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一｜疫後365天 中共必須直面兩大關鍵問題
在中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集中爆發的2020年2月，我們曾呼籲中共藉新冠肺炎疫情這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系統反思疫情暴露出的中國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包括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維穩」壓倒一切的治理思維、積重難返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基層治理的軟肋、紅十字會的黑洞以及愈發趨緊的輿論管控。
當時，中國還處在全球輿論的風暴眼，世界其他國家的疫情也還未大規模爆發。
時隔近一年，中國內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人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內部，經過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之後，疫情得以有效控制，截至發稿前，確診86,770人，死亡4,634人，目前各地已基本恢復正常，封城長達76天的武漢，重啟至今不僅經濟得以快速恢復，而且成了人們口中「全國最安全的地方」；中國外部，確診人數超7,000萬，死亡人數超160萬，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歐美，目前仍看不到疫情緩和的迹象，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大大超過中國爆發疫情以來的總和。
很多人會說，如果疫情沒有下半場，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大爆發，中國和中共今天遭遇的壓力無法想象，言之危及中共執政的穩定性都毫不誇張。其實在疫情發生一年後的今天，我們拉長時間回看這場人類共同面對的危機，如同很多後來才被人們稱為歷史轉折的大事件一樣，充滿各種不可思議的偶然，以及只有在若干年後才能領會的必然。
對中國來說，最先承受疫情大爆發的代價與危機，是偶然的，因為直到現在疫情的源頭還眾說紛紜、未有定數。但放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人類歷次遭遇的瘟疫一樣，帶有宿命般的必然性。對中共這一即將滿百歲的大黨來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場大考。因為自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至今，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檢驗中國的治理體系，也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係統地考驗官員的治理能力。鑑於此，雖然以結果論，中國疫情確實得以有效控制，但過程中暴露的問題與矛盾，仍然需要切實總結與反思。
講政治與專業主義
即便到今天，對於局外人而言，很多問題還是沒有辦法搞清楚。比如2003年沙士（SARS）之後重建的「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中國傳染病監控系統為何失靈了？既然相關部門早就知曉了情況的嚴重性，為何不盡可能早地對外公布疫情的真實情況？湖北和武漢的主政者為何會放任百步亭小區萬家宴這樣的大規模聚集？在鍾南山1月20日明確表示存在人傳人前，為何官方統一的口徑都是「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李文亮等八名醫生為何會被扣上「造謠者」的帽子？
以上這些從疫情初期延續到今天的具體疑惑，其實背後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政治與科學，或者說講政治與專業主義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通過覆盤早期的時間線不難發現，不管是代表政治的中共高層，還是代表專業主義的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簡稱中疾控），其實早就知曉了「人傳人」的實情。比如根據《求是》雜誌發表的習近平署名文章證實，早在1月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而中疾控主任高福、副主任馮子健在內的一眾醫學專家，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刺針》（The Lancet）等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聯合發表的研究論文亦明確指出，湖北武漢新冠肺炎或早於2019年12月已出現人傳人。之所以引而不發，一直遲至1月20日才由有着極高威望的鐘南山道出實情，顯然是政治的考慮壓倒了專業主義。
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接受01記者專訪時表示，「應對一個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一場社會危機，或者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這類問題，總是有兩個維度，而且兩個維度之間是有張力的。一個就是所謂的政治考慮，就是人們常說的講政治、講大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屬於公共事務，處置公共事務的最高標準就是安全、穩定。這個責任是由政府來承擔的，所以不能把權力與責任完全交給專家，而政府不能干預，這是不可能的，不能說政府幹預就是錯的。但是，為什麼現在有爭論呢？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政府處置的根據、依據是什麼？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規則和經驗作為支撐，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發事件，這就導致一種張力的產生，即面對未知突發事件，政府是根據以往的規則和經驗來決定，還是要聽取專業的意見？怎麼處理好政治與專業之間的關係？在中國『講政治』，說到底不就是為了人民健康、社會安定嗎？這和所謂『專業』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問題是如果專業意見與政府意見不一致，怎麼辦？這次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如果在判斷不清的情況下采取斷然措施，可能就是一個烏龍球，會給社會造成無妄之災。政府的顧慮就在這裏。」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在談到政治與專業主義之間的張力時則表示，「既然是張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種緊張關係，另一方面這種張力也可能是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難以說消除。