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9月23日至25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當地時間9月23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華盛頓。這是習主席自2013年以來第6次赴美，中美兩國元首半年內實現互訪，具有歷史性、里程碑意義。全球目光即刻聚焦到了這場即將到來但期待已久的中美峰會。

為何中美關係如此重要？這要放在全球秩序正經歷深刻重塑的大背景下看。當下的世界四大危機交織，AI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多極化」是理想，「封建化」是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是國際秩序的兩根柱子，一根都不能少。中美穩則天下穩，中美不穩則天下大亂。

問題是，怎麼穩？文章給出了「三步走」——先經貿、再政治、後安全。但最值得細品的還是那句話：「大國的崛起，不僅是我們自己感到崛起了，而且也要使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中國的崛起而真心誠意地鼓掌。」這既是難題，也是大國的責任。本文摘編自「大灣區評論」公號2026年9月21日第22錄「獨思錄x鄭永年」欄目，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今天，無論於國家來說還是於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秩序來說，我們所處的世界正面臨近代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概括地說，人類正在同時經歷着四大危機和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四大危機包括地緣政治、世界經濟失衡、文明衝突和全球治理，這四大危機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和強化，正在把人類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而人們對毫無節制的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顯得前所未有的迷茫，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這一技術對人類影響的邊界在哪裏，是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人類。

▍人類面臨四大危機與AI革命帶來的不確定性

1. 人類文明面臨四大危機

第一是地緣政治危機。在這個層面，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世界似乎正在持續快速地朝着人們所希望出現的「多極化」趨勢演進；另一方面，這種「多極化」伴隨着此起彼伏的區域衝突和戰爭。俄烏衝突還沒有結束，中東戰爭再起，並且人們不知道這些衝突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結束。更令人擔憂的是，現代戰爭已經呈現出「發動戰爭容易、結束戰爭難」的局面。在很多人的概念裏，類似的衝突隨時都可以在其它地區發生。而人們的預期往往是正確的。

第二是世界經濟失衡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如果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產物，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失衡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繼續惡化。過去，發展更多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困境，但今天這種困境已經從全球南方蔓延至全球北方。整個西方，除了少數經濟體，大多經濟體都面臨嚴峻的發展問題。這也是各種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政策的根源。但如果這些政策不能逆轉，那麼世界經濟的失衡會變得更加糟糕。儘管國家間的經濟交往不能完全避免國家之間的衝突，但經貿交往一直是國家間交往的基礎，一旦缺失了這個基礎，那麼地緣政治競爭會變得更加赤裸裸和更加暴力。

第三是文明衝突危機。這是更為深層的衝突。此前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預言正在加速實現。但比亨廷頓預言更為嚴重的是，今天的文明衝突不僅發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間，也發生在同一文明內部。誰也不能否認俄烏衝突背後的文化和文明因素，因為在俄羅斯看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歷史是不可分的，並且無論是克里米亞半島還是烏克蘭東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羅斯人。那些近代以來因為包括殖民地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而還沒有統一的國家都存在着這個問題。同樣，誰也不能否認美國、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爭不僅僅是物質利益（能源）和安全之爭，更具有深厚的宗教因素。無論是文明內部的矛盾還是文明間的矛盾，都在為衝突提供着強大的能量。

第四是全球治理危機。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儘管仍然存在，卻越來越沒有能力解決現實問題。美國曾經是二戰後國際體系的主要塑造者，但今天美國變成了這個體系的破壞者，因為今天的美國認為，這個體系已經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現存體系變得越來越不相關，但新的體系還不見蹤影，全球治理危機日益凸顯。

2. 國際秩序正在「封建化」

人們可能不得不對今天的國際局勢作出重新的評估和判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多極化」可能僅僅是理想，而「封建化」則是現實。正是因為「多極化」是一個理想，因此這一概念已被廣泛接受。「多極化」意味着這個世界沒有霸權，國際關係會變得更加民主化，較小國家或者弱國不會受惡霸的欺負。不過，儘管「多極化」為大多數國家所追求，今天它還遠不是現實，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和路途依然遙不可及。並且歷史上不曾存在這樣一種國際權力格局，既很難預知這一格局是否能夠出現和以什麼方式實現，也很難預知這一格局是否能夠實現今天的人們所期待的結果，是更加穩定了還是更加不穩定了。現實總是比各種概念更為複雜。

比較確定的是在歷史上找到一個類似今天權力格局的時期。如果這樣，那麼今天的國際權力格局用「封建化」的概念來概括似乎更加確切。也就是說，今天的美國猶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已無力維持以其為首的「國際體系」，導致國際秩序日益分散化、分權化和碎片化，「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正在快速形成。

