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對新疆的指控，從未停歇。「集中營」「強迫勞動」「種族滅絕」——這些標籤被反覆黏貼，法國企業家、海外社交媒體意見領袖阿諾德·貝特朗（Arnaud Bertrand），選擇用最樸素也最徹底的方式尋找屬於他的答案：他攜家人租一輛房車，用五周時間走遍新疆南北，行程近6000公里，與沿途數百人自由交談。沒有官方導遊，沒有報備行程，只有車輪下的公路、草原、沙漠、古城，以及無數張生動的面孔。

貝特朗的記述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他拒絕將新疆簡化為任何單一敘事。他不僅描述了地理與民族的驚人多樣性，更以細膩的人類學視角，還原了當地少數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複雜文化肌理，並犀利指出西方媒體如何將「中東模板」錯誤投射到這片土地上。

他還記錄了新疆嚴密的安全措施及其背後的歷史傷疤，同時揭示了西方制裁對當地普通民眾生計造成的真實傷害。文章充滿坦誠的矛盾、鮮活的細節，以及一個資深旅行者基於長期在地經驗得出的獨立判斷。

此前，《香港01》記者也參與香港電台舉辦的太陽計劃2026新疆參訪團，與106位香港中學生，於7月5日來到新疆石河子市參觀，同學們走入棉花田和蟠桃園、葡萄園等地，打破對新疆的刻板印象更見證了中國西部科技的高速發展。此篇文章，《香港01》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切近觀察新疆的獨特窗口，而非又一場空中樓閣式的爭論。真實的世界，終究需要雙腳去丈量。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幾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名字，也幾乎人人都對它有自己的看法，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人真正去過那裡。有時候，這是因為一些正面的原因（比如不丹）；但有時候則恰恰相反。

不幸的是，新疆屬於後者：你隨便去一個西方國家，在街上找個人問問他對新疆有什麼印象，你得到的答案幾乎會出奇地一致：集中營、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

我這輩子旅行得夠多，有一件事已經學會了：對於遙遠地方的極端看法——無論是極度正面還是極度負面——一旦真正接觸那個地方，往往很難繼續維持。而對於那些很少有人去過的地方，這一點尤其如此。

這其實很好理解：正因為這類地方缺乏親身經歷，所以各種離譜的說法最不容易受到挑戰。那裡沒有大量普通人的第一手經驗積累，來抵消這些說法。

當然，我也知道，西方有一種很強的傾向，會針對自己的地緣政治對手——比如中國——製造各種敘事。

所以，當這兩點結合在一起：一個幾乎沒有外國人去過的地方，又恰好位於中國境內，我原本就預料到，媒體敘事與我實際看到的情況之間會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我沒有預料到，這個差距會如此之大。

在前往新疆之前，為了盡可能真正理解這個地方，我給自己設定了幾個條件：

我希望在那裡待足夠長的時間——新疆實在太大了，如果只待幾天，根本不可能開始真正理解它；

我希望盡可能多地走訪不同地方，因為我知道，不同地區的情況可能截然不同，比如烏魯木齊這樣的富裕城市，與偏遠農村地區之間可能有巨大差異；

我希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旅行——而不是參加中國官方組織的導覽旅行；

我希望去一些完全偏離旅遊路線的地方——那些遊客根本不會去的地方；

我希望盡可能多地與當地人接觸，和來自各行各業的人交談。

於是，我和妻子以及分別為7歲、10歲的兩個女兒做出了如下計劃：

我們將在烏魯木齊租一輛房車，用5周時間走遍新疆南北兩地，晚上就睡在房車裏。房車之旅結束後，我們還會在烏魯木齊待10天，其中一周把女兒送進一個當地兒童假期營——參加者主要是當地維吾爾族孩子——而我們作為父母則進一步探索烏魯木齊，並嘗試與當地知識界人士接觸。

這些條件，我們一個都沒有落下，而且還超出了預期。5周房車旅行；駕駛接近6000公里；走遍南疆和北疆；城市、縣城、村莊、草原、高山、沙漠；一路上與數百人交談。沒有導遊，沒有隨行人員，也沒有向任何人提交行程表。我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停在哪裡就停在哪裡。

回到烏魯木齊後，我們的兩個女兒參加了一個為當地孩子組織的軍事主題夏令營，為期一周。與此同時，我們這些父母則與一群非常有意思的人見了面：記者、大學教授、不同級別的公務員、著名的「兵團」工作人員、社區工作者以及商人。

