ㄘ在北京流傳著一句話——「落難必闖馬駒橋」。馬駒橋是北京最大的日結零工市場與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地，《香港01》記者今年5月在凌晨時分深入馬駒橋，直擊這群在城市邊緣（六環外）的炒散（日結工），他們如何搵工？又是為何選擇過上日炒散的生活？「幹一天玩三天」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現象嗎？他們的「躺平」是一種選擇嗎？

記者也訪談在馬駒橋臥底8年、打過20幾次零工的清華大學社科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叢瑞安，叢瑞安將他的觀察寫成《馬駒橋時間：我打零工的日子》（以下簡稱《馬駒橋時間》），撕開對日結工的標籤和誤解，記錄下他們的食衣住行和生活，以及在不確定性加劇、AI盛行的時代，不分階級對於當下就業環境和未來的迷茫。

凌晨4時30分：的士司機眼中的「真實北京」

凌晨4點多，載著記者的的士司機穿梭在空曠的街道上，他對馬駒橋的作息了如指掌。司機透露，大約早上6點至8點是招工高峰，過了8點街頭就基本散去；直到下午4點左右，又會迎來找夜班工作的第二波人流。「馬駒橋那邊電子廠、工廠多，幹體力活的多一點；現在往北的高麗營也興起了日結市場，做加裝、裝修的特別多，工種不同，但人都不會少。」

在北京流傳著一句話——「落難必闖馬駒橋」。

位於北京東南郊六環外的馬駒橋鎮，曾是五朝皇家獵場，如今卻是全北京規模最大的零工勞務市場。

隔著一條涼水河，北側是年GDP突破2,000億元人民幣的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匯聚著高新產業、電子廠、汽車配件廠與龐大的物流倉庫。核心區域不足3平方公里的馬駒橋，常住人口約17.5萬，外來流動人口卻高達15萬，數十年間逐漸形成龐大的底層務工生態，甚至與深圳的三和勞務市場齊名，並稱「南有三和，北有馬駒橋」。

凌晨5時：十字路口的炒散與拍攝者

快到清晨5點，記者抵達馬駒橋十字路口。儘管官方在不遠處設有規範的勞務市場，但尋找生計的炒散依然習慣自發聚集於此，搵工者或坐或站，街頭已聚集了超過上百人。多數是青年與中年男性，女性大多結伴同行。

記者的出現與攝影器材隨即引起一陣騷動。起初，不少人以為來了工頭，紛紛圍上來搶問：「什麼工？」「做什麼的？」但當看清攝錄設備後，氣氛瞬間緊繃。幾名中年男性面露不善，厲聲制止：「不讓拍，不讓拍，又是拍抖音的！」

有人逼近記者並警告：「這裡的人不讓拍的，有通緝犯，也有很多在家鄉混不下去的。在馬駒橋這裡幹，一上中央電視台，我家鄉就看到了，你看這個老損樣（東北話，意為落魄狼狽），擱馬駒橋落難了，大家都知道馬駒橋嘛！」

然而，人群中隨即又出現另一群替記者解圍的聲音：「他們是幫我們農民工說話的！」「讓上層的人看看我們的生活。」

時值春夏之交的五月，許多炒散焦慮於日薪不斷被壓低，跟記者抱怨「一天最低喊到170元」，大家或蹲或站，翹首等候著工作，「每每有如工頭般的人出現，大家就群聚了過去，工頭帶走了幾人，大家又快速散開」。

天亮之際，現場爆發零星肢體衝突。清晨6點20分，市場監督員上前勒令停止拍攝：「要拍的人要去市場報備，這裡的人也不要你拍」，據了解，隨著自媒體興起，馬駒橋一度引來不少網紅拍攝，有零工樂於收費當片中主角，但亦有不少馬駒橋的打工者感到困擾。

在臨時工的群體中，最常被吹噓的身份是軍人和警察，最常被吹噓的特殊經歷是戀愛和打人。

眾生相：被騙學費的郝先生、前劇組工人與AI想像

在馬駒橋，每個人身後都背著一段說不清的人生。以往日結薪資約在200元左右，但近期行情一路下滑至180元、甚至170元。

來自河南的王姐（化名）今年50多歲，家裡的農田轉租給別人後，便隨丈夫到北京打零工。為了搶在清晨最先接觸工頭，她乾脆把住處租在十字路口旁。「100多、170、180都有，120的是搞衛生，那個最低。」王姐坦言，除了過年回鄉，平時幾乎都在北京找活。

