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登島」行程早已結束，但外交層面的論戰仍在繼續。

比如，俄羅斯外交部8月18日就美國駐日本大使格拉斯涉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相關言論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採訪時表示，美方言論毫無新意，只會助長日本的復仇主義和修正主義。俄方當日也召見了日本大使，重申對南千島群島擁有主權和管轄權。

南千島群島爭議在俄日之間存在已久，日本稱之為「北方領土問題」，涉及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和齒舞群島。

二戰結束後，蘇聯取得並實際控制上述島嶼，此後由俄羅斯實際控制。日本則主張四島不同於其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中放棄的「千島列島」，要求俄羅斯返還；俄方則將其視為南千島群島的一部分，並把歸屬問題同二戰結果、《雅爾塔協定》和戰後國際安排聯繫起來。

1956年，日本和蘇聯簽署的《日蘇共同宣言》曾留下過解決空間：蘇日恢復邦交後，赫魯曉夫同意在和平條約締結後向日本移交齒舞群島和色丹島，但前提是日本保持中立。1960年日本與美國簽署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明確將「遠東」地區納入美日共同防禦範圍，蘇聯以日本違約為由拒絕移交兩島。

冷戰結束後，戈爾巴喬夫1991年訪日，雙方擴大政治接觸並啟動無簽證交流；1993年《東京宣言》繼續確認通過歷史、法律和既有文件處理領土問題。1997年至1998年間，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舉行了兩次著名的「無領帶」非正式會晤，日本一度期待在2000年前後實現突破。

在此背景下，1999年日本安全保障問題研究會編寫《變化中的日俄關係——來自俄羅斯人的88個問題》（下稱「88問」）。該研究會由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末次一郎創立，長期關注日俄關係、安全保障與領土問題。該書並非政府白皮書，卻有鮮明的政策傳播色彩。

2000年，俄文翻譯版「88問」出版，但更名為《通往日俄和平條約之路的里程碑——俄羅斯公民的88個問題》。2001年，如今已成為俄羅斯軍事科學院院士的學者阿拉京（В. В. Аладьин）出版了《俄羅斯與日本：通往和平條約道路上遺漏的里程碑》一書，以國家安全和政策研究的語言逐項給出回應「88問」的另一套答案。

阿拉京（以下簡稱俄方）並未拒絕日本提出的「里程碑」隱喻，而是通過加入「被遺漏的」這一限定詞，暗示日本的核心問題不是完全「錯誤」，卻是有選擇地敘述歷史、遺漏不利於自身的事實。三份文本合在一起，呈現的正是俄日雙方圍繞南千島群島居民認知展開的一場公共外交與敘事競爭。

本文正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對這三份文本進行敘事策略解讀。

日方宣傳策略

論據1：先不談主權，先談日子：日本把領土問題「生活化」

日本對四島島民採取的第一個宣傳策略，就是暫時繞開複雜的條約和國際法，將爭議轉化為普通人皆能感知的治理能力對比。對普通居民而言，《下田條約》《雅爾塔協定》和《舊金山和約》當然重要，卻遠不如工資、醫院、道路、港口和學校重要。

「88問」因此先鋪陳當地困難：水產品加工企業經營狀況惡化、工資拖欠、物價上漲、醫療設施不足，1994年北海道東部地震又破壞了學校、幼兒園和生產設施。隨後立即介紹日本提供的藥品、醫療器械、救護車輛、燃料、防災設備，以及對學校和港口的援助，並突出日本在農業、漁業和醫療技術方面的能力。敘事由此形成一組無需明說的對比：一邊是生活不便，另一邊是隔海而來的物資、技術和服務。

國後島的「友好之家」很能說明這種手法。日本外務省1999年撥款建設這一設施，名義是服務人道援助和日俄交流，後來成為免簽交流人員住宿的賓館，館內電視可以同時接收俄日節目。它雖然不能改變國境線，卻把「日本」從地圖上的對手變成了可以住進去、看得見、用得上的鄰居。日方希望削弱「主權改變必然意味着生活惡化」的預設，把「誰擁有主權」暫時擱置，把「誰能讓生活更好」推到前景。