簡而言之，我們以自己的方式，在足夠長的時間裏看到了大量新疆及其人民。因此，我覺得自己現在至少可以對新疆說出一些有意義的話——這與大多數寫過新疆的人不同。

我們的旅程

我們的路線用了34天、近6000公里，在南疆和北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環線：

我們從烏魯木齊出發，沿101號公路向西行駛，最終抵達哈薩克斯坦邊境的溫泉小鎮。

從那裡，我們向南前往賽里木湖，隨後進入伊犁河谷——那裡有薰衣草田、邊境城市霍爾果斯，以及清代古老的駐軍城鎮惠遠。之後，我們在大城市伊寧待了幾天。

然後，我們繼續向南前往昭蘇，那裡擁有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古老粉色馬種（我不是開玩笑！），接著進入夏塔、唐布拉和那拉提的高山草原。在那裡，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牧民至今仍然住在山裡的氈房中——至少夏季如此。

從那拉提出發，我們經由獨庫公路翻越巨大的天山山脈，進入南疆。獨庫公路是中國最危險的公路之一，每年只有大約四個月開放。

在南疆，我們探索了古城庫車及其王府——那裡至今仍住著一位真正的維吾爾族公主，我們還見到了她！隨後我們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並在喀什待了幾天，參觀老城、清真寺和市場。

從喀什出發，我們繞道深入帕米爾高原，騎馬前往火山口，並攀登了海拔7500米的慕士塔格山上的一處冰川。

之後，我們踏上漫長的東歸之路——經過古老的克孜爾佛窟、蘇巴什寺遺址以及庫爾勒，最後經由天山勝利隧道返回烏魯木齊——這條隧道是世界上最長的公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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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

西方關於新疆的報道中，有一個被完全——而且極其不公平地——抹掉的事實，而它在我們旅行一開始就幾乎立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新疆驚人的多樣性。

首先，是地貌和氣候上的多樣性。

當地有一句話：穿越新疆一次，就能經歷四季。而我們完全可以證明這句話是真的。

有些早晨，我們醒來時還在高山草原上，房車停在遊牧民族的氈房之間，雪山就在不遠處，我們凍得瑟瑟發抖；而僅僅第二天——真的就是第二天——我們就會駕駛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在40攝氏度的高溫中前進，沙子不斷拍打著擋風玻璃。

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能夠在一個行政區域內擁有近9000米的海拔落差——從吐魯番盆地海拔154米的最低點（中國陸地最低點），一直到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K2）的峰頂。

想想新疆的地理有多麼瘋狂：

它同時擁有世界十大最高山脈中的四個——喀喇崑崙山、帕米爾高原、天山和崑崙山；

擁有世界最大的沙漠之一——塔克拉瑪干沙漠，面積大致相當於德國；

擁有覆蓋整個地區約三分之一面積的廣袤草原；

擁有中國最熱的地方——吐魯番，地表溫度可以達到80攝氏度；

也擁有中國最冷的地方之一——阿勒泰地區富蘊縣，最低溫度曾達到-52.3℃。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面積超過西歐的地區內——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和比利時全部塞進去，仍然還有剩餘空間——同時還與八個國家接壤。

新疆本身就像一個擁有驚人地理多樣性的完整大陸，其豐富程度足以讓大多數真正的大陸都相形見絀。

多樣性也體現在人民身上。

談到新疆，人們通常只想到維吾爾族。但維吾爾族甚至沒有佔新疆人口的一半——總人口2585萬中，維吾爾族約1162萬，佔約45%——而且他們高度集中在南部四個地區：喀什、和田、阿克蘇以及克孜勒蘇。

我們旅行的前18天一直在北疆，幾乎很少遇到維吾爾族人。

相反，我們住在草原上的哈薩克族遊牧民中間，與山裡的柯爾克孜族牧羊人一起徒步，在伊寧發現了一個完整的俄羅斯族社區——這些俄羅斯族人擁有中國國籍——還在經由著名獨庫公路穿越天山時，經過蒙古族土爾扈特人的聚居區域。

直到第19天抵達南疆之後，我們才真正進入維吾爾族佔多數的地區，而那裡給人的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

這也是很多人不瞭解新疆的一點：巨大的天山山脈幾乎把新疆一分為二。

直到非常近代的歷史時期——20世紀70年代獨庫公路建成之前——南疆和北疆基本上彼此隔絕。因為如果想從一邊前往另一邊，就必須繞過整個天山山脈，繞行超過1000公里。

