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別讓機器替你思考!香港AI治理思維應該走在技術前面
來稿作者:李安妮
在人工智能技術迅速普及的當下,社會討論往往集中於它能否提升效率、推動產業升級,或進一步改寫就業市場。然而,相較於「AI會否搶走飯碗」,一個更值得香港警惕的問題是:當生成式工具愈來愈深入校園、職場與日常生活,我們是否正逐步把思考、判斷與理解的能力外包給機器?
教育會否滑向「表面完成」?
這種憂慮並非杞人憂天。大學教育的核心,從來不只是吸收資訊,而是透過閱讀、比較、分析、質疑與論證,訓練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然而,當生成式AI愈來愈普及,不少學生的學習習慣也開始改變:先讓AI整理重點、生成框架,再決定是否需要自己深入閱讀;先要求AI提供答案,再回頭補上理解過程。表面上,學習效率提升了,但若長期依賴這種模式,學生或許會逐步失去最關鍵的能力——提出問題、辨識漏洞、建構觀點,以及承受思考所需的耐性。
我也曾親身經歷這種矛盾。有一次,我使用AI協助整理論文內容,提交時確實感覺事半功倍;但當教授追問核心論點與推理基礎時,我卻無法清楚回應。那一刻我才意識到,AI替我省下的,不只是時間,也可能是本應屬於自己的理解過程。若學習只剩下輸入指令與整理輸出,教育便很容易滑向「表面完成」而非「真正掌握」。
數碼不平等問題亟需重視
這不只是個人學習態度的問題,更是一項需要公共政策回應的社會議題。香港近年積極推動創科發展與數字轉型,人工智能更被視為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引擎。然而,當政策着重加快應用與普及時,社會對AI如何重塑教育、公平與勞動市場的討論,卻明顯不足。若政府與院校只鼓勵「善用AI提升效率」,卻缺乏相應規範與配套,最終可能換來一代人擅長使用工具,卻愈來愈欠缺獨立思考能力。
在教育政策層面,香港不能只停留於鼓勵學校「擁抱AI」。當局應更主動建立清晰指引,說明AI在中學及大專教育中的可用範圍、引用要求與學術誠信標準,並重新檢視評核方式。若課業仍以摘要整理、標準答案和格式輸出為主,自然更容易被AI取代;相反,若評核更重視口頭答辯、過程紀錄、批判分析與真實情境應用,學生才會被迫回到思考本身,而非只追求「交得出」。
同時,香港也必須正視AI帶來的數碼不平等。現時高質素AI工具往往需要付費訂閱,能夠接觸更高效模型、更多功能與更佳訓練資源的學生,通常擁有較強的經濟條件。若未來學習與工作表現愈來愈依賴這些工具,資源較多者便更容易透過科技進一步放大優勢,令原有教育差距和階層流動問題進一步惡化。這不只是科技問題,更是教育公平問題。政府若真心推動AI普及,便應考慮如何透過公共教育資源、院校授權、圖書館系統或青年支援計劃,縮窄不同階層在AI使用能力與資源上的落差。
AI正在改變對能力的定義
勞動市場方面,年輕人的焦慮同樣真實。AI最先取代的,往往不是高層決策者,而是初級白領、文書支援、資料整理、內容初稿等入門工作。這些崗位一向是年輕人累積經驗、建立職場能力的重要起點。若基礎職位被大幅壓縮,年輕人便可能面對「未入行已被淘汰」的困境。政府在討論人工智能推動經濟發展時,不能只強調生產力提升,也應同步思考青年就業培訓、職位轉型支援,以及企業在應用AI時對人力重整的社會責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普及正在改變社會對「能力」的定義。當大部分人只使用標準化、平台化、由科技企業提供的工具時,知識生產與資訊分發的主導權,便更集中於少數掌握技術、算力與數據的平台手中。這未必是陰謀,但確實是一種權力重新分配。若公共政策未能及早介入,規範平台責任、提升演算法透明度、保障用戶資料與知情權,社會便可能在追求便利的同時,逐步失去對知識、判斷與自主性的掌控。
別讓AI搶走願意思考的腦袋
因此,香港對AI的討論,不應只停留在「用或不用」,而應進一步走向「如何用得有界線、有能力、有保障」。教育局、大學、企業與政府部門應共同建立一套更完整的AI治理思維,包括學術誠信規範、數碼素養教育、青年技能轉型、平台問責,以及技術公平可及。只有當制度走在技術前面,社會才不會在效率狂奔之中,付出難以逆轉的代價。
AI當然不是洪水猛獸。它可以是強大的輔助工具,也可以成為促進學習與創新的助力。但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AI會否比人更快,而是人在使用AI的過程中,會否逐漸放棄思考、逃避判斷,甚至失去持續成長的能力。
我不是害怕AI搶走飯碗,而是更擔心,它先搶走我們願意思考的腦袋。對香港而言,這不只是個人成長問題,更是教育質素、青年發展與社會公平的政策課題。若我們今天只看到AI帶來的便利,而忽略它對思考能力與制度公平的長遠影響,未來失去的,恐怕不只是某些工種,而是一整代人的判斷力與自主性。
作者李安妮是香港在讀大學生,關注人工智能對教育及青年就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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