「群雄逐鹿」幾乎表現在所有方面。在地緣政治層面，各區域大國都想在舊體系的廢墟上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或者各種區域安全秩序，在此基礎上再去爭霸。在經貿上，無論是全球經貿秩序還是金融秩序，都出現了各個區域的小秩序以互保。無論是區域內的互保還是跨區域的互保，表面上互相開放，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小開放、大封閉」的局面。再者，無論是區域地緣政治秩序還是經濟秩序，往往以文明、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作為單元來構建。

3. 人工智能發展失控風險

如果說這四大危機已經足夠嚴峻，人工智能技術的無邊界發展則給人類注入了更為巨大的不確定性。上述四大危機至少迄今為止表現為區域性的，但人工智能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則具有普遍性質，深不見底，廣無邊界。近代以來，技術的進步構成了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儘管每一次技術發明也給一部分人帶來了不確定性，但技術給更多的人則帶來了解決問題的更好的工具。但這次的人工智能則不同，它給人類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

人工智能迄今所積累起來的泡沫已經足以造就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的風險已經在快速超越人們的認知。儘管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後「智能」，但人類的訓練足夠有效，已經賦能智能體具備了足夠的能力脫離人類而自主行動。儘管人工智能的目標是使得人類變得更加聰明，但現實是殘酷的，它的確促成了絕少數人變得更加聰明，但大部分人則在迅速朝向了「人工智殘」，即因為過度使用和依賴人工智能所導致的「愚昧」。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安全危機則不是二戰之後核武器所能比擬的。二戰之後，人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尋找管控核武器的機制和方法，但迄今所找到的機制和方法依然非常勉強，因為人類依然面臨核擴散或者核濫用的巨大風險。而人工智能則遠遠超越核武器，因為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人類的生態，一旦出現失控，就有可能毀滅整個人類社會。

儘管已經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人工智能業界人士，對人類提出了警告，但更多的人依然不把它當成一回事情，依然憑藉利益追求的直覺魯莽地往前衝。看來，如果在人工智能領域不發生類似二戰期間美國投向日本的那兩顆原子彈的事件，人們不會很認真地對待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風險。

▍中美「事實上的G2」結構有潛力為世界提供穩定性

在亂世來臨的時候，穩定已經儼然成為了最稀缺的資源；在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時候，確定性已經儼然成為了最稀缺的資源。那麼，穩定從何而來？確定性從何而來？

如同以往，今天不缺各種烏托邦式的設想或者烏托邦式的嘗試。但現實地說，或者根據以往的經驗來說，這種穩定性和確定性只能來自今天人們所見的世界權力結構。

1. 當今世界的權力結構？

今天世界是一種什麼樣的權力結構？基辛格先生生前對國際局勢有「兩超多強」的判斷，即中美是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存在着很多強國。不過，今天，「兩超」已是事實，但「多強」到底有多強則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無論從經濟規模、技術水平、軍事力量等幾乎所有可以計量的指標來看，中美絕對是兩個超級大國。而其它屈指可數的幾個強國包括俄羅斯、歐盟（國家集團）、日本、印度等遠遠落在後面。這一點就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來說尤其明顯。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圍繞着人工智能技術而展開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而其它強國在一些細分領域擁有一些技術和產能，但幾乎沒有可能性實現中美兩國目前已經所擁有的系統集成能力，而更多的經濟體則完全不擁有人工智能的任何能力。

2. 「事實上的G2」已經形成

也就是說，無論就地緣政治結構還是就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來說，中美絕對是當今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中美權力格局稱之為「事實上的G2」（de facto G2）結構。「事實上的G2」結構表明，中美不是「G7」意義上的「兩國集團」，而是兩個超級大國。這個結構指向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正如我們此前一直所強調的，中美關係不僅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更是這個國際關係的兩個柱子，一根都不能少。這基本上也決定了，離開了中美兩國，沒有人可以談論未來國際秩序。

如果我們把國際秩序視為國際公共品，那麼歷史地看，大國必須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而較小國家則選擇搭便車。國際公共品的這一內在邏輯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較小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之間也可以抱團結盟，但只具有區域意義。較小國家可以倡導國際公共品的提供，但如果不捲入大國，那麼這類公共品充其量只是區域性的或者部門性的。今天，一些美國過去的盟友（尤其是中等國家）往往因為不滿美國對他們的政策，開始思考「中等國家團結起來」，藉此來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不過，這條路會走得非常辛苦。這些美國往日的盟友是否有能力真正從美國獨立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歐洲諸多國家就所謂的「戰略自主」不知道已經討論多少年了，依然在安全甚至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自俄烏戰爭以來，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在增加。即使這些國家有能力從美國獨立出來，但是否能夠結成一體，成為權力的一極？這個問號更大。