然而，西方媒體幾乎總是把這兩個部分混為一談。這就好比把斯堪的納維亞和地中海地區視為同一個地方一樣荒謬。

甚至維吾爾族內部也存在巨大的多樣性，以至於他們「是否真的是一個單一民族」本身都可以成為一個開放的問題。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杜魯·C·格拉德尼（Dru C. Gladney）在其1990年的經典論文《維吾爾族人的民族生成》（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中所指出的，「Uighur」或「Uyghur」這個詞，直到1935年才開始被用來指稱今天這一人口群體。在此之前，人們更多是按照自己的綠洲來認同自己：喀什人、吐魯番人、和田人等等。

我們自己也親身體會到了這一點。

我們在喀什接觸到的維吾爾族文化——食物、音樂、建築，以及整個地方的氣質——與我們在庫車或庫爾勒看到的東西有著顯著差異。

而這並不只是個人印象。像杜魯·C·格拉德尼和賈斯廷·魯德爾森（Justin Rudelson）這樣的學者，都記錄了四種截然不同的區域音樂傳統、巨大的方言差異，以及從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顯著不同的遺傳特徵。

這其實很合理。直到最近幾十年，從一個綠洲前往另一個綠洲，都意味著必須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這個名字在維吾爾語中的意思就是「不歸之地」。這在過去實際上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旅程。難怪每個綠洲最終都形成了自己的方言、飲食、音樂和身份認同。

總的說來，新疆的民族問題極其複雜。而當西方媒體把維吾爾族描述成一個不證自明、從遠古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原生民族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向新疆投射一種歷史記錄並不支持的統一性——簡單的故事可能適合賺取點擊量，但不適合追求真相。

宗教與文明的多樣性

最後，我不能不簡要提及我們在新疆親眼見到的宗教和文明多樣性。

西方媒體往往把新疆描述成一個鐵板一塊的穆斯林地區，但今天並不是這樣，從歷史上看更不是。

我們旅行中最令人感動的時刻之一，是站在庫車附近的克孜爾千佛洞（克孜爾石窟）裡面。這裡有236個洞窟，從公元3世紀開始開鑿於懸崖之上，洞窟牆壁上布滿壁畫，其美麗與精細程度真的讓我們屏住了呼吸。從嚴格意義上說，這裡就是中國佛教藝術的起點。

幾公里之外，是蘇巴什寺遺址。鳩摩羅什——那位將梵文佛經翻譯成中文、其譯經成為中國佛教思想基石的僧人——曾經在那裡學習。玄奘——沒錯，就是《西遊記》中那位真實存在的唐代高僧——在前往印度取經的旅途中，也曾在那裡居住數月。

事實是，佛教曾經是這個地區佔主導地位的文明，持續了一千多年，比伊斯蘭教在這裡存在的時間還要長。今天被稱為「維吾爾族」的綠洲人口，在其有文字記載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信仰佛教、摩尼教，或者同時信仰兩者。

而即使是伊斯蘭教的實際實踐方式，我們也看到了巨大的多樣性。

我們西方人心目中的伊斯蘭教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海灣國家的影響：清真寺、每日禮拜、戴面紗，以及嚴格遵守經典教義。

但新疆地區的伊斯蘭教發展很大程度上與中東核心地區隔絕，而更多受到中亞蘇菲神秘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以及綠洲和遊牧生活實際需求的塑造。

在維吾爾族群體中，精神生活的核心並不一定是清真寺，而更多體現在聖徒墓地朝拜、蘇菲儀式以及「麥西來甫」（meshrep）——一種包含音樂、舞蹈和宴飲的社區聚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習俗如果按照沙特阿拉伯嚴格的瓦哈比派解釋，實際上是不被允許的。

我們在北疆與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相處了數周，而他們的伊斯蘭實踐甚至更加寬鬆。他們向來就以大量飲酒而聞名——主要是發酵的馬奶——而且幾乎從不去清真寺。

原因非常簡單：當你是一名遊牧牧民，不斷帶著牲畜在不同季節牧場之間遷徙時，根本就沒有清真寺可以去。遊牧生活方式從物理上就使嚴格的宗教儀式難以執行。

實際上，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的精神生活，是伊斯蘭儀式與薩滿式療癒、火祭以及祖先崇拜的混合體，而後面這些傳統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數百年就已經存在。