這種策略的巧妙之處，在於它沒有要求島民先接受日本的歷史結論。相反，它改變了議題出現的順序：先讓居民接觸日本的物資、技術和生活方式，再討論領土、歷史和法理。對於普通人來說，這比從條約條文開始更容易接受。日本沒有直接告訴島民「你們應該支持返還四島」，而是試圖讓「日本是否值得信任、能否帶來更好生活」先成為一個可以被日常經驗回答的問題。只有當這一問題得到較積極的答案後，領土主張才有機會從抽象政治口號變成可想象的未來選項。

論據2：讓島民自己看：無簽證交流把宣傳變成體驗

如果人道援助是在展示日本的「治理能力」，那麼1990年代制度化的無簽證交流，則讓這種印象變成親身體驗。按「88問」所列數據，1992年至1999年6月，雙方通過這一渠道互訪人數均累計約2800人。俄羅斯居民不僅到北海道，也訪問東京、秋田、宮城、長野和關西部分地區，參觀學校、企業、文化設施並進入普通家庭；日本居民則進入島上訪問家庭、學校和水產品加工企業。

該舉措關鍵在於促使島民自行比較，從而得出「歸屬日本將改善生活」的結論。對經歷過1990年代末經濟轉型陣痛的居民而言，日本的城市設施、消費環境、醫療教育水平及家庭生活方式，遠比抽象的政治口號更具說服力。此後交流又向職業技能培訓和語言政策延伸。

1997年前後，部分島民赴北海道接受農業、漁業培訓，日本青年海外協力組織成員也在島上開展日語教學。這些舉措由此形成了一套「援助—訪問—培訓—語言」的四部曲：先降低警惕，再增進實際接觸，最後建立利益聯繫並進行文化滲透。

「88問」俄文版的插圖也很值得玩味：一幅是擇捉島兒童手舉日俄國旗歡迎日本代表團，另一幅是島民赴靜岡旅行，向一位日本老人致意。它傳遞的是一種「我們已經在相互往來」的親近感而非談判桌上的疏離感。對俄方來說，真正值得警惕的也正是這種日常化：法律邊界沒有動，地方社會的心理距離卻可能先發生變化。

相比較而言，「88問」日文版（《變化中的日俄關係》的正面封面採取了冷峻、嚴肅的深藍色底色與純白文字排版，僅署名「安全保障問題研究會編」。然而，該書在封底處卻利用大量篇幅詳細羅列了編著者的資歷，以此向日本讀者重點展示作者團隊的權威性與專業性：他們多為大學教授、防衛與安全保障領域的政府智庫研究員以及外交評論家。這種包裝設計的潛台詞是：本書由頂級專家與國家級智庫背書，其對這88個問題的回答具有極高的專業度，正確性是不容辯駁的。

論據3：把「大國領土」拆成「小家庭賬本」

日本更有針對性的一步，是直接討論主權變化可能給個人帶來的風險。住房、就業、國籍、養老金、社保，乃至原居民迴流後的財產衝突——這些現實問題，對島民來說遠比「歷史正義」更為迫切；而這正是日方此次發力的核心所在。

「88問」沒有迴避這些顧慮。書中承認，在俄羅斯政府尚未同意移交時，日本政府不可能預先作出完整法律承諾，但同時介紹了日本國內討論的方案：保障願意留下的俄羅斯居民的居住權，儘量維護就業和生活利益，對選擇遷出的居民給予援助，並研究國籍、居留、補償和社會保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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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領土爭端的討論單位從「國家」變成了「家庭」。如果「返還四島」在島民心中等同於失去房屋、工作和身份，再精緻的歷史論證也很難產生吸引力；而如果這些變化是可以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調和的，日方主張就從一個遙遠的國家要求，變成了至少可以討論的生活方案。

論據4：把1945年從「終點」挪開

日本的敘事充分證明了「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8問」在地圖中連續展示1855年《下田條約》、1875年《樺太千島交換條約》、1905年《樸次茅斯條約》以及1951年《舊金山和約》對應的邊界變化，試圖構成一條不斷移動的日俄邊界時間軸。

