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足球隊於2026年世界盃以 1 勝 2 負的成績完成賽事，僅得3分止步分組賽，黯然出局回國。賽後，主帥洪明甫雖已很快宣布請辭，惟依然無法平息國內怒火。大批球迷在對他作出謾罵和侮辱，更誇張的是還有死亡威脅；此外，有店家把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政界、媒體、Kpop明星也大肆抨擊，連總統李在明也開腔批評（沒點名批評）、首爾警方亦介入調查其任命程序，情況儼如該國「戰犯」。

或許會有人好奇在綠茵場上，「勝敗本乃兵家常事」，這屆世界盃早早出局的也不止韓國一隊，為何唯獨是韓國社會上下如此「群情洶湧、喊打喊殺」？

韓國舉國上下原本對今屆世界盃寄予厚望，球隊甚至提早半個月抵達墨西哥適應高海拔環境。結果，球隊在擴軍至 48 隊的首屆世盃賽事中，整體排名落在第 34 名，韓媒認為若按舊制 32 隊的標準來看，國家隊這次實際上甚至連決賽周也進不了。面對這個「史上最差勁」的戰績，難免瞬間點燃起大韓民國的怒火。（註：不計1954年一屆（當時僅有16隊進入決賽周），1990年韓國以3戰全敗的成績出局才是最差一屆）

憤怒情緒迅速蔓延至政治層面。總統李在明公開批評韓國足協（KFA）選帥機制，痛批「當能力讓位於親疏關係，失敗就是必然結果」，並下令文化體育觀光部徹查敗因。首爾警方周四表示，將調查有關足協主席鄭夢奎在2024年任命洪明甫為韓國國家隊主教練一事中施加不當影響的指控。

韓國足壇正面臨一場從教練選任到體制改革的全面清算。不過，韓國社會的輿論普遍認為，單靠換掉總教練無法解決足協僵化的官僚體制，韓國足壇人士呼籲打破既有權力結構，引進具創新思維的外籍或新世代教練。

韓國球迷過份寄予厚望？

韓國球迷之所以對今屆充滿期待，原因之一是球隊被編入實力較弱的小組，對手只有墨西哥、捷克和南非；加上球隊坐擁孫興慜、李剛仁和金玟哉等能立足或正效力於歐洲頂級聯賽豪門的大牌球星，而且陣中還有一眾外流球員，實力和知名度可算是冠絕歷屆；本屆能夠再創佳績，似乎是有一定的保證。

然而，韓國整體實力或許較以往更為成熟，但孫興慜近兩季狀態明顯下滑、李剛仁和金玟哉在球會非絕對主力，前線黃喜燦本季在狼隊狀態同樣低迷。球隊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主力進攻好手基本上均屬邊路球員，他們缺乏一位真正具級數的中鋒，縱有曹圭成、吳賢奎等人能出任這一位置，惟要在強度更高的世界盃賽場上爭勝，還是缺了一點實力。

賽前，外界分析指以韓國本屆小組賽的籤運來說，要突破小組賽是相對輕鬆的，重點只不過是以第幾名出線；但普遍預期韓國應該最後也會在32強止步。

誠然，洪明甫作為主帥，從戰術層面來看確實應該被罵。球隊在三場分組賽的發揮表現乏善可陳，攻力尤見低迷，其中兩場比賽未能取得入球。最後一仗，他的排兵布陣失誤，包括不讓孫興慜正選上陣，導致韓國輸給了世界排名遠低於自己的南非隊，最終無緣32強。當然，若非門將金承奎在對墨西哥的一仗中「甩手」，被東道主抓緊機會射入空門破網，讓球隊以0:1落敗；穩進32強也是在望。

不少韓國球迷其後感嘆說，「看完最近日本隊的比賽，才發現已經達到韓國難以追趕的水準」。韓媒分析指，日韓雙方差距擴大的關鍵，在於足球發展願景與制度不同。日本足球協會（JFA）早於2005年就提出以2050年奪得世盃冠軍為目標的「Japan's Way」計劃，積極讓優秀年輕球員赴海外發展。日本還從各級青年代表隊到國家隊，都擁有一致的戰術理念與足球哲學，使球員在不同年齡層皆能無縫接軌。

相比之下，韓國足協長期受到派系文化、財閥把持、行政不透明與選帥爭議等問題困擾，導致國家隊屢屢陷入內耗。韓國足球界當前還缺乏長遠發展藍圖，只著重眼前成績，報道指「韓國足球不是透過完善的組織制度來培養球員和國家隊，而是過度依賴少數天才球員。」

韓國國家隊的戰術體系還經常隨教練更迭而劇烈變動，無法像日本般在各級梯隊維持一致的足球哲學理念與無縫接軌。名宿奇誠庸更曾直言，韓國足球圈內部的利益導向，使得球員和教練無法如日本球員那樣全心為國家隊體系犧牲奉獻。

「恨」文化、事大主義、朝鮮地獄……

許多球迷可能會對韓國社會的當前反應感到有點陌生，畢竟對比本屆也提早出局的日本、德國和荷蘭，韓國的反應過於「有毒且病態，甚至乎走火入魔」。舉例，德國隊在32強出局後，雖然也出現了針對射失關鍵12碼的後衛莊拿芬泰希（Jonathan Tah）的辱罵和種族歧視，但也僅限於少數極端球迷，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甚至還讚賞球隊的表現，只是這番話激怒了不少球迷……

