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愈強愈難做全球生意？港大何國俊：一國包辦全球不可持續
中國製造業愈強大，為何反而可能愈難做全球生意？新能源汽車、電池，到目前大力發展的工業機械人，中國製造在國際的競爭力持續提升。但當中國企業依靠規模、技術與完整產業鏈，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地時，訂單增長的另一面，還有關稅壁壘、產業補貼爭議，以及愈來愈激烈複雜的國際競爭。
那麼，當一個國家有能力生產愈來愈多產品、打通完整供應鏈條時，其他國家是否還有足夠的產業空間？香港大學賽馬會經濟學教授、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何國俊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人工智能與工業自動化正逐漸改變傳統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過去不同國家依據勞動力成本及資源稟賦進行產業分工的模式，正面臨新的挑戰，「我個人覺得，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生產全世界需要的所有東西，那麼這是不可持續的，只會讓別人愈來愈孤立你。」
下個月（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將在深圳舉行，是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今年會議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將「開放、創新、合作」列為三大優先領域。
回望2001年的上海和2014年的北京峰會。2001年，當時中國正處於加入WTO的關鍵時期。同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進一步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到了2014年，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議重點包括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亞太自貿區進程及互聯互通合作。
何國俊認為，三次APEC所反映的最大變化，是中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扮演的角色逐漸轉變，「第一次的話，那個時候中國剛要加入世貿組織，那個時候討論的是中國怎麼融入世界的問題，然後講投資、發展這些機遇的問題。」到了2014年，中國與全球經濟已經緊密結合，當時的討論更多圍繞貿易、發展問題，以及如何進一步擴大合作。
然而，2026年的國際環境已與以往有所不同。何國俊表示，「到了2026年，我覺得中國是作為一個倡議者的角色。以前是融入，現在中國更多的是從自己的立場來看，我們怎麼能夠更好地應用這個平台去促進合作。」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在部分議程上已經具備相當大的影響力。
不過，伴隨中國製造業及新興產業競爭力提升，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及產業政策分歧亦可能更趨突出。何國俊提到，歐盟對部分中國產業政策、貿易競爭及碳邊境調節措施等議題存在顧慮，可見當下的國際合作不僅是尋找市場和投資機會，同時要面對產業競爭與利益分配問題。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憑藉勞動力、製造業及供應鏈優勢，逐漸成為世界主要工業生產中心。但何國俊分享他的觀察表示，隨著中國工資及生產成本上升，部分製造業並未如傳統產業梯度轉移理論所預期般，大規模遷往成本更低的經濟體。
何國俊解釋道，過往全球化的重要經濟學基礎是「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根據勞動力、生產成本及技術能力等條件分工，透過貿易提高整體效率。但當工業生產愈來愈依靠自動化設備及AI，勞動力成本在部分產業中的重要性便可能下降，「隨着生產，尤其是工業生產的自動化，它不像以前那樣。比如說，過去因為美國人工貴，所以就生產不了便宜、低端的製造品。但自動化以後，這個不是問題了。」
他提出，當中國和美國都能通過AI與高度自動化生產大量工業產品，過往基於勞動力成本及產業梯度形成的國際分工，便可能受到衝擊。
「如果再過20年全用機械人生產，歐洲怎麼辦？南美怎麼辦？非洲怎麼辦？是不是完全不需要自己的產業？」何國俊認為，這不僅是生產效率的問題，更涉及其他經濟體能否繼續透過參與製造業取得就業、收入及發展機會。
如果技術領先的國家可以將愈來愈多生產環節留在本土，其他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獲得的發展空間可能受到擠壓，進而增加國際貿易摩擦。他認為，這也是貿易保護主義可能進一步抬頭的原因之一。
中國企業出海如何從「賣全球」轉向「在地利益共享」？
何國俊提出，未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需要從單純擴大商品出口，逐漸轉向更深入的跨境產業合作。「唯一的辦法就是知識的共享、科技的共享，不是一個國家生產全世界50%、60%甚至更高的工業產能。中國不能光是賣東西，還需要把這些產能帶到別的地方，讓當地有就業，讓當地有生產。」
他指出，如果中國只是持續擴大本土製造能力，向海外市場供應愈來愈多商品，即使產品具備價格和技術競爭力，仍可能遇到更多市場准入及貿易保護方面的阻力。相比之下，中國企業若能在其他經濟體建立生產基地，將技術、設備及部分產業鏈帶到當地，便有機會在擴展企業海外業務的同時，創造當地就業，讓不同經濟體分享產業發展的收益，「這才是下一個階段中國去影響全世界，或者塑造一個新的國際貿易分工體系的核心轉變。」
這也意味着，在價格、效率和出口規模之外，中國企業出海還需要更加重視當地生產布局、產業合作，以及能否與所在市場建立長期利益關係。
隨着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電池及其他新興產業累積競爭優勢，中國的戰略目標亦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標準」。對此，何國俊認為，產業規模和規則影響力之間確實存在關係，但標準制定是複雜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這當然是理想情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制定標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他認為，企業首先應該建立市場競爭力，擴大業務規模，並根據不同市場的需求調整產品及技術，「先後順序很重要，不能因為在現在某些領域有成就，就想着你們都得聽我的，有這樣一種心態很不利於合作。」在他看來，中國產業走向國際標準和規則制定，不能單純依靠市場規模或政策倡議，而需要透過持續的技術競爭力、海外市場參與及國際合作，逐漸建立影響力。
深圳成功不只靠科技企業 制度優勢與香港資本是關鍵
與2001年的上海、2014年的北京不同，今年APEC領導人會議選址深圳。這座城市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發展為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其發展經驗常被視為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縮影。
不過，何國俊認為，外界若只看到深圳今日聚集的大型科技企業、完善的產業鏈與初創生態，便可能忽略其成功背後更重要的制度及資本條件。
他指出，首先是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在發展初期能夠先行先試，降低企業經營所需承擔的制度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低是很利於企業的創新的，這個是別的地方可以學習借鑑的。」
第二個因素則是香港的早期資本投入，以及香港連接國際金融、法律和專業服務的優勢。早期深圳及東莞等珠三角製造業城市的發展，得到不少香港資本支持。香港亦透過國際金融及法律等資源，協助深圳和大灣區製造業發展。
「深圳是無法複製的，也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要成為深圳」，何國俊表示，其他城市真正值得借鑑的，是改善制度環境，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建立對企業和投資者更友善的經營條件。而政府也需要處理好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同時透過司法、監管及其他制度安排，讓投資者對長期投資回報形成合理預期。
「我們中國現在不管是消費還是投資上遇到的障礙，其實我覺得很大程度上，大家經常說的就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其實就是不確定性大。」何國俊表示，要讓資金真正投入實體經濟，並長期留在一個市場，企業及投資者需要相信經營環境具有穩定性，合法權益能夠得到保障，未來回報亦具有合理的可預測性。
從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25年間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已發生深刻改變，下一階段的挑戰，不僅是中國能否繼續提升製造業和科技競爭力，更在於如何把這些優勢轉化為其他經濟體也能參與、分享利益的合作模式。因此，在AI重塑全球分工、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帶來挑戰的背景下，中國如何兼顧產業競爭力、海外市場利益與國際合作，將成為11月深圳APEC，以及未來值得觀察的重要經濟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