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十五|記者手記:灰色的回憶vs現時的自由?

撰文: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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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武漢可能不過是中國的一座中部都市,那裏有毛澤東留下的暢遊長江佳話,也有被不少美食評論家津津樂道、代表武漢精氣神的熱乾麵,還有見證這座城市歷史滄桑巨變的黃鶴樓。雖然這裏有中國唯一的一所P4實驗室,但很多人並不知道,也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2020年疫情的爆發,讓這座城市變得非同尋常,成為舉世焦點。「武漢病毒」之說一度蔓延,隨之而來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追責。而在內地和香港,人們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懼,迅速轉化為網絡上對武漢人、湖北人的偏見與歧視,並在各處潛滋暗長。

而今,經過整整76天的封城,又經過近8個月的復甦,武漢的煙火氣又回來了。在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除了一個個因疫情而引發關注或是因疫情而出現的標識牌,比如華南海鮮市場、火神山、雷神山等,還在提醒人們這裏曾發生過一場重大疫情危機外,其他一切都已經恢復正常。

尤其是散落於各處的夜市,一到了晚上熱鬧非凡,排隊的人熙熙攘攘。剛剛開業不久的「茶顏悦色」奶茶店,光顧者平均要排隊3個小時才能買到貨。當地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武漢現在是全中國最安全的地方」。

2020年12月31日,在曾經的疫情爆發中心,中國武漢的民眾聚集在一起,迎接新年到來。很多年輕女孩拿着漂亮的發光氣球。(Reuters)

如果說「武漢保衛戰」積累了如何面對疫情大規模爆發的經驗,那麼中國各地局部爆發後及時啟動「戰時狀態」的舉措,則為武漢應對小規模疫情反覆提供了有效途徑。所以,人們一方面充分享受着解封之後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也樂觀地認為,就算武漢再次爆發疫情,政府也能積極有效應對。

這種對現狀的判斷與對未來的預期,讓人們從心態上對武漢前期的混亂與教訓,變得錯綜複雜。

譬如有不少人談到疫情時,還是會心存芥蒂。尤其是在華南海鮮市場周邊,那些特別敏感的地段。雖然這裏已經全無疫情初期的痕迹,「華南海鮮市場」的招牌也早已被拆掉,可是緊張的氣氛依然存在。只要一提到疫情初期這裏的情況,當地人的第一反應先問「你們是記者嗎」、「不要問我敏感問題」。勉強願意說上幾句的,也多是對自己生意受影響、日子不好過的抱怨。華南海鮮市場的二樓是眼鏡城,進門時就被要求不能拍照,進去之後還會有兩名工作人員緊隨。

警惕之外,當地人對武漢主政者的防疫成效是肯定而積極的,且在表達這份肯定時,都會提到歐美等國防疫的糟糕情況:「武漢算是好的了,你看看國外現在亂成什麼樣子了」、「如果當時不封城,後果不堪設想,你看國外能做到嗎」。當談到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時,人們也願意拉長時間來看,多數覺得「現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也不容易」。就連紅十字會這個遭遇大舉圍攻的機構,也有人替他們鳴不平。

要是疫情沒有「下半場」,沒有在中國之外大爆發,官方承受的輿情壓力可能遠不是今天這樣。彼時,接二連三的問題和事件,譬如地方政府瞞報、誤報,疾控系統預警失靈,李文亮等8名醫生被冠以「造謠者」的罪名,湖北省政府及武漢紅十字會的處理不力,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都會成為輿論圍攻堵截的對象。尤其是作為「吹哨人」的李文亮去世當晚,輿情洶湧而至,悲傷夾雜着憤怒、控訴,倒逼公權力放低姿態傾聽民心、民意。

而今,人們還會時不時提到李文亮,提到用日記記錄武漢封城期間境況的作家方方,但是基本上已經「原諒」了政府,也給前期暴露出的問題找到了心理依託和合理解釋。用當地人的話說,「湖北的書記和武漢的書記都下台了,真的是大快人心。」

人們總是這麼健忘,也這麼容易滿足。不知道對主政者來說,沒有社情、民意的倒逼,還有多少反思的動力?至少歷史反覆證明,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從不真正吸取教訓。

李文亮被稱為「疫情吹哨人」。(微博@鈦媒體APP)

正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緒論中所說,經驗和歷史所昭示的,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麼,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每個時代都有它特殊的環境,都具有一種個別的情況,使舉動行事不得不由自己來考慮、來決定。當重大的事變紛呈交迫的時候,一般的籠統的法則,毫無裨益。回憶過去的同樣情形,也是徒勞無功。一段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

對民眾來說,與其去回顧武漢封城期間的「灰色的記憶」,人們更願意充分享受「現在」的生動與自由。這也符合官方的意志。畢竟前者只會勾起人們的痛苦記憶和前期對公權力的不滿,後者卻能在海外防疫亂局的映襯下極大提振民族自信心,也能給更多投資者以樂觀前景。

但疫情對武漢經濟層面的衝擊,遠比我們想象得要大。雖然官方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武漢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回升幅度分別快於全國、全省6.8和0.2個百分點,重創後的武漢已重新返回中國前十。但數據之外,更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在武昌、漢口、漢陽三鎮,不管是高端消費區,還是街頭的平價商鋪,不少已經關門。尤其明顯的是戶部巷,這裏是當地有名的漢味小吃街,不少商鋪的倒閉顯得整個街面積「縮小」了。

在離開武漢的路上,想起疫情期間看過的法國作家加繆的作品《鼠疫》。在小說的最後一章節,鼠疫悄然離去,整個城市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慶祝這場鬥爭的勝利。加繆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選擇給後來的人們敲響警鐘:

翻閲醫書便可知道,鼠疫桿菌不會滅絕,也永遠不會消亡,這種桿菌能在傢俱和內衣被褥中休眠幾十年,在房間、地窖、箱子、手帕或廢紙裏耐心等待,也許會等到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群,將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裏死去,給人們帶去災難和教訓。
《鼠疫》(La Peste),第五章

置換到這場我們共同經歷的疫情,雖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總結與反思不該被勝利的凱歌所淹沒。

4月8日,也就是武漢解封的當天,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4月8日不是抗疫最終勝利日》,文章寫道,「誰都不願意重温噩夢,再被疫情裹挾;誰也不願意再置身於疫情籠罩之下而禁足家中」。就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不僅4月8日不是抗疫最終勝利日,即便到了今天,任誰也很難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最終的勝利」。

沒有反思就沒有進步。這場全方位考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意義不該止於一段灰色的回憶,更不該用「現在」的生動和自由來合理化前期的問題與矛盾。否則,當下一場危機到來,就像SARS的悲劇重演一樣,我們又會被打得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