3. 其他國家該如何選擇？

現實地看，在中美「事實上G2」這一格局下，更多的國家不是想脫離美國，而是開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站在美國一邊，甚至綁架美國。這是極其危險的傾向。例如，以色列有效地綁架了美國，拉着美國發動了伊朗戰爭。這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本以為很快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但現在看來，美國很難結束這場被拖入的戰爭。同樣，今天的日本也想成為「東亞的以色列」，想通過綁架美國來針對中國，日本一旦成功，不僅美國會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且對整個亞洲區域而言將帶來災難時刻。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當然不是無辜的，或者說，美國是願意被綁架的。這是因為在「事實上G2」格局中，美國最容易傾向於把中國視為對手和敵人。

所以，今天，我們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一方面，中美關係是全球秩序的核心變量，中美穩則天下穩，中美不穩則天下大亂；另一方面，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是最難實現穩定的。

▍如何實現「中美穩」的局面？

如何實現中美穩的局面？各種新出現的因素增加了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難度。這裏，最主要的有兩個變量，一是中國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二是管理好美國相對衰落所產生的情緒。

1. 中國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

就第一方面來說，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是全方位和深刻的。今天，中國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消費什麼和消費多少都會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也就是說，我們在考慮本國的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

例如，平衡發展是世界經濟平穩發展的前提，如果世界經濟一直處於失衡狀態，最終會導致世界經濟秩序的解體，屆時誰都會是受害者。我們的國防現代化往往被視為是一種軍事威脅，我們的文化「走出去」經常被視為是一種文化威脅。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其它國家對我們的看法而停止追求我們的國家利益，但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需要我們以一種更精緻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並且實施一些必要的舉措來管控好自身崛起的外溢性。例如，在經貿方面，我們國家領導人一直在努力實現貿易的平衡，強調國際貿易不以追求順差為目標，並且尋求各種辦法來實現貿易平衡。

2. 要管理好美國的「相對衰落」

較之其輝煌的過去，美國的確在「衰落」。無論在內政還是在外交上，處處顯得力不從心。但必須意識到，儘管美國在「衰落」，它依然是一個衰落中的超級大國，至少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或者願意取代美國。更為重要的是，任何國家絕對不能低估美國的破壞能力。一個無比荒唐的現實是，在後冷戰時代，當美國成為唯一霸權而外在的制約被弱化的時候，美國在很短的時間裏，成功地把自己從一個二戰以後曾經的建設性力量轉型成為一個毀滅性力量。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今天的美國似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求建設，只求破壞，甚至毀滅。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都呈現出這一趨勢。更為糟糕的是，對中國，今天的美國精英們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沒有能力進行自我反思，而把美國衰落的原因歸諸於中國的崛起。

因此，在對美關係中，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前所未有的責任。應對挑戰和承擔責任要求我們避免任何基於本能之上的方法，而需要一種基於理性之上的智慧方法。任何簡單的打打殺殺，或者毫無目標的鬥爭，都只會惡化中美關係，最終導向衝突和戰爭，不僅兩敗俱傷，更會捲入更多的國家。對美關係的複雜性在於，我們既要和美國鬥爭以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又要照顧到美國的衰落情緒；既要考慮到中美兩國的利益，也要考慮到中美關係的外溢性，即其它國家的利益。應對這種複雜性本身就是大國責任的內在部分。

3. 「穩定」是中美兩國共同的訴求

好消息是，通過過去幾年不懈的努力，人們已經看到，建設穩定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中美「事實上的G2」結構表明，這一關係越來越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而非單方面的幻想之上。特朗普總統今年5月訪問中國的時候，中美兩國元首已經達成了建設中美穩定關係的共識。更應當看到，這種共識也延伸到美國國內。今天，在中美關係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也已經達成了共識，即中美不能發生衝突。民主黨拜登時期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主導原則就是設置所謂的「護欄」（guardrail），意思是競爭不可避免，但衝突必須得到管控。儘管美國兩黨就如何應對中國會有不同的方法，但對管控衝突則是共識。人們完全可以期待中美兩國元首在即將到來的會晤中進一步鞏固和深化這一穩定共識，並且這一共識更可延伸到未來。

