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波又一波社交媒體的浪潮下，年輕人會被交友軟件重塑戀愛觀念、擇偶途徑、交友模式，青少年及學童則更易被社交媒體展示的過濾後現實、被算法放大的比較文化，以及即時卻淺層的互動模式所影響，他們在社交平台上學會了如何展示自己，卻未必學會如何面對自己；他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連結能力，卻可能在現實中愈發孤獨。當法國以公共衞生之名立法限制未成年人接觸屏幕、澳洲開全球先河禁止16歲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體，希臘更於今年四月初宣布明年起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並呼籲歐盟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香港仍在「指引與教育」的溫和路徑上緩步前行。過去一年，立法會至少三次質詢政府會否收緊規管，換來的始終是「現時沒有相關立法計劃」的標準答覆。當全球監管浪潮愈演愈烈，香港的「軟性選擇」究竟是周全考慮的做法，還是原地踏步的政策遲疑？

「社媒症候群」系列深度報道之四

青少年的「社會實驗室」

社交媒體上充斥着精心修飾的「完美幻象」——KOL在沙灘燦爛笑容的背後，可能只是家中花槽泥地上鋪幾朵假花的擺拍；積極自律的健康生活，可能是多段視頻拼接而成的表演；精緻無瑕的肌膚和凹凸有致的身材線條，也可能是P圖軟件一小時的成果。面對這些打光燈下的精緻生活，成年人未免不會產生焦慮，青少年與兒童更往往難以分辨，將這些濾鏡下的生活信以為真，並在反覆比較中，感到自己的日常黯淡無趣。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又為那些在現實中感到孤獨、被邊緣化的青少年，提供了一條「逃生梯」。他們可以在線上社群中找到認同，獲得現實中稀缺的歸屬感與心理慰藉。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梁雅文博士​​以「社會實驗室」形容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雙面性——它既是探索自我、建立人際連結的平台，同時也是催生比較、焦慮滋生的溫床。

另一重壓力同樣來自「錯失恐懼症」（FOMO）。梁雅文引述自己的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時間越長，FOMO程度越高，進而加劇抑鬱症狀。限時動態的設計更加深了這種焦慮——「如果我不看了，會不會就錯過了我朋友的一個故事？」她提醒，短視頻的高頻感官刺激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專注力，而長期依賴虛擬互動亦令人擔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能力會減弱」。梁雅文建議，「不要用我的日常去比較別人的精華」，以及偶然進行「數碼detox」（數碼排毒：自願減少或停止使用數碼設備或軟件），讓青少年重新看見生活裏的其他可能性。

社媒和網絡的快速迭代也讓網絡暴力愈發猖狂，梁雅文的研究顯示，本地中學生的網絡欺凌受害率高達三至六成。欺凌形式不斷變種，從改圖醜化、散播謠言到刻意建立群組排擠特定對象，她舉例：「我特意開一個群組，一開始你是在裏面的，但是你進來了就踢你走，故意利用科技去排擠你。」這些操作往往發生在校外，教師難以追蹤，「放學了，就算有很好的指引，是不是要老師24小時要看着她呢？」她亦發現不少學生低估欺凌的傷害，覺得只是「玩一下」，因此教育不僅要傳遞認知，更要賦權旁觀者介入。她的研究指出，當青少年認識到應該制止欺凌，挺身而出的意願便會顯著提升。

使用社交媒體間接推高抑鬱風險

有研究顯示，在香港，15至24歲的人在社交軟件上花費的時間最多，平均每周17.7小時。同時，青少年和學童日益增加的使用時間也不能小覷。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的《法國對青少年使用電子產品的規管措施》（《措施》）報告顯示，根據衞生署2025年4月發表的學生健康服務年度報告，整體學生在上課日使用互聯網或電子產品作娛樂用途達兩小時或以上的人數比例，在八年間增加17%，於2023至2024學年達到61%。值得留意的是，儘管小學生的屏幕使用時間普遍較中學生為低，但其使用比例在同期升幅明顯較高，意味着沉迷屏幕的年齡正在持續下移。

梁雅文與團隊於2021年發表名為《社群網站（SNS）使用與憂鬱症狀之間的關聯是什麼？自尊和錯失恐懼的中介角色》的研究，調查合共760名香港大學生。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使用時間越長，個人自尊感越低，錯失恐懼（FOMO）的程度亦越高，並與抑鬱症狀上升有關。研究更推算，當每日使用社交媒體達約2.5至3.5小時，便觸及「亞臨床抑鬱」（個體具有情緒低落，如悲傷、疲勞、睡眠改變）的風險點。