在馬駒橋的女性有獨特的困境，包括生育、生理期以及性騷擾，在馬駒橋街頭可以看到女性多結伴同行：

另一名同樣來自河南的郝先生則主動上前攀談。他剛來北京數天，早前在深圳遇到培訓陷阱：「說讓我繳2,000多學護理，學成了又要付800找工作。」他直言做不來把屎把尿的工作，發覺對方不斷巧立名目收費後果斷認賠止損，轉戰北京。

郝先生說，日結工只是臨時過渡，「手裡有點零花錢，我就去找長期工。真正有頭腦的人不會在這幹長期活。」面對喊出170元的新低工價，他直言不少人寧願不幹「直接躺一天」。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他，不斷強調「做工要用腦」，甚至熱中於討論新興科技：「我想要多學短視頻、學AI。AI發展取代不了體力活，我反而想用AI賺錢。」

關先生則有著另一套敘事。他自稱以前做軍訓服裝，後來轉入影視圈，參與過《繁花》、《阿修羅》等大製作。「我親自拍的，跟游本昌親自拍，我有簽保密協議。我像驢一樣幹活，王家衛很賞識我。」言談間，他極力與周圍劃清界線：「我只是偶爾來看看，這裡的人都很爛的，我和他們不一樣。」隨後，他又對產業大發議論，斷言娛樂圈受技術衝擊極大，「估計娛樂圈會塌陷一半。」

在馬駒橋多得是這種真假難辨的故事。《馬駒橋時間》裏寫道，在臨時工的群體中，最常被吹噓的身份是軍人和警察，最常被吹噓的特殊經歷是戀愛和打人。文中寫道，吹牛能直接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感，可以彌補現實中的自卑感，有時也能獲取一些現實上的利益。

清華博士八年臥底他看到了什麼？

為什麼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機的網絡時代，馬駒橋這樣的線下零工市場依然無法被取代？清華大學博士生叢瑞安從2018年開始走進馬駒橋，親身打了二十多次日結工，做過餐廳服務員、搬運工、快遞分揀員、綠化工乃至保安，叢瑞安分析，實體街頭市場仍有他的優勢。

他說，「第一，街頭招工直接省去了平台中介與廣告費；第二，僱主能在現場親眼確認工人的年齡、身形與精神狀態。更重要的是，在微信小程序找工，常常面臨『順義發廣告、大老遠跑去卻被告知不合適』或『承諾工資與現場不符』的風險，線上日結崗位的數量也遠不及線下街頭。」

針對外界將馬駒橋散工與深圳「三和大神」相提並論，以「幹一天玩三天」、「掛逼」等消極標籤，叢瑞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幹一天玩三天』作為一種現象確實客觀存在，但這絕非勞動者主觀上理性規劃的結果」，叢瑞安指出，在街頭接日結工作本質上是一道高壓力的「判斷題」——眼前出現一份薪水欠佳或極其繁重的工作，去，怕錯過稍後更好的機會；不去，又怕今天徹底落空。「這是一種在外部嚴酷環境與內部約束缺失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叢瑞安也分享自己做服務員（侍應）時的一個觀察，「我的主管一方面會很兇地跟我說：『你們要是不好好幹的話，你們要賠多少錢，你們要是把菜送錯了，你們要賠多少錢。』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很溫和地跟我們聊天，在休息的時候說：『你們多大年齡了，你們幹什麼的，你們感覺我年齡大不大？我這都三四十歲了。』」

叢瑞安認為，這種反差感挺有意思，「就是一個人在工作狀態中和在工作狀態之外，他會呈現出兩種不一樣的狀態。這個其實是工作怎麼塑造人，說大一點叫工作的異化，說簡單一點就是在工作裏是一個人，在工作外又是一個人。」

這個其實是工作怎麼塑造人，說大一點叫工作的異化，說簡單一點就是在工作裏是一個人，在工作外又是一個人。

走入一個折疊的時代：中國青年真的躺平了嗎？

《馬駒橋的時間》在豆瓣受到好評，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本不論白領藍領，都能有所共鳴的書，也成功撕下對於馬駒橋零工的刻板標籤，「他們都是具體的人，有著跟所有人一樣在時代裏的迷茫」。

有評論寫道，「書本最動人的地方，是它褪去了所有標籤與偏見，平視每一個掙扎謀生的普通人。無論是被困在寫字樓裏、被內卷裹挾的白領，還是游走在城市邊緣、打零工度日的馬駒橋日結工，『眾生皆有困頓，人人各懷迷茫』。在不確定性加劇的當下，無數人的未來被迷霧籠罩，失業、漂泊、無措，成了很多普通人逃不開的人生課題。」

