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鄒幸彤、何俊仁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迎來宣判：李卓人被判囚7年，鄒幸彤被判囚7年3個月，何俊仁被判囚5年2個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指出，悼念六四事件而舉辦的晚會本身並無不妥，本案無關政治觀點審判，而是因為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違反了國家憲法，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清晰了有關法律邊界後，各被告在明知其主張及行為可能違法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堅持抗爭。

這場宣判標誌着香港一個混沌政治時代的落幕，為香港社會重新認識這個城市的政治倫理提供啟示，管治者也要深思如何把握香港告別政治內耗的契機，修補社會裂㡾，重新出發。

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源自當時香港社会對於國家前途與民主發展的真摮關心。雖然它是「民主回歸中國」思潮與「六四」風波共同影響的產物，然而，隨着現實環境的變遷與政治氛圍的演變，這種初衷逐漸在長期的政治角力中走向固化，變成帶有濃厚為了反對而反對特點的政治意識，支聯會的標誌性活動「六四燭光晚會」也被不少人批評為「行禮如儀」。

「六四」事件是國家轉型與現代化過程中各種國內外複雜因素共同釀成的時代悲劇，隨着時光的推移，社會需要在尊重歷史記憶與汲取管治教訓的基礎上，尋索推動國家與香港前進的建設性路徑。實事求是地看，國家正是用這樣的態度謀求發展，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視角停留在固化的「反共敘事」與過時的意識形態，未能及時調整對國家發展的認知。

政治的演進有着內在規律，不簡單以人的認知、意識形態為轉移。數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早已表明，哪怕是在最早推行選舉民主的西方國家，國家的存在，第一步是為了建立秩序、維護和平、確保社會穩定與和諧，第二步是人民通過各種各樣的理性方式來讓政府改進治理、促進公共福祉、為人民服務。民主是現代社會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和關鍵手段之一，是為了讓政治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生活，保障個人的權利。作為一個廣土眾民、錯綜複雜、具有深厚文明傳統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的轉型、現代化既是一個長期的努力過程，又會帶有濃厚的自身文明基因的印記。

從長遠來看，中國共產黨當然需要努力提升國家治理的民主、法治成分，需要通過改革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但被不少港人忽略的基本現實是，中共在1949年讓中國結束一百多年的內憂外患，重新恢復秩序和穩定的意義，而且在1978年通過改革開放把國家送上快速崛起、人民生活水準普遍大幅改善的現代化道路，從而建立了有別於西方選舉民主的強大政治基礎和廣泛民意支持的事實。

香港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普羅大眾，過往長期生活在與內地「井水不犯河水」的區隔性社會生態裏，受既定視角局限，也就難以及時準確地觀察與充分理解內地政治體制背後的歷史脈絡與現實考量。「政改」是香港回歸以來數場大規模政治爭拗的焦點所在，追求選舉民主被不少人賦予凌駕一切的地位，直到西方民主政治近年出現種種亂象，尤其是特朗普粗暴破壞美國政治規矩、歐洲右翼的崛起，才粉碎了許多人對西方選舉民主的迷信，深切體會到在這個過程裏行差踏錯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認知上的差異使得部分香港政治人物無視錯綜複雜的國情，對波譎雲詭的國際變局亦缺乏敏感度，更有人被激進而又偏執的意識形態遮蔽理性。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裏，香港的政治空間與中央的信任授權息息相關，如果不願承認國家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忽視國家與香港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排斥甚至污名化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政治妥協精神和循序漸進理念，在面對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關切時，採取不切實際的對抗姿態，必然會遭到反噬。支聯會與李卓人、鄒幸彤、何俊仁的案件，正是這個故事的具體縮影。

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有一句名言：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大」的一方在與「小」的一方打交道時候，要懂得以仁相待的道理，尊重才能保持。「小」的一方在與「大」的一方打交道時候，要審時度勢、務實應對，關係才能長久。政治的演進只有兼顧理想和現實，才能根深葉茂。多年以來香港社會正是漠視「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的道理，忽略了在「一國」前提下尋求共識與務實溝通的重要性，導致矛盾不斷升級，經歷長時間的博弈、拉扯之後，最終在反修例風波中全面爆發，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往者不諫，來者可追。香港需要走出過去的政治陰霾，務實解決當下問題，重新出發。

對於國家來說，在修例風波之後強勢出手扭轉局勢，讓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和秩序固然重要，但同時需要正視過去三十多年來支聯會與泛民主派產生廣泛影響的社會土壤。要真正化解造成修例風波的一系列根深柢固的政治社會問題，必須致力解決自港英時期遺留下來並在回歸後變得日益緊迫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經驗證明，國家之所以能走出大躍進、文革、六四事件的陰影，之所以能避免蘇東劇變的命運，之所以能長時間保持社會穩定，最根本原因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巨大進步、經濟的騰飛、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地大幅改善。港英政府當年之所以能應對「六七」暴動的危機，之所以能成功扭轉香港人的向心力，一個關鍵因素是麥理浩時期香港治理的傑出成績。同樣道理，今後香港只有努力改進治理，解決困擾市民的深層次矛盾，推動和解與團結，下大力氣促進公平和推動人心回歸，才能讓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修例風波之後的治港政策調整，才能讓整個社會向前看、翻開新的歷史篇章，才能讓由治及興具有強大基礎，讓國家和香港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