如果某些東西讓我們感到壓力更大、更糟糕、更不像我們自己，那麼或許就應該踩下剎車。

立法監管成全球浪潮

面對青少年及學童的社交媒體挑戰，歐美發達國家的共識是採取強硬的立法規管和政策介入的方式。《措施》顯示，法國自2022年起通過三項法例，包括學校「數碼暫停」計劃要求學生在校鎖起手機、要求電子產品預設家長監護功能，採取更嚴格的成人內容年齡認證系統，以及禁止未滿15歲青少年未經家長同意註冊社交媒體。改革實施兩年後，法國青少年每日娛樂屏幕時間由3.8小時減至3.2小時。

澳洲更將於2025年12月起禁止16歲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體，要求平台強制執行年齡認證，對現存未成年人帳戶停用或移除，違規平台最高罰款4,950萬澳元。中國內地則採用了「實名制」與「限時令」等強技術手段進行管控。今年全國兩會有政協委員議將16周歲設定為未成年人註冊使用社交類平台的「數字成年年齡」。就在今年4月初，希臘政府宣布將在明年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旨在解決青少年日益嚴重的焦慮、睡眠問題及網絡平台成癮。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更呼籲歐盟採取統一行動，認為各自為政難以保證未成年不受侵害。

他玩的平台你不會玩，他用的網絡用語你不會用，這樣是無效教育。

對於國外實施的立法禁令，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對執法可行性表達深切懷疑：「你實名登記，人家可以拿其他人的戶口。你作為一個社交媒體平台經營商，見到用戶手續齊全，沒理由拒絕他。但他開了之後轉手給了另外一個青少年使用，你也不知道。」他形容，各國規管青少年的社交媒體使用「束手無策」——全球範圍內至今仍缺乏有效的教育與監管框架，而若由家長強勢介入，又極易引爆家庭衝突。

梁雅文同樣認為執法存在困難，「小朋友很厲害，你管我社交媒體A，我就用社交媒體B。青少年又可能認為使用社交媒體是自己的自由」。不過，她認為法國將矛頭指向科技公司是好的開始，「科技平台要開始做事，設立一些限制，令到小朋友沒那麼容易接觸到」。

「鬼仔鬼妹」經驗是否適合香港？

香港目前的教育仍侷限於教育和指引，中小學課程內會涉及「媒體素養教育」，衞生署則有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健康建議。《措施》明確指出，「社會日漸關注上述較溫和措施是否具成效」。過去一年，立法會至少三次提出質詢。政府回應始終如一：列舉現有工作框架，強調立法涉及公眾接受度和執法困難，且直接聲明「現時沒有相關的立法計劃」。儘管鄧飛認為學校中的教育不只是時間短，內容更是趨於碎片化，並且無本地全面研究檢視其效用。但他仍質疑，直接套用海外經驗是否適合香港，「是否需要一刀切立法那麼『刺激』？」

他指出，香港青少年使用的社交平台以海外和內地為主，但資訊傳播和接收方式卻有強烈本地特色：「香港很少有自己的網絡社交平台，但那些資訊的來源可能是非常本地化的，不能直接用海外研究『鬼仔』、『鬼妹』的結論直接套在香港身上。」儘管他認為外來文化對港影響有限，但強調香港社交媒體生態還有獨特的違法風險：「賣私煙、太空油，應聘去幫財仔追債，那些廣告是透過社交媒體很隱晦的，這個是香港的特點。」

他認為香港首要的任務是進行本地化實證研究，他建議民青局、醫衛局、教育局共同成立研究小組，委託權威學者或研究院開始全港範圍內的研究，了解社交媒體對香港青少年成長、行為規範和價值觀形成的具體影響，再決定是否要立法、責任所屬以及執法方式。

這一代孩童的未成年時期，不再是純潔無害的白色象牙塔，而是充斥無謂的網絡用語、色情信息、網絡暴力、社交攀比，全球監管未成年使用社媒的浪潮正迫使每個社會直面這個問題。各國給出了他們的答案，制定政策、訂立法例、嚴格規管，而香港卻遲遲未提起筆——時間不會等人，政策猶豫本身便是一種立場。在立法和勸喻之間，香港或許需要先回答那個問題：我們願意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來保護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