中美鞏固和深化穩定共識的路徑已經變得相當清楚，那就是「三步走」：先經貿，再政治，後安全。

第一步：夯實經貿合作這一「壓艙石」。

去年兩國元首在APEC會議期間的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再次確認了經貿是「壓艙石」，今年兩國的經貿在加速推進。做大做強經貿壓艙石的空間是巨大的。我們一直強調，中美兩國的經濟儘管在高科技領域具有高度競爭性質，但其餘部分則是結構性互補的，這「其餘部分」佔了兩國貿易的絕大部分，而即使在高科技領域，兩國也很難完全「脫鈎」，並且這個領域的兩國競爭也經常被媒體和一些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分析人士所誇大。

第二步：通過高層會晤達成政治共識、建立政治信任。

中美經濟呈現出結構性的互相依賴，很難完全「脫鈎」。至去年中美兩國的直接貿易額還有5500億美元。儘管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人們認知中的中美關係並沒有那麼好。這主要是因為兩國缺失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度。不過，隨着雙方政治信任度的提高，兩國不僅不會「脫鈎」，而且相互依賴的程度也會繼續提高。

第三步：在此基礎上，再着手處理棘手的安全問題，包括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

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共識與信任，安全問題就很難解決。堅守安全領域的底線，增加政治領域的信任，拓展經貿領域的共同利益，這已經被過去的經驗證明為是正確的方向，也會被未來的歷史證明為正確。所以，雙方對話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而元首的互訪和溝通是起點。

▍四大倡議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

人們也必須意識到，儘管中美關係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但不是唯一的關係。儘管各國都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包裝自己的外交行為，但外交的基礎依然是實力。正因為如此，一方面，我們對美國、日本或者其它國家，不應當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當放棄我們的大國理想和大國責任。

承擔大國責任意味着，一方面我們要多提供國際公共品，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國際秩序的開放性。國際秩序的重建和維持必須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過程。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秩序強加給國際社會。今天的世界已經大不同了。二戰以後的局面不會再出現。美國二戰之後很容易就登上了世界領袖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是被「邀請」成為世界領袖的。當時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洲主要國家因為兩次大戰而幾乎處於破產狀態，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貧窮，沒有能力來參與國際秩序的構建。同時，儘管當時的蘇聯也很強大，但因為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把自己的影響力局限於非常有限的國際空間內，加上二戰之後很快就形成了美蘇冷戰格局，蘇聯集團遭圍堵，其國際影響力不僅非常有限，而且表現出不可持續的特徵。二戰之後，美國的確為世界提供了諸多國際公共品，但美國把這個過程視為確立其霸權的過程。這已經被證明為失敗——拉着一幫盟友來主導世界，而把更多的國家排擠出國際秩序的塑造過程和國際治理進程。因此，霸權必然表現為排他性，缺少全球公正和合法性。這樣的霸權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和美國一樣，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去避免以往大國所犯的巨大錯誤。因此，中國近年來針對全球範圍內的危機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相互關聯、形成體系。四大倡議很顯然直接針對本文前面所討論的人類所面臨的四大危機。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時如果沒有安全作保障，發展不僅難以達成，而且發展的成果也難以得到保障。因此，我們把發展與安全關聯起來，兩條腿走路。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係在國內和國際層面是一樣的。文明對話的目標就是建設包容性國際體系，要在發展和安全等領域在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的基礎上推進發展與安全，進而在此基礎上推動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我們把這些定義為「倡議」，就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構建國際秩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過程，一個需要所有利益相關國家的廣泛和深度的參與。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把處理中美關係和處理「中等強國」的關係、處理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一致起來了。基於「事實上G2」的現實，從長遠看，中美關係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會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國際關係的邊界。儘管這比較有利於中國處理一些國際問題，但這並不意味着中美兩國「共治」世界，更不意味着中美兩國可以把自己各自的意志或者共同的意志強加於他國。中美兩國在考慮各自的利益的時候，或者在考慮兩國共同利益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其它國家的利益。

實現這種一致性需要我們基於文明之上的國際關係和智慧外交。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強和擴大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基礎，因為任何不利於增強國家利益的國際拓展是不可持續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在整個國際局勢中來定義廣義的國家利益。中國有傳統版的「天下觀」，持續了數千年。建國之後，毛澤東又提出和國際主義並不矛盾的觀念——民族主義，這可以視為是「天下觀2.0版」。今天我們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天下觀3.0版」。所謂的大國崛起，不僅是我們自己感到崛起了，而且也要使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中國的崛起而真心誠意地鼓掌。

本文轉自《文化縱橫》雜誌，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