日本那邊的反應亦平靜得多。日本網民的評論大多很溫和，紛紛對球員和教練組表示感謝。

在這裹，不得不提作為總統的李在明的反應。在球隊於6月27日篤定出局後，這位韓國元首翌日便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抨擊球隊，當中暗指洪明甫為無能之輩，此舉如同迅速為事件定性，為其作為「戰犯」的論述「蓋棺定論」，這無疑是在為全國怒火「火上澆油」。

說回韓國舖天蓋地的謾罵與批評，這或許與韓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和事大主義不無關係。足球比賽在韓國人眼中往往變成展示國力的場合，關乎到民族自尊。1980年代，全斗煥軍事獨裁政府為了鞏固政權而推行了所謂「3S」（即體育（Sports）、影視 （Screen）與性產業（Sex））的愚民政策。當局希望這三大娛樂領域，能夠轉移民眾對政治壓迫與經濟壓力的注意力，從而弱化民眾的民主抗爭意識。自此，足球對韓國人而言有着根本不同的意義。

另一方面，韓國文化中有所謂的「恨」（Han，한）文化，這根植於朝鮮半島歷史上作為小國夾於大國之間、頻繁的外族入侵、殖民統治與社會動盪。它並非單純的負面仇恨，而是一種複雜的情感複合體。它代表着因不公、苦難、壓迫與無常感而積累在內心的悲憤、遺憾與無奈。

過去數十年來，這種「恨」的文化成為了韓國人普遍的國民心理，驅使他們瘋狂工作。他們想要超越鄰國，想要改變自身的命運。正因如此，韓國人拚了命地打造像三星（Samsung）、LG、現代（Hyundai）等的國際品牌，並掀起了K-Pop、K-Drama熱潮。這些不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消解「恨」，證明韓國人的能力。

近年，不少韓國人以「地獄朝鮮」（헬조선，Hell Chosun）來形容國家，該國面對通脹、學歷眨值、就業困難、高失業率等問題，不少當地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灰心。在貧富差距極大的地方，因為買不起樓，居住問題等，不敢結婚組織家庭，甚至只願成為「三拋」、「五拋」，甚至「七拋」世代。（指放棄戀愛、結婚與生子，再加上拋棄買房與人際關係，甚至更進一步拋棄夢想與希望）

上述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因素疊加在一起，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成功慾望，但這也容易走向極端，變成一種不容失敗、恐懼失敗、甚至仇恨失敗的扭曲心態，也就是所謂的「過度競爭」，為了成功過程中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不擇手段。

足球在此背景下承載着同樣的心理，從那時起就成了民族尊嚴的象徵，是宣洩韓國人所有「恨」情緒的渠道，足球場上的賽果及成績對他們而言，成為了「成敗榮辱」。這也難怪外界對韓國隊的看法一直充滿負面，尤其是自2002年日韓世界盃以後，變成「茅波、黑哨、極端、輸打贏要」的代名詞。

「國家英雄」終跌下神壇變「狗雄」？

如今淪為戰犯的洪明甫，球員時代是國家英雄，甚至可以說是韓國史上最偉大的防守球員，他還在韓國踢球時就受到包括歐洲和日本許多球隊的關注，這在當時並不常見，最後他也順利登陸日本職業聯賽（J-League）；最厲害的還是他曾被球王比利選為FIFA史上最偉大的100名球員之一，是日本的中田英壽外唯一入選的人，在當時是莫大的榮耀。

洪明甫也曾以球員身分參加過4屆世界盃，而最為人熟悉的，當然就是他在2002年世界盃以隊長身分帶領韓國隊歷史性地闖入最後4強，最後他還獲得了銅球獎（大會選出的第三名優秀球員）的殊榮；故此身為球員，洪明甫在韓國甚至是世界足壇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那麼，為何韓國隊早早出局，只有洪明甫一人成為了戰犯？7月1日，球隊隊員凌晨返抵韓國，在機場獲球迷打氣送暖；惟提早一日回國、已辭職的洪明甫則慘遭逾200名群眾狂噓，更有人舉起「韓國足球已死」的橫額抗議，接機待遇可謂「差天共地」。

箇中原因或許是，洪明甫被指透過裙帶關係獲得主帥職位，這對於長期面臨社會不公的普通大眾來說，無疑燃點起了他們心中的「恨」，因而作出超乎外界理解的過激反應。

從上述的韓國社會文化獨特性來說，可以看出其有如「雙面刃」的屬性，缺點是容易集體失控且走向極端，但當中其實也有積極的一面。最經典的例子要數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當年韓國幾乎破產並且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但正是這種痛苦，讓他們意識到必須進行徹底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足5年，該國就作為全球經濟巨頭重新崛起。

韓國足球今天或許讓人大為失望，而作為戰犯的洪明甫也絕非韓國隊唯一的問題所在。最終，這股席捲韓國社會上下的全國怒火將引領該國足球走向何方，是認真改革、涅槃重生，抑或投鼠忌器、積重難返，值得外界拭目以待，說不定下屆世界盃自有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