甚至維吾爾族也擁有悠久的釀酒傳統，尤其是在吐魯番和庫車地區。吐魯番的葡萄種植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比伊斯蘭教傳入該地區早了近兩千年。當地的「穆塞萊斯」（museles）傳統——將自製葡萄酒儲存在陶罐中陳釀——也從未消失。

當我們住在唐布拉草原的哈薩克遊牧聚落時，一天晚上，當地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男子邀請我們喝酒。西方敘事是「中國強迫新疆穆斯林飲酒」。現實是：那天晚上唯一被迫喝酒的人，是我的朋友丹尼爾和我！

最後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徵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女性的傳統服飾，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沒有把頭巾、面紗，更不用說罩袍作為傳統服裝。

維吾爾族女性的傳統頭飾是「朵帕」——一種色彩鮮艷、繡花的圓帽。我們一路走來，在南北各地的城市和村莊中，到處都能看到它。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或許是西方媒體把中東模板投射到一個從未適用該模板的地區時，最明顯的例子。

他們經常採訪一些所謂的「維吾爾族」女性，這些女性戴著頭巾或面紗，指責中國正在摧毀她們的傳統。但這些女性所穿戴的服飾，其實是在最近幾十年才通過海灣國家資助的薩拉菲主義傳教活動進入該地區的。

其中的諷刺意味實在太強烈了：西方媒體把這些女性呈現為古老文化的守護者，而她們所穿的服裝實際上代表的是傳統維吾爾民族文化的消失，而不是保存。

有趣的是，中國有一個穆斯林民族——包括新疆境內——其女性確實會佩戴類似頭巾的頭飾，那就是回族。回族在民族血緣上屬於漢族，但他們通過與沿絲綢之路定居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接觸而皈依伊斯蘭教。傳統上，回族所實踐的伊斯蘭教比維吾爾族更加正統，也更加接近中東傳統。

我們在旅途中不斷以最日常的方式注意到這一點：每當一家餐館不供應酒，它幾乎總是由回族穆斯林經營。而我們吃過的每一家維吾爾族餐館——數量很多——都毫不猶豫地供應酒。這甚至成了我們之間的一個固定笑談：如果一家店沒有酒，你可以確定老闆是回族。

這是一個很小的細節，卻揭示了一個重要問題：認為新疆所有穆斯林都以同樣方式實踐伊斯蘭教，就和認為他們都屬於同一個民族一樣錯誤。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新疆最首要、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多樣性。地理的多樣性、民族的多樣性、文明的多樣性、信仰的多樣性，甚至宗教實踐方式本身的多樣性。

西方媒體對這一地區所做的事情，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知識上的犯罪：他們把地球上最複雜、最有層次、最令人著迷的地方之一，壓縮成了一個詆毀性的黑白故事——其中有一個受害者和一個惡人。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自己——虛偽而又諷刺地——實際上抹去了新疆的文化。恰恰就是他們指責中國正在抹去的東西。

政治與安全狀況

我不會淡化這一點：當你穿越新疆時，很明顯，這裡是一個極其、極其重視安全的地方——比我在中國去過的任何地方都更加重視，而且差距非常巨大。

我幾乎走遍了中國，也進行過兩次此前的多周房車旅行：一次是在2021年，途經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和青海；另一次是在2023年，途經東北三省。除此之外，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在過去20年裏輕鬆進行了100多次全國各地的旅行。所以，我應該算是相當熟悉中國「正常狀態」是什麼樣的。

而從安全角度來看，新疆顯然不正常。

可能讓從未去過中國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你能看到的警察其實出乎意料地少。事實上，有些地方幾乎看不到警察。

例如在我們2023年的房車旅行中，我們用了32天駕駛穿越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幾乎走遍了這些省份。我們一次都沒有被警察攔下：零攔截，零檢查站，什麼都沒有。而且，我們還去了在任何國家都可能被視為敏感的地方，例如邊境地區——我們曾沿著中國與俄羅斯、朝鮮和蒙古國的邊境行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疆：你根本不可能連續一天駕駛而不經過警察檢查站——這是客觀上做不到的。有些日子我們開得比較多，例如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高速公路，一天甚至會經過10多個檢查站。

