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京近兩年的對台青年交流活動攤開來看，會發現一個不太容易察覺的變化：青年沒有消失，但「青年」正在消失，更準確的說，消失的不是青年，而是「青年是一個單一群體」的想像，曾經的「青年」現已分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新族譜集合體。

綜看近年兩岸各式民間交流，「青年」無疑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高頻出現的受眾詞彙。從海峽論壇到兩岸青年峰會，從地方台灣周到各類交流營，青年幾乎都是最穩定也最常見的活動對象。這其實一點都不難理解，對北京而言，青年代表未來，也意味政治社會化仍在發展之中，政治態度與身份認同尚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青年交流的形式可以涵蓋各式軟性內容，相較於政治論壇，本身具有更大的彈性，也易降低政治敏感度。

然而，在青年當道的各式交流裡，真正值得注意的變化，並不是青年活動越辦越多，而是北京開始重新定義「青年」這個受眾。（延伸閱讀：解構兩岸民間交流．一｜對台工作告別一日秀　進入帶狀播出時代）

隨著針對台灣青年交流活動在陸行之有年，交流市場的「餅」越做越大，「青年」這個大標籤，也自然開始走向分殊化。青年過去在這類活動中，主要是一個年齡概念，如今則逐漸生成一類社會角色概念，意即北京不再只是問是不是青年、夠不夠年輕，而是開始問這個青年在社會裡的位置、扮演什麼角色？

以去年的京台青年科學家論壇為例，活動名稱直接把受眾對象定為「青年科學家」，湖北武漢台灣周安排鄂台職工交流活動，受眾變成「職工」。最具有「品牌力」的海峽論壇，旗下又再細分出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論壇、職業教育論壇、青少年姓氏源流知識競賽，此外也有針對青年短影音創作者、青年合唱團隊、職業院校師生等不同活動。

到了今年，這種分類更加明顯。兩岸青年峰會裡出現百工百業職工交流周，京台青年科學家論壇持續舉行，另外還有京台大學生龍舟賽。湖北武漢台灣周則安排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大學生荊楚文化行，以及服裝設計競賽與研學活動。新疆交流也從過去面向一般青年學生，進一步出現以青年教師為對象的北疆行。

是以，就以北京官方所稱的「青年」，不再只是「年輕就好」，而是正在被拆分成不同的教育身份、職業身份和功能身份，例如學生、教師、科研人員與職工，近年伴隨新媒體發展蓬勃，像是新媒體參與者、短影音創作者這類頭銜，也成為了一類「新受眾」。

可以說，「青年」這個身份依舊是官方行兩岸民間交流的重點，可見各大型活動仍然使用「兩岸青年」作為總框架，主論壇還是在談青年發展與交流，但到了分論壇、交流周、競賽、營隊和招募公告層級，青年作為受眾，就進一步被切得更細緻。換言之，北京對台青年交流，正從年齡分類，逐漸走向社會角色分類。

這種改變，首先反映在活動組織方式。過去以參訪、聯誼和文化體驗為主的青年交流，主辦方只要找到一批符合年齡條件的台灣青年即可，但如今若要安排人工智能、職業教育、創新創業、產業合作等內容，參與者本身就必須具備相應背景。簡言之，當活動越辦越專業，被招募對象自然就越具體。

因此，不能因為出現「青年科學家」或「青年教師」標籤，便立即將其視為一套全新的統戰模式，一旦活動內容趨向專業化，本來就會帶來受眾的專業化，這本身是自然發展的結果，沒有必要過度政治化。

例如台灣陸委會七月中旬直接點名一場針對青年教師的八天七夜赴陸交流活動，認為北京企圖藉由青年教師返台後接觸學生與校園網絡，在台灣校園建立新的「統戰節點」。這樣的判讀，著眼的無非是交流活動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延伸閱讀：《民族團結法》上路　兩岸民間交流成民進黨政治祭品）

但若回到交流活動本身的發展脈絡，北京首先做的，其實是重新分類交流受眾，人工智能需要科技背景的人，創新創業需要創業團隊，職業教育需要教師與學生，北京看到的是不同的社會角色，台灣官方看到的，則是這些角色未來可能形成的政治節點。可以說，兩岸雙方談論的是同一件事，但站在不同的分析層次。

當然，既然交流本身確實也是北京對台工作的其中一環，自然也就不能把這種身份細緻化完全視為技術性的活動分類。因為身份一旦被寫進活動名稱與招募條件，交流對象就不再只是個別青年，而是某一類可以持續辨識、組織，也能持續建立聯繫的人，例如青年教師回到校園，接觸的是學生與同業，青年科學家身處科研與產業網絡，職工連結工會與企業，新媒體創作者則直接面向平台與內容傳播。

然而，若要區分青年標籤細緻化前後最大的差異，過去面向普通青年的參訪活動，其影響通常停留在個人經驗，如今改由面向教師、科研人員、媒體工作者或創業團隊的交流，影響便有機會沿著職業與組織關係持續延伸，但關鍵是這並不表示每一位參與者都會因此成為北京政策的傳播者，更不代表參加一次交流，就會產生政治認同上的改變。台灣官方曾以一句「青年可塑性強」，便將參與交流的教師納入國安觀察範圍，這種推論未必能夠證成，也是低估參與者本身的判斷能力。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設計民間交流時，已經越來越少把青年單純視為一個年齡群體，而是開始把他們放回各自的社會位置，例如學生、教師、科學家、職工、創業者、媒體工作與內容創作者，各自所處的環境與需求不同，可以提供的資源也不同，對他們安排同一套參訪行程，效果自然有限。反過來說，若能依照不同身份去設計不同交流內容，反而可能建立起長期連結。

這也是為何近年不少活動除了文化參訪，同時安排產業對接、就業媒合、創業基地、學術合作、技能競賽與成果展示，因為在長年經驗告訴，交流不應該只是「來看看」，而應該要嘗試回答參與者更實際如能否找到工作、進入市場，能否獲得研究合作、能否建立專業人脈等問題。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並不神秘，尤其宏大的兩岸敘事對台灣青年就是缺乏吸引力的現實難以短期改善下，把交流放進更具體的生活與職業情境成為了必要的補充品。白話來說就是，與其反覆講民族、歷史和大局觀，不如從升學就業、創業創作，甚或職涯發展切入。因此，北京並沒有放棄青年交流，而是開始放棄「青年是一個單一群體」的想像。

是以，青年仍然是青年，但北京眼中的青年，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年齡標籤，而是一張依照教育背景、職業身份與社會角色重新拆分的分支圖、新族譜。相對於過去，北京尋找的是一群台灣年輕人，現如今，北京尋找的則是社會裡不同位置的人，這或許才是近兩年兩岸青年交流最值得注意、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