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進入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時間。這是每年海內外分析人士觀察中國政策風向的一個重要節點。今年「兩會」的重頭戲除了例行的審議和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之外，還有審查和討論「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稿。如果說政府工作報告規劃的是2026年全年的工作，「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稿則是規劃今後5年的工作。

已經過去的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去年（2025年）引發海內外輿論關注的世界最大水電工程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正是「十四五」規劃確定的超級工程。通過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的例子，可以證明五年規劃在中國的重要作用。

去年10月20日至23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屆四中全會，主要工作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本次「兩會」審查和討論的「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稿是在去年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基礎上進行工作部署，將中國共產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政策文件。

如果進行區分的話，去年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屬於執政黨的意志，側重宏觀性、戰略性、指導性，主要是確定戰略和政策方向，故通常沒有量化指標，而「兩會」審查和討論的「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稿是國務院負責編制的國家文件，側重把「黨的領導」變為具體工作部署，故通常會有量化指標。

去年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描繪了未來5到10年的中國發展方向，一方面認為中國處於「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另一方面認為中國「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諸多有利因素」，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未來5年「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

作為起戰略指導作用的「十五五規劃」建議，重申鄧小平時代提出、十九大提前至2035年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大目標，把科技、實體經濟、區域協調發展放在突出位置，展現出辦好自己事情、以時間換空間的態度。現在隨着「兩會」讓「十五五」規劃建議落地實施，今年5年將是中國的關鍵時期。

除此之外，今年「兩會」還會審議國家發展規劃法草案。這意味着中國決策層試圖將長期形成的國家發展規劃經驗和做法納入更加透明、規範的法治框架，既為海內外人士提供穩定預期，又是對國家發展規劃經驗和做法的系統總結。經過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多年的探索和改進，國家發展規劃已經成為「中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久前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傳出將首次制定五年發展規劃以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消息。對於長期深受自由放任觀念影響的香港來說，這樣的變化不同尋常。然而怎麼吸取國家五年規劃的有益經驗，怎麼讓香港和國家實現共贏，怎麼通過五年規劃來應對正在急速變化的全球政治經濟局勢，港府不能不深思熟慮。正因這樣，怎麼理解五年規劃，是香港乃至海內外認識中國的一個途徑。

通常來說，無論個體還是組織，但凡是短期內不能完成的相對較大的目標，都可以分為不同階段或步驟，從而讓個體或組織在一段時間內持續推進，直到目標達成。小到個體的求學、購房、婚育、事業目標，大到一個公司的發展目標，乃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目標，都可以提前進行籌劃，然後分成不同階段去具體落實。

中國政府的五年規劃同樣如此，區別只在於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現實情況錯綜複雜的超大型國家。中國政府的五年規劃源於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計劃，當時中國剛重新獨立和統一不久，面對長期內憂外患造成的一窮二白國情，新生的政權渴望早日讓國家崛起。

那個年代，世界分為美國、蘇聯兩大陣營，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當時中國與蘇聯同屬一個陣營，決心效仿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由國家計委具體負責編制國民經濟計劃。儘管當時的五年計劃有力促進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但因為計劃經濟嚴重壓抑社會活力、創造力，以及當時政治運動頻發、極左思潮肆虐，故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依舊貧窮落後。

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國運的歷史性事件，讓中國大多數人得以告別農業生產，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從那時開始，中國對文革的極左錯誤進行撥亂反正，將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社會發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持續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系。

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依舊選擇保留五年計劃，努力讓五年計劃與新的經濟社會現實相適應。1980年10月，鄧小平表示：「年度計劃、五年計劃、十年規劃，中心和着重點不要多考慮指標，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優先的地位。」從那時開始，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新增人民生活改善、勞動就業、環境保護等方面內容。

自此之後，逐步建立市場經濟和持續編制五年計劃同時進行，共同構成中國治理的兩大特色。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意味着中國的改革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老路和蘇聯模式，又不同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1998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2003年又更名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隨着市場經濟的持續推進，2006年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日益注重與市場經濟相適應。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今天中國的五年規劃已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五年計劃，而是與「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相互促進和補充。

人類的發展歷史表明，政府有亂作為、腐敗的問題，市場有失靈或面臨危機的時候，政府和市場各自有合理性，關鍵在於持續探索符合實情的政府和市場的各自角色。無論是片面強調政府的角色還是片面強調市場的角色，都是對複雜的人性、複雜的現實視而不見，最終都只會事與願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探索政府和市場的各自角色，現已經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辯證觀點。可以作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一個成功例子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啟動的電動汽車研製開發計劃。當時中國綜合考慮國內外多方面因素，為了後來居上，大膽實施電動汽車研製開發計劃，納入國家五年計劃，通過政府規劃和引導的方式來積極培育電動汽車產業，從而讓今天的中國成為全球第一的新能源車產銷國。

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應該綜合考慮短期、中期、長期，儘量保持平衡，只考慮短期根本難以成就大的事業，只考慮中長期不可持續。現代世界的一個十分常見的困境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治理都是過度追求短期利益，政策的規劃與落實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以至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不盡人意。

五年規劃是中國注重中長期利益的一個集中體現，顯示出中國治理注重提前籌劃和久久為功。從長遠來看，中國仍應持續探索政府和市場的各自合理角色，確保政府不亂作為，確保市場健康運行。可即便這樣，通過五年規劃，可以讓世人了解複雜中國的一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