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港府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展開公眾諮詢。這意味着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的工作正式邁出重要一步。

長期以來，香港的治理和發展深受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曾因倡導帶有濃厚「小政府、大市場」色彩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而聞名。如今，在被新自由主義理念長期過度影響之後，在遭受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層次矛盾釀成的修例風波之後，在國家出手重塑香港政治秩序、香港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背景下，工作重心已轉向拼經濟、拼發展的港府開始編制首個五年規劃，傳遞出的信號不容忽視。

不少人談起五年規劃時候，往往會追溯到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內地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這當然沒錯，但不能忽略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事實，即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所編制的五年規劃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早已不是計劃經濟。五年規劃的本質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積極發揮政府的法定職責，讓「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互補充、協調與促進，既防止市場失靈，又防止政府失靈。

冷戰時期流行的二元對立、非黑即白思維，是人類社會不可遺忘的教訓。無論五年規劃所指向的政府調控還是市場調節，歸根結底都是不同的經濟手段。從1978年前的普遍貧窮落後面貌到如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中國在過去數十年中的經濟奇蹟關鍵在於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一個主要工作是發展市場經濟。

為了在被計劃經濟過度影響的中國引入市場，1992年鄧小平曾說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同樣道理，今天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之內進行，回應的是香港長期被新自由主義過度影響的現實，其意義是通過合理引入政府調控作用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不是將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

世間的事務往往都需要保持動態的平衡，允執厥中，否則將物極必反。政府和市場，各有各的長處與短處，都不完美，經常會存在不同的失靈問題。市場經濟所鼓勵的自由競爭對於人類進步具有基礎意義，但過度的自由競爭總是容易造成壟斷、贏者通吃、階層固化、貧富懸殊、治理失衡的問題。

香港長期被新自由主義過度影響，造成高房價、高租金、壟斷、利益藩籬固化問題。正如當年國家改革開放通過引入市場經濟來平衡政府調控角色一樣，今天香港需要通過提升政府調控作用來平衡新自由主義的過度影響，從國家和香港雙贏視角來謀劃香港長遠發展。

任何社會的治理和發展，既要考慮短期問題，又要考慮中長期問題。國家的五年規劃考慮的正是關乎全局的中長期問題，故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政策層面具有世界範圍並不多見的穩定性與連續性。比如，國家曾經在新能源汽車、清潔能源、造船業等許多領域的規劃，如今都已開花結果，在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香港的五年規劃同樣需要在考慮短期問題的同時思考中長期問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將香港比較優勢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相結合，為香港的長遠健康發展打下紮實的基礎。（參考閲讀：中國發展有何奧秘？30年前錢學森致信副總理的預言啟發世人）

總而言之，編制首個五年規劃對於香港這座長時間被新自由主義過度影響的國際化大都市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意味着香港開始探索政府與市場的各自合理角色。編制五年規劃與市場經濟並不矛盾，是在讓香港兼容幷蓄、博採眾長，吸收不同的有益經驗。正因這樣，港府在開展公眾諮詢時候，一定要保持開放心態，既要鼓勵討論、集思廣益，又要着眼於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通過治理和發展來贏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