警察不僅很多，而且無處不在。當你身處擁擠場所時，大約每50米就有一個警務平台。我們在新疆旅行期間和一些警察交談，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官方「到場響應時間」KPI是3分鐘。這非常誇張。這意味著整個新疆——再次提醒一下，它比西歐還大——都被如此密集的警務人員覆蓋，以至於無論任何地方發生任何事件，警察都應該能夠在180秒內抵達現場。

我們實際上親自測試了這一響應時間。

旅行期間，我們的房車在喀什附近農村的一條單行道上，被一根倒塌的路障卡住了。我們打電話報警，並開始計時。三分鐘。隨後，警方聯繫了當地村長——負責修復這個路障的人——而村長不到兩分鐘就趕到了。從我們拿起電話開始，五分鐘後，我們就已經在他們護送下安全繞過障礙，重新上路。這就是新疆警察的效率有多麼驚人。

除了大規模警力和遍佈道路的檢查站之外，還有一些在中國其他地區根本不存在的安全措施。對我們而言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加油需要出示身份證。新疆每個加油站入口處都有安全檢查站。而在中國其他地區，你只需要開進去加油即可。邊境地區的安全措施更加嚴格。畢竟新疆與八個國家接壤，因此這樣的邊境地區相當多。

旅行中我們曾犯過一個很好笑的錯誤。

前往夏塔自然公園的路上，我們沒有提前意識到GPS把我們帶上了一條距離哈薩克斯坦邊境實際上只有幾米遠的道路。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就已經面對解放軍士兵的軍事檢查站了——是真的軍隊，不是警察。當士兵看到一個金髮法國男人，開著家庭房車，車裏還有兩個小女孩，慢悠悠地駛過來時，他們臉上的表情——怎麼說呢——令人難忘。他們並不敵意，只是顯然非常困惑：這種情況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他們非常迅速地打了一個電話。沒過多久，一名上級軍官就趕來了——顯然3分鐘KPI對軍隊也適用。那位軍官看起來就像是衣服穿在身上之後才被熨平的人。他極其仔細地檢查了我們的護照和文件，認真程度就像是在拆除炸彈。最後，他的結論是：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但必須嚴格遵守條件：不能停車、不能拍照、不能逗留，什麼都不能做。我們瘋狂地點頭，然後連大氣都不敢喘地開了過去。

我們也和一些當地人談到了安全狀況。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大多數人其實對此感到安心。

作為一個法國人，我原本以為他們會認為這種安全措施很壓抑，是對日常生活的干涉。但我們聽到最多的反應更接近於一種如釋重負——一種「我們經歷過另一種情況，而那糟糕得多」的感覺。

新疆曾經的暴力時期

需要提醒的是，大約在2009年至2017年間，新疆經歷了一段極其嚴重的暴力時期。

僅2009年的烏魯木齊騷亂，就在一個週末的族群暴力中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傷。隨後出現了持續多年的恐怖襲擊浪潮——持刀襲擊、爆炸、駕車衝撞——不僅發生在新疆，還波及中國內地：2013年發生於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2014年的昆明火車站慘案，31人死亡、140人受傷，襲擊者使用刀具；等等。

在分離主義暴力、「聖戰主義」激進化和嚴重族群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無論如何誠實地評價，新疆當時都是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地區。

我曾和一位出生並成長於新疆的漢族人交談，她親身經歷過2009年烏魯木齊騷亂。騷亂發生時，她正在北京，於是立即趕回烏魯木齊與家人團聚。火車上還有數百人做著同樣的事情——他們來自新疆不同民族。她告訴我，火車上完全寂靜無聲，人們彼此觀察。因為當時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邊的人究竟是在趕回家保護自己的家人，還是準備加入殺戮。不同社區之間的信任一夜之間消失了。

與此同時，數千名維吾爾族人被極端主義網絡招募。他們最初以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的名義，在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期間前往鄰國阿富汗參戰；後來又前往敘利亞，與「伊斯蘭國」（ISIS）並肩作戰。這條人員輸送線路經過東南亞和土耳其，並被世界各地情報機構廣泛記錄。

中國對此的回應，是開展大規模去極端化和安全治理行動——正如我前面所說，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痕跡。與此同時，中國還向新疆經濟發展投入了巨額資金，尤其大力發展旅遊業。發展到今天，新疆已經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每年旅遊人次達到驚人的3億。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17年，新疆各地建立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西方稱之為「再教育營」——目標是針對被認為存在激進化風險的人群，教授他們普通話、公民教育和職業技能。