這種視覺編排的作用，是把讀者帶入「邊界一直可以調整」的歷史感：1855年劃界，1875年交換，1905年再變，那麼1945年的格局是否一定是不可觸碰的永久終點？在俄方敘事中，1945年是戰爭結束和戰後邊界形成；在日方敘事中，它只是漫長邊界史中的一次重大轉折，仍可通過和平談判繼續調整。於是，「不能改變二戰結果」被轉換成另一個問題：「既然歷史上的邊界不斷變化，為什麼1945年後的狀態必須永恆？」

論據5：用民調證明，島民並非「鐵板一塊」

隨着交流擴大，日本開始頻繁引用島民調查。「88問」列出多組1990年代後期數據：一項針對國後、擇捉和色丹約1000名居民的調查顯示，無條件或有條件支持移交者約44%，反對者約42%；另一項針對三島404人的調查則出現約73%支持、20.3%反對的結果。兩個結果差異極大，顯然會受到樣本、提問方式、調查時間和「有條件支持」定義影響，不能證明島民已經形成穩定多數意見。

然而，日方的核心訴求並不是獲得「多數認可」，而是着眼於打破「所有島民必然反對」的印象。只要能證明當地意見確有分化，就可以進一步按島嶼、年齡、職業、與北海道接觸程度等因素細分受眾，進而鎖定那些對日本敘事更具接受潛力的個體。民調由此兼具雙重功能：不僅是測量意見的工具，也是製造政治可能性的工具。

日方還注意到不同島嶼並非同質社會。色丹、國後、擇捉在經濟結構、人口構成、與北海道的距離以及軍事存在上均有差異，因此對日本的態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日方據此把籠統的「俄羅斯島民」拆分成不同受眾：經常參與交流者、年輕人、漁業和農業從業者、需要醫療服務者，都可能對日本產生不同程度的興趣。這種做法已經帶有現代公共外交中「受眾細分」的特點——不要求一次說服所有人，而應先尋找最容易發生認知變化的群體。

俄方回應

論據1：拒絕接受日本設置的概念框架

俄方的反擊首先從詞語開始。日本稱「北方領土」，把四島定義為不同於千島群島的「日本固有領土」；俄方堅持「南千島群島」或「南庫里爾群島」。這並非簡單的名稱爭執。如果接受「北方領土」這一稱呼，問題就很容易變成「日本北部領土何時歸還」；而使用「南千島群島」這一稱呼，爭議則被放回整個戰後千島群島安排中。

同樣，俄方努力避免日方常用的「возвращение（歸還）」，改用「передача（移交）」或「уступка（讓與）」。「歸還」暗示俄羅斯佔有了別人的土地，「移交」或「讓與」則預設談判時主權在俄羅斯一方。循此思路，俄方對「88問」的回應更側重對問題架構的批判——他們質疑用詞、分類和順序中隱含的傾向性，認定所謂「俄羅斯人的88個問題」就是一套帶有目的性的敘事框架。

論據2：把「生活選擇」重新抬回「國家主權」

面對日方不斷把問題個人化、生活化，俄方的核心反制是重新強調二戰結果、國際法和國家安全。俄方集中討論《雅爾塔協定》《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和1951年《舊金山和約》，主張日本已經在戰後安排中放棄千島群島權利，並把蘇聯取得相關島嶼視為二戰結果的一部分。

這其實是一場「問題層級」的爭奪。日本把爭端降到家庭層面，以住房、就業、醫療和生活水平降低主權變化的恐懼；俄羅斯則把它重新提升到國家層面，強調邊界不能由經濟條件優劣或局部短期民意決定。北海道可以更富裕，部分島民也可以更喜歡去日本旅行，但這些事實本身不能推出國境線應當改變。雙方於是形成兩套不同的合法性：日方強調居民福利和治理能力的「生活合法性」，俄方強調戰後秩序、國際法和國家安全的「主權合法性」。

論據3：質疑日方所謂民意調查的真實性

對於日方民調，俄方更是直接在調查方法和政治代表性層面就提出了質疑。俄方認為，樣本選擇和提問方式具有導向性，日方放大對自身有利的個人意見，卻弱化地方行政機構和代表機構的正式立場。按這一邏輯，隨機受訪者的態度不能取代法定政治機構，更不能直接轉化為領土歸屬依據。

