處於不斷萎縮的狀態。

在動輒數十元甚至上百元一頓便飯的澳門市區，這批來自珠海、未經嚴格保溫與檢疫的廉價飯盒，便精準地填補了底層勞工，如建築工人、清潔工、低階服務業從業員的需求缺口。他們並非不知曉當中的食物安全風險，但在「生活成本極大化」與「工資增長停滯」的殘酷現實前，選擇廉價走私食品，已成為這群基層市民在經濟夾縫中，為維持基本生存而作出的理性卻無奈的妥協。

走私「降級」背後的現實

「走私飯盒」的湧現，實乃地下經濟在兩地物價懸殊下的必然演化。據報，於內地購買此類「兩餸飯」成本不足20元人民幣，偷運至澳門後卻能以翻倍價格圖利。這種建基於地域物價落差的「跨區套利」行為，驅使水客甘冒法網鋌而走險。

回顧過去十數載，澳門水客多以高價值的奢侈品、電子產品或免稅煙酒為目標。如今，走私客竟「降級」至利潤微薄、體積龐大且極易變壞的廉價熟食。此等演變不僅折射出走私客群體自身的生存困境，更印證了在扭曲的社會經濟結構下，地下經濟必然會無孔不入地滲透至民生需求的最底層，衍生出一條畸形卻極具韌性的灰色產業鏈。

誰在偷走發展紅利？

對於相關現象，香港社會絕不應抱持隔岸觀火心態。港澳雙城社會經濟發展軌跡高度同質，皆深陷過度依賴單一產業及生活成本高企的沉痾。近年本港街頭巷尾乃至核心商業區湧現的「兩餸飯」熱潮，與澳門的「走私飯盒」實乃異曲同工，兩者皆為社會階層向下流動、中產與基層「消費降級」的具體表徵。

港澳特區政府與商界往往冀望藉由大興土木、舉辦盛事或復甦單一龍頭產業，以拉動整體經濟。然而現實卻是，經濟紅利每每被頂層財閥、地產商與跨國資本迅速截流壟斷；普羅大眾非但未能分一杯羹，反需承受租金與物價攀升所轉嫁的沉重代價。「財富向上集中，貧窮向下沉澱」，儼然成為雙城難以迴避的結構性死結。

被高昂租金抽乾的內需

進一步剖析，「走私飯盒」與「兩餸飯」現象的背後，隱藏着「空間霸權」對實體經濟的剝削。在港澳兩地，高昂的商舖租金迫使傳統食肆必須將成本轉嫁予消費者，或是透過壓縮食材質量與員工薪酬來維持利潤。當本地餐飲價格遠超基層負擔能力，加上交通基建日益便利，便促成了「北上消費」的不可逆熱潮。

本地內需市場因此被嚴重抽乾，中小微企面臨結業潮，進而導致基層勞工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風險。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租金高企導致物價上升➔市民購買力下降並轉向廉價替代品（或北上消費）➔本地商戶倒閉➔基層收入進一步減少➔對廉價走私飯盒的需求更為殷切。若不打破地產資本對城市空間的壟斷，任何刺激內需的短期政策皆如泥牛入海。

政府應重建社會公平

面對這場由51公斤飯盒引發的問題，執法部門固然需要嚴厲打擊走私活動以維護公共衛生與邊境秩序，但這終究只是治標之策。若兩地政府依然沉迷於宏觀經濟數據的表面繁榮，迷信派發消費券等短期紓困措施，而忽視資源分配不均、產業結構單一的深層次矛盾，類似的底層求生怪象只會以不同形式不斷重演。

51公斤的走私飯盒，承載的是基層市民沉甸甸的生存重擔，亦是對施政者的一記當頭棒喝。港澳特區政府極需展現政治魄力，從根本上檢討土地房屋、勞工保障及產業多元化政策，透過財次分配機制重建社會公平。畢竟，一個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都會，其成功的指標不應僅限於摩天大樓的高度與賭桌上的流水帳，更在於能否確保最基層的市民，無需仰賴走私飯盒亦能享有免於匱乏的溫飽。

作者賴泳恩是一名香港執業律師，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上訴委員會（房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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