有意思的是，據我瞭解，中國在這方面部分受到了法國的啓發。

就在此一年前，法國在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Manuel Valls）任內，也建立了自己的「反極端主義康復中心」。這些中心針對的是那些「從未因與激進化有關的行為被定罪」，但被「懷疑已經激進化」的人。法國原計劃在每個大區設立一個這樣的中心。

法國的這一計劃當時總體上被視為合理，甚至具有進步意義——儘管它最終管理混亂並以失敗告終，這非常符合典型的法國傳統。它從未受到制裁，從未接受聯合國調查，也沒有人指責巴黎犯下種族滅絕……

至於這些被大量討論的「營地」——也就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我們在整個旅行過程中完全沒有看到任何跡象。

我個人相信，中國政府在2019年12月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宣佈「學員全部畢業」、培訓項目已經結束時，說的是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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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更加相信這一點，是因為去年我的一位親密朋友親自前往了新疆數據項目（Xinjiang Data Project）所列出的許多所謂「營地」所在地，而且沒有提前通知當地。他發現，這些地方要麼已經完全關閉，要麼其實是普通民用設施——學校、工廠、物流園區——與任何拘禁項目毫無關係，要麼就是任何國家都可以找到的普通監獄。沒有一個地方符合正在運行的所謂「再教育營」形象。

而且，我們在當地看到的一切，也完全不像是一個曾經有100萬人——按照西方相關指控——被抓捕和關押的地方。除了更加嚴格的安全措施之外，日常生活明顯、直觀、甚至可以說近乎「過於正常」。市場裏擠滿了攤販；餐館裡播放著維吾爾族音樂；孩子們毫無顧慮地在街上踢足球；人們舉辦婚禮——其中還有一場我們參加了。如果真的有100萬人——大約每11個維吾爾族人中就有一個——被抓捕並關押，那麼這些社區的社會結構應該早已支離破碎。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遇到了很多維吾爾族人——而且這很可能是其中絕大多數——他們似乎真心為危機結束而感到寬慰，並不特別懷念曾經的另一種局面。

正如我在前面的「多樣性」一章中詳細討論的，大多數維吾爾族人並不是特別虔誠。這些人擁有延續了兩千年的釀酒傳統，他們一生中從未戴過頭巾。對於他們而言，如果自己的家園在受海灣地區影響的瓦哈比派傳教士影響下變成另一個阿富汗，這同樣是令人恐懼的。幾位維吾爾族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極端分子綁架了他們的文化，而政府的應對終結了一些他們自己也希望結束的東西。

中國政府向新疆投入的巨額資金——道路、隧道、旅遊基礎設施、補貼——人們也並沒有忽視。無論你是否熱愛共產黨，都會承認新疆在十年間從一個被忽視的邊疆地區，變成了中國遊客最多的旅遊目的地。

不過，顯而易見，新疆距離成為像中國其他地區那樣的高信任社會，仍然有一段距離。

你會感覺，新疆這個社會仍然生活在一種制度層面的「創傷後應激障礙」之中。危機結束了。安全體系發揮了作用。暴力停止了。但整個「神經系統」似乎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

尤其是因為新疆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來自國外的圍困：西方制裁仍然存在；黑名單仍然存在；媒體仍然持續不斷地指責新疆——完全錯誤地——犯下「種族滅絕」。

於是，每一個外國遊客都可能被視為潛在的情報提供者；每一次採訪都可能被視為陷阱；每一次參觀博物館，都可能讓某人拍下一張照片，最後登上《華盛頓郵報》的頭版，標題寫著「文化消除的證據」。

這種焦慮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度警惕雖然令人疲憊，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有一點必須強調：我們在新疆旅行期間遇到的絕大多數維吾爾族人——以及其他普通人——都非常熱情、開放、好奇和慷慨，其程度經常讓我們措手不及。

新疆真正需要世界給予什麼

世界上很多人都說，他們關心新疆和維吾爾族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數——其實完全沒有誠意。正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曾經非常精彩地諷刺過的那樣：「眾所周知，美國人既不喜歡中國人，也不喜歡穆斯林，但不知為什麼，他們卻非常喜歡中國穆斯林。」

至於所謂的「人權活動人士」——我個人認識其中一些——很多人不過是自己根本不瞭解的地緣政治利益的「有用工具」。許多在這個問題上非常高調的人，從未去過新疆；不會說普通話；甚至無法在地圖上找到伊犁或喀什。他們關於這一地區的知識，並非來自學術研究或實地考察，而是來自一個由少數NGO、智庫和媒體構成的小生態系統。這些機構互相引用，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而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在充當一場敵對地緣政治行動的人道主義面孔。