俄方的重點是深一層的反擊，也是對「誰有資格代表島民」的質疑。在日方框架裏，個體受訪者的態度本身就是政治事實；在俄方的框架裏，居民仍屬於俄羅斯政治共同體，其意見必須通過法定制度表達。前者強調個人選擇，後者強調製度代表性。於是，一張問卷到底只是社會調查，還是能夠被解釋成領土政治的依據，本身就成為雙方爭論的一部分。

對於無簽證交流和人道援助，雙方解釋更是完全相反。日方稱其為增進理解的「和平橋樑」和對困難鄰居的幫助；俄方則把它解釋成對邊疆社會的長期「心理干預」：通過利益、體驗和人際交往培養依賴感與好感，逐步軟化島民在主權問題上的立場。也就是說，日本最得意的「民間交流」，在俄方敘事中恰恰成為需要警惕的政治工具。

論據4：強調日本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無法兑現自身承諾

針對俄羅斯的軍事顧慮，日方辯稱冷戰已經結束，俄日關係不再具有過去的軍事對抗性質，隨着戰略武器削減和雙邊關係改善，繼續把四島當作軍事屏障已經過時。日方還表示，即便島嶼歸還，也考慮限制自衛隊部署甚至不設軍事基地，俄日完全有可能發展成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俄方的反駁抓住了美日同盟這個不利因素。俄方認為，如果只是俄日雙邊問題，「限制自衛隊」「不設基地」等承諾尚可討論；但日本的安全政策並非完全獨立於美國。一旦主權移交，美日安保條約是否適用、美軍能否進入，都不能由東京單方面保證。俄方還援引1996年美日安全聯合宣言反問：如果冷戰後的軍事對抗已經失去意義，為什麼美日安全合作仍在強化？南千島群島又關係到鄂霍次克海方向的重要通道，因此俄方不可能用永久性的領土變化去交換另一國當下的政治承諾。

這也揭示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結構性上限。對地方居民而言，交流越頻繁，日本越像一個方便富裕的鄰居；但對俄羅斯而言，莫斯科必須計算美日同盟與遠東防務等長期戰略風險。因此，日本的對俄傳播出現了一個悖論：日本在島民層面的影響越明顯，莫斯科越可能認為外部影響正繞過正式談判進入邊疆地區，從而提高安全警惕。1990年代地方交流明顯擴大，領土談判卻並未同步取得決定性突破，這正說明「社會認同改善」很難直接轉化為「國家主權讓步」。

論據5：用日本材料反駁日本

俄方回應的顯著特點在於，其論證並未侷限於俄方自身檔案，而是大量援引日本官方地圖、行政文件、議會記錄、地理資料及日本學者研究，以日方史料反證日方主張。

針對第27問——「難道簽署《舊金山和約》後，日本政府不是一直認為國後島和擇捉島屬於其已放棄的千島群島嗎？」——作者引用1951年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西村熊雄在國會答辯中的表態，該表態明確承認國後、擇捉屬於千島群島並已依約放棄；作者同時指出，日本政府自1946年依據盟軍指令將兩島劃出行政版圖，直至1960年代後才改變立場。

針對第28問：

946年蘇聯通過了關於兼併南薩哈林（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法令，難道日本不承認這些島嶼是俄羅斯的領土嗎？

作者進一步列舉：1930年《日本地理百科全書》第10卷及1936年《日本地理圖集》所載地圖，均將齒舞群島與色丹島標註為千島群島的一部分；1946年日本內務省出版的地圖亦將南薩哈林及千島群島劃為蘇聯領土。此外，1956年《蘇日聯合宣言》規定蘇聯在締結和約後向日本移交齒舞、色丹兩島，日方予以接受。依國際法原則，領土轉移須以轉讓國擁有合法主權為前提，日方接受該承諾即構成對蘇聯實際主權的承認；若否認蘇方主權，則該轉讓允諾失去法律基礎，日方接受亦不具效力。因此，日方上述接受行為被視為俄方主張領土主權連續性的重要佐證。

