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六｜法學家秦前紅：中國缺乏温和理性的公共輿論空間
談起武漢封城日記，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想必會是作家方方的日記。但其實在武漢封城期間，常年生活在武漢的知名法學家秦前紅教授同樣也有寫下封城日記，並一度在知識界競相傳閲，只不過後來因為有領導善意勸奉，才未有繼續更新發布。
12月9日，我們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專訪了秦前紅。從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這位身兼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的教授，認為應在中國現實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漸進改革。他對於中國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層面的思考。
本篇採訪是《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為第六篇。
01：病毒來源或猶未可下定論，但疫情起初爆發於中國，各方因此也對中國有很多批評。但當疫情進入下半場，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開始蔓延爆發的時候，批評聲音很快被吞沒，反思的聲音也淡去了。
秦前紅：從我個人來講，疫情當然是一個值得去討論，甚至要去高度重視和認真反思的話題。但現在社會有一種氛圍，哪怕是善意的批評，都不太被允許，以至於疫情反思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延展性的、開放性的可以深度討論的話題。
為了一個方方，同學撕裂、戀人撕裂、家庭撕裂，到處都是互懟。當然，其它的國家也有很極化很撕裂的現象，但從理想狀態來看，對於一個重大公共話題，若能有一種温和理性的討論，既是一個達成共識的過程，又是一個啟蒙的過程，是可以幫助我們社會進步，完善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國社會缺乏這樣的公共討論。
還有一個國際環境要注意，現在許多中國人覺得一把「劍」懸在頭上，國外不斷地要索賠和追責，擔心我們內部的不同意見會授人以柄。暫且不論追責之說根本難以成立，知識分子哪有那麼大力量？方方日記怎麼可能成為法庭證據？估計要等到社會氛圍相對寬鬆，才能有比較全面、客觀和有深度的反思，現在是做不到這點。
01：之前方方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也認為，現在做的一些反思只能留給後人看了，於當下沒有多少意義。
秦前紅：她話講得有道理，所有的反思都是面對未來，人類就是這樣，你不能老是在一個地方重複跌倒，你要吃一塹長一智，我們的反思，方方的反思也好，都是希望我們未來會表現得更好。
01：既然談到方方，你怎麼看方方日記？
秦前紅：個別表達確有需要商榷之處，但她的整個日記沒有太大問題，她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個性化的表達，在疫情肆虐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大多比較焦慮，而大多主流媒體報道的信息都和我們的經驗性判斷不相符合，我們處於一種封閉而又焦慮的狀態下，方方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們的情緒得到舒緩。
方方日記從輿論生態上講，是有一個演化的過程，開始的時候，幾乎在我的圈子裏面都是一片稱讚，大家每天都在等着看方方日記更新。到了後面，由於中國很多人受到某種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不要說政府的壞話，不要拆政府的台，再加上當時西方追責聲音興起，導致社會充滿戾氣，沒辦法建立一種理性和寬容的精神，故對方方日記的評價開始撕裂。可能若干年後，天地滄桑，情況會變得不一樣。
01：我們有注意到，疫情有衝擊到中國自由派的認知。我們有和一位青年自由派學者交流，他說前期中國疫情爆發時，大家群情激憤，他也在頻繁發聲批評當局，但等到西方疫情大爆發，各種糟糕應對暴露無遺，他基本上不怎麼說話了。
不僅如此，他這種變化同樣表現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運上。他說修例風波前期，他是特別支持那些示威者的，覺得他們是在爭取自由、民主。後來演變成暴力攻擊，讓他慢慢沉默下去。
這兩個事情都衝擊着中國自由派人士。對此你怎麼看？
秦前紅：放在近代以來的大背景下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直都比較多舛。自由主義太過理想化，自由派可能是書獃子，不接地氣，他們用一套過於理想的範式解釋和丈量社會現實，遭遇痛苦甚至有一種幻滅，其實是可以想象的。
但一個社會是需要有自由主義，自由派的貢獻在於至少為我們揭示了一種關於自由的理想。
01：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的一個講話，他引用習近平話說中國陸續解決了「捱打」和「捱餓」的問題，但一直沒解決「捱罵」的問題。比如防疫，以成果論來說，中國疫情防控其實做得很不錯，現在我們都能來到武漢和你這樣面對面的交流，可國際社會一直有各種罵聲。
對此，你怎麼看？中國故事為什麼一直講不好？
秦前紅：後發的國家捱罵幾乎是必然的，你看美國的崛起過程中也曾經是捱罵的，區別只是罵的程度、罵的內容方式可能有區別。
今天中國被罵，一個原因是因為後發國家，你和人家有許多不一樣，以完全不同的一種文明形態在不斷強勢崛起，難免會引發人家的誤解和抵觸。
另一個原因是我們自己的宣傳做得不好，你看我們外宣花了那麼多錢、那麼多人力，包括在美國紐約的時代廣場播放宣傳片，但不是一種西方人能夠接受的方式，西方人覺得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輸出，效果適得其反。
我們應該去思考，怎麼用西方人相對容易接受的方式，潤物細無聲，春風化雨地宣傳中國，講好中國故事。要做到這一點，外宣體系需進行一些反思和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