還有一些人，比如所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鄭國恩（Adrian Zenz），則更多是出於意識形態驅動。據我所知，我是唯一曾經公開與他進行辯論的人。對於這些人來說，中國有罪並不是結論，而是前提。以鄭國恩為例，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他所工作的組織，其名字本身就已經包含了它的結論。但他遠非唯一一個。

新疆問題的討論空間裏充斥著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職業、資金來源和人生使命，都建立在某種敘事必須為真的基礎上。

不過，也確實有一些人是真誠的。他們真的想以建設性的方式幫助新疆。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寫給他們的。

首先，也許有些違反直覺：如果你真的想幫助新疆，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反對西方針對新疆或維吾爾族實施的制裁。

讓我解釋一下。

第一個原因是，這些制裁的實際效果——而我們在旅行期間一次又一次從普通人那裡聽到了這樣的反饋——就是它們正在直接傷害維吾爾族人。

怎麼傷害？讓我舉一個我們親身遇到的具體例子。

那是在一個非常迷人的小村莊——晃晃，那裡只有150戶人家，以生產薰衣草而聞名。我們在那裡待了兩天，見到了幾位薰衣草農民。晃晃最大的雇主，過去是一家薰衣草精油工廠——我說「過去」，因為你大概已經猜到了：它破產了。

為什麼？當地人告訴我們，這與西方制裁直接有關。

例如美國的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而正如我接下來會解釋的，這個名字實際上更應該叫「維吾爾勞動預防法案」（Uyghur Labor Prevention Act）。

這些制裁實際上使世界各地的企業無法購買來自新疆的商品，從而阻斷新疆企業——無論多麼小——進入國際市場。對許多企業來說，這關係到生死存亡。如果你只能把產品賣給國內市場，那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而現實甚至更加嚴重，因為制裁會沿著供應鏈層層傳導。

假設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從晃晃購買薰衣草精油，然後把香水出口到歐洲。那麼這批香水因為與新疆產生關聯，也會受到影響，按照相關制裁無法出口。因此，任何面向出口的中國企業最理性的做法，就是直接避免任何與新疆有關的產品。這意味著，晃晃的一家薰衣草農場甚至可能無法向中國買家銷售產品——除非這些買家完全沒有任何國際業務。

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實際上把整個新疆地區——以及作為一個民族的維吾爾人——隔離在所有與外部世界存在聯繫的供應鏈之外，包括中國國內的供應鏈。它實際上讓「與維吾爾族人合作」變成了一件有毒的事情。所以，這項法律更適合被稱為「維吾爾勞動預防法案」。

這並不只是個別案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曾經針對這一問題撰寫過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報告的結論與晃晃薰衣草農民告訴我們的完全一致：制裁正在摧毀人們的生計。

報告記錄了大規模裁員、企業破產，以及整個地區被全球供應鏈視為「放射性物質」的情況。這一切都建立在一種法律框架之上，而報告將其描述為「有罪推定」，違反了無罪推定——而無罪推定是國際法中的強行法規範。

報告還特別指出，根據聯合國自己的《全球反恐戰略》，消除貧困是遏制恐怖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這些制裁不僅沒有保護它們聲稱要保護的人權，反而正在積極製造滋生極端主義的條件。

因此，人們不禁會問：這些制裁真正的目標究竟是人權，還是破壞穩定？

無論如何，該報告的建議是：解除對新疆的所有制裁。

我知道，這會讓很多人感到意外——畢竟圍繞這一議題存在大量宣傳。但是，是的：這個星球上最重要、最有信譽的人權機構之一——聯合國自己的OHCHR——正在呼籲停止西方對新疆施加的壓力。因為這種壓力本身，就是一種人權侵犯。

稍微瞭解一點歷史的人都能理解為什麼。現代歷史上，西方制裁從來沒有——一次都沒有——改善過被制裁國家的人權狀況。它們真正實現的是：讓普通公民承擔經濟懲罰。

正如上一章所述，制裁還會製造制度性的焦慮。而這才是最殘酷的諷刺，因為它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而最終受益的只有那些推動相關敘事的人。