在叢瑞安提到，中國作家郝景芳在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曾構建出一個物理空間與時間徹底割裂的城市寓言，而在現代社會「折疊」的概念同樣深刻，人們在資訊網絡中能輕易看到富裕階層的生活，意識到人生本可更開闊，但現實路徑困難重重。「因此，年輕人不再痴迷於宏觀的大富大貴，轉而抓住當下能夠掌握的確定性。」

叢瑞安分析，不同於上一輩打工為攢錢蓋房娶妻，現在的人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工作和自己是異化的』，在工作中得不到尊重便更渴望自由；所以無論是選擇打工旅行、開小店還是去擺攤，本質上都是大家在不確定的生活中，試圖為自己找回一些確定性，一些真正能夠由自己掌握的成分。

叢瑞安也特別提到網絡熱詞「掛壁（逼）仔」，這個詞認最早出現在小工廠密集、結薪快且生活成本低的珠三角與東南沿海，形容的就是打零工的人。

叢瑞安解釋，如馬駒橋炒散「幹一天玩三天」的日結狀態就是「掛逼」，「穩幹」則是指在工廠或某一崗位上長期幹下去；這也催生出一種循環狀態「從穩到掛逼」，「工廠環境壓抑或撐不住時，便短暫轉入日結生活；等到阮囊羞澀，再進廠幹幾個月。」

叢瑞安稱，不少人最初只是想找份正經工作或把零工集散地當成歇腳的中轉站，但高強度的工廠環境往往讓人支撐不到兩周便選擇逃離，反而是日結模式帶來的即時收入與極低成本的自由，讓人不知不覺陷入，「最終被吸附在這裡，再也出不去了」。

但叢瑞安強調，自己不認為所謂的「掛逼」狀態就等於躺平，他認為「大部分情況下，不存在絕對的『躺平』或『擺爛』。大家降低了對理想生活的期望，但從未徹底拋棄努力改善現狀的想法，否則不會有人突然想學技術、甚至想學AI。」

AI對零工市場也有影響？

此次訪談，記者觀察到馬駒橋打工者非常在意「AI」的影響。叢瑞安認為比起害怕更多的是關注「AI帶來震撼感」。叢瑞安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能確實無法取代搬運、鋪草皮等體力繁重勞動，但它的威脅在於「封死向上的階梯」。

他提到，「在最基層的體力勞動中，AI看似衝擊不大；但當勞工想要改善生活、進入更先進的現代化工廠、尋求更高層級的職位時，這些崗位已經逐漸被自動化與AI壓縮。」

叢瑞安進一步解釋，「傳統打工者的出路是在底層進廠打拼、『幹中學』，學到技能後逐步向中層、向上走，」受訪者分析，AI的普及縮短了這個晉升途徑，「雖然目前沒有在兜底的意義上去影響他的工作，但在未來可期的情況下，他們向上流動的渠道已經被壓縮了。」

此外，叢瑞安也提到，傳統製造業通道受阻、日結勞動力大量湧入零工平台經濟後，技術帶來的不僅不是個體賦能，而是讓勞動者落入演算法的精準控制，馬駒橋日結工也試圖在外賣、網約車等靈活用工中尋找出路。但叢瑞安分析，這些平台恰恰是最「AI」的領域，系統的派單機制決定勞動的去向與節奏，叢瑞安認為，AI無法賦能底層打工者太多，「最終被賦能的還是大企業」。

北京「不光鮮亮麗的一面」：馬駒橋的未來治理

對於馬駒橋被部分媒體視為「中國經濟衰落」的象徵，叢瑞安則不認同，他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底層，叢瑞安直言，「如果（這種論述）能夠甚囂塵上的代表，整個世界對於我們彼此理解能力和對這個世界判斷分析能力是越來越差了，這樣對於我們整個人類的發展上是不好的。」

此外，曾有評論將馬駒橋視為經濟走勢的消極縮影，甚至將其視為有損市容、應當取締清理的「城市暗角」，叢瑞安也不贊成。他強調，簡單粗暴的取締與驅逐無法解決問題，「我們這個國家，始終需要為底層留一個兜底的空間。」

叢瑞安提到，「要解決馬駒橋的問題，本質上是解決勞動權益與體制保障的問題，這不僅是北京或內地的課題，更是全球在勞動日益碎片化時代共同面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