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奧:2026像極了1929 舊秩序瓦解真的來了嗎?

撰文: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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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創始人達利奧(Ray Dalio),日前做客全球頂級商業播客 The Diary Of A CEO,與主持人Steven Bartlett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達利奧扔出了一個「重磅炸彈」:2026年的市場,像極了1929年。

精準踩中了當下市場最敏感的三根神經:

AI估值狂飆:標普500席勒市盈率(CAPE)已升至40.9倍,越過1929年大崩盤前的32.6倍,直逼2000年網路泡沫的44倍峰值;

資金極致抱團:標普500前十大成分股市值佔比突破40%,創下1960年代以來新高;

宏觀警報齊鳴:美國聯邦債務逼近39萬億美元,黃金2025年全年大漲44%、53次刷新歷史新高——狂熱與避險,罕見同框。

2026年7月16日,英偉達(Nvidia,又稱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在日本東京參加AI生態系統招待會。(Reuters)

在這場對話裏,達利奧沒有喊「狼來了」,而是給出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

第一,技術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 AI的生產力革命毋庸置疑,但資產價格可以嚴重透支未來幾十年的增長——1929年的電力與汽車如此,今天的AI亦如此。

第二,泡沫不等於馬上破裂。 他的泡沫監測指標顯示,市場正在逼近、但尚未達到1929與2000年崩盤前的極端水平;真正刺破泡沫的導火索,往往是流動性危機。

第三,把鏡頭拉遠到80年大周期。 1945年建立的舊秩序正在瓦解——債務膨脹、貧富分化、大國衝突,三大崩塌前兆同步出現。這是比估值更深一層的風險。

首先,達利奧將2026年的市場與1929年進行類比,並非簡單的危言聳聽。正如達利奧所言,當然AI是一場生產力革命,這與1929年電力、汽車普及,以及2000年網路興起時的技術浪潮高度相似。然而,技術前景的真實,並不等於資產價格的合理。這就是 AI泡沫:技術真實與估值狂熱的錯位。

當前市場的泡沫特徵已經非常明顯:標普500席勒市盈率(CAPE)已升至40.9倍,超越了1929年崩盤前的32.6倍,直逼2000年網路泡沫44倍的峰值;標普500前十大成分股的市值佔比突破40%,創下1960年代以來的新高,市場集中度風險極高。儘管AI概念火熱,但企業真正將AI技術規模化部署並實現盈利的比例仍然很低。有數據顯示,高達95%的生成式AI試點項目尚未盈利。資產價格按指數級預期上漲,而企業盈利卻呈線性增長,這中間巨大的缺口正是泡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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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奧也有特別指出,泡沫不等於馬上破裂。他的監測指標顯示,當前市場正在逼近但尚未達到1929年和2000年崩盤前的極端水平。真正刺破泡沫的導火索,往往是流動性危機——當利率上升或投資者因債務壓力急需變現時,大量拋售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資產價格螺旋式下跌。

如果說AI泡沫是技術層面的短期擾動,那麼達利奧更深層的擔憂來自於一個橫跨約80年的宏觀大周期。他認為,自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全球舊秩序,正走向其衰退的尾聲。這個判斷是非常重要的。達利奧所說的「80年大周期」,其實是指一個完整的「帝國興衰周期」(The Big Cycle)。他認為,從荷蘭帝國、大英帝國到如今的美國帝國,這種宏觀歷史的演變規律驚人地相似,一個完整的周期大約就是80到100年。1945年二戰結束後,美國確立了全球霸權,建立了一套以美元為核心、以美國軍事和科技為後盾的「舊秩序」。如今,這個周期正走向尾聲。

達利奧指出,舊秩序的瓦解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由以下三大核心支柱的同步崩塌所驅動的:首先是債務與貨幣體系的崩塌:從「硬通貨」到「信用透支」。確實,在80年周期的末期,帝國通常積累了極其龐大的債務。當經濟增長無法覆蓋債務利息時,政府最終只能依靠央行大量印鈔來稀釋債務。

1944年7月,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44個同盟國代表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圖為舉行會議的華盛頓山酒店(Mount Washington Hotel)。(Getty)

1945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的規則,這賦予了美元絕對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這是舊秩序的基石。1971年美元與黃金脱鈎,標誌着舊貨幣秩序的第一次重大裂痕。如今,美國聯邦債務逼近39萬億美元,每年的利息支出已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達利奧認為,當債務高到無法償還時,最終一定會通過「印鈔」和「貨幣貶值」來解決。這會導致全球對美元信用的懷疑,促使各國央行(如近期黃金大漲背後的邏輯)加速囤積黃金等硬資產,這正是舊貨幣秩序瓦解的直接體現。

其次是內部秩序的撕裂:貧富分化與政治極化。達利奧通過研究歷史發現,當財富和收入差距擴大到極點時,國內的社會契約就會破裂。在周期的繁榮期,資本主義會創造巨大財富,但這些財富往往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眾所周知,美國頂層10%家庭持有近90%的股票。當底層民眾感到被系統拋棄時,政治極化就會加劇。

左右翼的民粹主義抬頭,選民不再尋求共識,而是尋求強人來打破現狀。這導致政府的決策效率大幅下降,甚至出現政府停擺、債務上限危機等治理癱瘓的現象。這種內部的撕裂,使得國家在面對外部挑戰時顯得軟弱和分裂。

再有就是外部秩序的挑戰。這是80年周期中最危險的部分。當一個新興大國(如當前的中國)的實力不斷上升,逐漸逼近守成大國(美國)時,原有的國際秩序就會受到強烈衝擊。在歷史上,這種「老大與老二」的權力交接往往伴隨着激烈的衝突。達利奧指出,當前的衝突不僅限於軍事,而是全方位的。

包括:貿易/經濟戰:關稅、制裁、脱鈎;科技戰:晶片、AI、量子計算等核心技術的封鎖與爭奪;地緣政治戰:在關鍵區域(如台海、南海、東歐)的軍事對峙;資本戰:限制投資、凍結資產,還有貨幣戰:爭奪全球結算貨幣的地位。

AI泡沫破裂,通常只會導致股市下跌和經濟衰退,這還是一個可以通過政策來修復的周期性調整。但「80年大周期的瓦解」是結構性的。如今的債務、內亂、外患也構成了大周期衰退的典型特徵。而這個周期一旦瓦解,大周期的瓦解,意味着遊戲規則的改變:它可能導致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可能導致美元霸權的終結,甚至可能引發局部或全球性的熱戰。達利奧將當前局勢比作1930年代末(二戰前夕),正是因為他看到了這種「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未立」的危險真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