新疆並沒有關閉。我們在這裡自由行走了六周，每年還有3億遊客來到這裡。但持續不斷的敵對外國審查威脅，會產生一種被圍困的心理狀態，從而形成西方隨後所指出的那種高壓安全措施和制度性過度警戒。西方再把這些現象拿出來，作為「這裡一定發生了某些邪惡事情」的證據。

制裁製造焦慮；焦慮製造表象；表象又被用來證明制裁合理。這是一個極其人性化的機制。

前幾天我看了一部法國紀錄片，裡面有一個男人因為妻子變胖而生氣，他希望妻子減肥。於是他每天都責罵她。結果呢？他的妻子變得焦慮、抑鬱，體重反而增加得更多。

任何社會學家都會告訴你類似的道理：持續不斷的外部壓力，並不會讓一個系統發生改革，反而會讓它變得更加僵硬。這對個人、婚姻、組織和社會都成立。你攻擊得越多，防禦就越堅固；防禦越堅固，你又越會把這種防禦強化當作繼續攻擊的理由。這是一個沒有出口的反饋循環——除非有人有勇氣，或者有誠意，主動停止它。

第二種幫助新疆和維吾爾族的方法，就是直接去那裡——就像我做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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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沒有任何規定禁止你這麼做。你甚至可能根本不需要簽證，因為中國現在對50多個國家的公民提供最長30天的免簽入境待遇——包括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你可以飛到烏魯木齊，租一輛車或者房車，然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不需要導遊。不需要許可證。也不需要提交行程表。

這有什麼幫助？有兩個方面。

首先，很明顯：你這樣做可以直接支持維吾爾族以及其他當地人的生計。

在西方制裁正試圖掐斷新疆經濟的情況下，你在維吾爾族餐館消費的錢、在維吾爾族民宿消費的錢、在喀什巴扎攤位消費的錢，都是一種微小但實際的物質支持——這種支持最終能夠養活一個個家庭。

其次，這有助於讓真相浮現。

俗話說：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而與很多人的想象相反，阻止新疆和維吾爾族真相浮現的並不是中國。再次強調：沒有任何規定阻止你去那裡；你可以與當地人交談；你可以拍攝你想拍的一切；你可以實時發佈到社交媒體。我本人就這麼做了整整六周，而且一次都沒有被要求停止。

真正阻礙「透明」的，反而是那些自稱正在為「透明」而鬥爭的人。

所以，去吧。

親自看看。把你看到的東西發出來。真正的真相——包括它的細節和複雜性——就是這樣才能浮現出來。

更微妙地說，這還有助於打破那個偏執的惡性循環。新疆看到的普通遊客越多——度假家庭、背包客、退休人士、除了好奇之外沒有任何政治議程的人——當地的治理就越會逐漸擺脫圍困時代形成的條件反射。治癒就是這樣發生的：緩慢地，通過不斷累積的、平靜的、積極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來自巴基斯坦的遊客韓帥（前右二）在新疆喀什古城景區「古麗的家」民宿與工作人員跳舞。 新華社

最後：恢復「深度」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幫助新疆和維吾爾族，就需要恢復一種幾乎已經被世界討論他們的方式徹底摧毀的東西——深度。包括：知識的深度；好奇心的深度；對人的理解和尊重的深度。

西方關於新疆的討論幾乎處處都很淺：淺薄的歷史，淺薄的地理，淺薄的人類學，淺薄的神學，以及對它聲稱關心的那些人的淺薄理解。

而淺薄並不是中性的。它是被操縱的前提。只有先剝奪一個民族所有使其成為「人」的複雜性，你才能把這個民族變成地緣政治武器。

我在五周裏遇到的維吾爾族人，並不是我此前讀到的那個「維吾爾族」。有些人是非常優秀的人；也有少數是混蛋。有些人思想非常深刻；另一些人則會花一整天毫無目的地刷抖音。有些人幽默、外向；有些人嚴肅、內向。有些人信教；有些人根本不在乎伊斯蘭教。

簡而言之：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人完全一樣。他們混亂、矛盾、複雜，無法被壓縮成一個簡單的故事。而且，他們比世界出售給我們的那個被「壓扁」的版本有趣得多。

如果這篇文章沒有做到別的什麼，我希望至少它能讓一個讀者產生足夠的好奇心，願意去看看真實的人是什麼樣子，而不是你希望他們必須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維吾爾族真正需要世界給予他們的東西：不是憐憫，不是制裁，不是表演式的憤怒——只是誠實而真實的好奇心。其他一切，都會由此而來。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