同時，作者所引日本學者高倉新一郎《千島群島史綱》與奧村麗一《千島小笠原史考》的研究也證實，日本在歷史上曾將國後、擇捉、色丹及齒舞群島明確視為千島群島的組成部分，而非如後來所主張的「北方領土」特殊分類。這一論證策略有效降低了受眾的「來源防禦」心理——若俄方僅依賴本國檔案，日方可輕易歸為「俄方單方解釋」；但當日方自身的歷史地圖、行政文件及學者研究均與俄方立場一致時，日方則不得不解釋其自身資料為何發生前後變化。

結語：這場論戰留下了什麼

日本影響力最容易進入南千島群島社會的時期，恰恰是俄羅斯國家能力最弱、地方經濟和公共服務最困難的時期。日本並沒有首先依靠更激烈的政治宣傳，而是通過醫療、教育、交通、漁業合作和人員訪問建立影響。其經驗說明，當國家治理能力不足時，外部力量提供公共產品本身就可能形成政治吸引力。從結果看，日本對四島居民的宣傳確實成功拉近了與部分俄羅斯島民的心理距離，打破了「島民鐵板一塊反對日本」的局面，甚至讓部分人願意探討主權移交後的生活方案。

然而，這種社會認同層面的改善終究無法逾越美日同盟所構成的現實安全屏障，也無法撼動俄羅斯中央政府對領土主權的底線立場，因而未能轉化為任何實質性的領土讓步。隨着以接觸政策換取領土讓步的策略宣告失敗，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對政策路線作出重大調整，撤換了鈴木宗男、佐藤優、東鄉和彥等「知俄派」人士，轉而提拔川口順子、谷內正太郎等重視日美同盟的強硬派全面接管對俄戰略決策。日本在北方領土問題上的立場亦從務實的「兩島先行」——即依據1956年《日蘇聯合宣言》先行收回齒舞、色丹兩島——倒退至僵硬的「四島一併歸還」原則，日俄領土談判自此陷入長期停滯。

這場圍繞島嶼問題的輿論博弈，也促使莫斯科方面深刻認識到：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滯後、民生水平偏低，可能為外部勢力的介入提供可乘之機，進而直接危及領土安全。為此，俄羅斯政府先後實施了兩輪《千島群島社會經濟發展聯邦專項計劃》，累計投入約860億盧布，用於改善交通、能源，升級民生設施，發展養殖加工與資源開發。隨着島民生活及就業環境的逐步改善，外部力量借「經濟落差」介入地方社會的空間顯著縮小，俄方通過實質性的建設舉措，有效遏制了日本利用民生差距進行滲透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這場輿論戰也顯著激發了俄羅斯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對領土讓步的呼聲日益高漲。《蘇維埃俄羅斯報》刊發社論，高呼「我們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讓」；《明天報》則以「交出千島群島，就會失去西伯利亞」為題，將島嶼問題上升至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高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2001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伊爾庫茨克就和平條約舉行會談，最終發表的《伊爾庫茨克聲明》既未明確承諾歸還齒舞和色丹，也未宣佈1956年共同宣言相關條款失效，很難說俄民眾的抗議對談判進程沒有產生影響。同年9月，薩哈林州政府和州杜馬召開聽證會並通過《建議書》，明確提出：若日本堅持將和平條約與領土讓步掛鈎，俄羅斯可考慮中止談判，理由在於國家無需以割讓領土為代價換取和平條約。

2020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憲法修正案》正式寫入「禁止割讓領土」條款，將割讓部分出讓國家領土或破壞領土完整的行為明確界定為違憲。至此，俄羅斯出讓四島中的任何一個島嶼在法律上已無可能，領土問題的解決路徑實質上被徹底封死。

再到文章開頭提到的「登島」行程：2026年8月13日，普京當天抵達南千島群島地區，視察了島上的水產品加工廠、學校、醫院等設施，並與當地居民交流。這是他自2000年就任總統以來，首次登上這片俄日爭議島嶼。與此同時，俄羅斯軍隊確實正在該區域附近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這意味着俄羅斯已經用實際行動對外界宣告了自身對這片島嶼無可爭辯的主權，任何試圖通過輿論滲透、外交施壓改變領土現狀的做法，都已經不可能取得進展。這場持續了數十年的輿論戰和博弈，也將進入新的階段。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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