尤其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黨是要長期存在的，中國人很少會去懷疑這一點，你可以不加入共產黨或者對共產黨有些批評，但絕大多數人不大能夠接受中國可以不要共產黨。共產黨為了保持政策的引領和執行的順暢，為了政治秩序的穩固，自然會對政治上的一致關係或者說政治忠誠有某種要求。但這並不等於只講政治，或者說不能理解為要壓倒專業。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講政治也是講又紅又專的結合，你不能不懂專業，不懂專業的講政治是偽政治。對這個黨、這個國家和民眾負責，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誠，專業上過硬，否則讓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讓你做個手術，你做不好，不知道怎麼打針，這樣的政治忠誠又有什麼用？一個老師，你講忠誠，你不會教課，你不會去立德樹人，這種忠誠也是一種偽忠誠，所以說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專業主義的良性互動，才是最適當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下，不講政治是不現實的，但也要因時因事而變，不能不由分說壓倒一切，尤其是在疫情危機關頭壓倒科學和專業主義。就像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言，「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它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疫情初期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是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眾的知情權，提醒人們及早做好防護，避免更多的人感染甚至失去生命。舍主要矛盾而講政治，這不僅是前期民怨沸騰的根由所在，也是所以會發生「李文亮事件」以及在抗疫前線仍不忘「念文件」、完成填表任務的源頭。
經過這次疫情前期的教訓，中共有必要在重大疾病預防問題上給與專業主義更多空間與權限，最緊要的，便是賦予疾控中心對外發布信息的實權。要知道，沙士後重建的網絡直報系統，雖然保證了全國疾控中心人員的信息共享，但事實上始終未能解決監控信息及時發佈的問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爆發、流行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言外之意，隸屬於衛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負責監控，本身並沒有發佈信息的實權，更沒有決策權。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坦言，中國疾控系統只有「幹活的權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數據，但不是決策機構，在衛健委系統中的地位也絕對是弱的，疾控情況只有政府授權你去談，才能談。疾控中心主要做的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對防疫工作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中疾控前副主任楊功煥也透露，中國東北在1910年代爆發鼠疫，由北京協和醫院創辦者、中國檢疫防疫事業創始人伍連德全權負責處置，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他還有行政權。現在中國這個做法確實是很難，指揮的衛生系統官員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統人員又沒有行政權，所以這中間涉及體制改革非常關鍵的問題。專家可以發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發佈。鑑於今次的教訓，楊功煥建議將防疫應急職能納入疾控行政部門，讓專業人員增加話語權，以改變目前外行指揮內行的局面。
戰時狀態與日常狀態
大疫之下，世人目睹了中國無出其右的國家動員，在關鍵時刻展示了中國體制的優勢，顯示出它的兩面性。事實上，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甚至專制體制儘管脆弱、容易被誤導，但它是中國曆代王朝強化中央權威、擺脱地方割據尾大不掉，乃至進行重大公共工程和應對集體危機的唯一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戰時狀態」下。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火速建立，「全國一盤棋」的應收盡收、應檢盡檢，網格化的小區封閉式應急管理等，都是在這樣的集權體制才能做到的。所以雖然同樣是疫情之下的封城，同樣是啟動戰時狀態，但中國和西方國家並不是一個概念。
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其中既有體制的優勢，也得益於信息科技變革帶來的便利，尤其是大數據的使用。確診病患的行程追蹤，密切接觸者的排查，健康碼的大面積推廣和使用，都離不開大數據。而大數據的背後，則是民眾對於隱私權的出讓。在疫情危急關頭，這本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當中國從戰時狀態走出，已經進入日常狀態，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眾的隱私權，避免發生諸如成都確診女孩因個人信息泄露遭遇千萬人網絡暴力的情況發生，就顯得尤其迫切。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原主任王長江教授在接受01記者專訪時坦言，「今天回過頭來看，疫情的應對，具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證明應急動員機制或者說是戰時機制確實是管用的，有非常獨特的優勢和優越性。事實上，不管在什麼時候，應對緊急狀態，總是權力越集中越有效。但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在疫情控制之後，如何才能很快走出應急狀態，回到日常的經濟發展和建設階段，似乎有些難度。政權通常會面臨兩個問題：該不該管？如何管才有效？對於第二個問題，許多時候我們都解決得很迅速、很痛快。但對第一個問題，往往需要一個不太容易的觀念、理念、理論、體制的轉折。我們歷史上從戰爭狀態到開始全國執政，遇到過這種轉折。最怕出現的觀念是，既然我們用這樣一套模式打下天下，豈不順理成章地可以用它來治理天下？由於歷史上形成的思維定勢，這種觀念一直時隱時現。現在給我的感覺是有那麼一種氣氛，好像用處理疫情的方法可以用來解決我們發展中遇到的所有問題。在這種觀念裏，實際上包含着極大的執政風險。」
秦前紅在疫情期間所寫的日記中，也特別強調了戰時狀態與平常狀態的不同。「緊急狀態組織架構是對平常狀態組織架構的揚棄甚至另起爐灶。因緊急狀態下的目標聚焦、任務相對單一，故緊急狀態下的指揮號令中心必須是權威集中的，不允許令出多門。平常狀態下的其他部門可以嵌入其中，但不得另行成為決策指揮中心，否則會使得下級執行部門無所適從、不勝其擾 ，且極易形成相互割據、相互內耗的困局。
目前在各地各級出現的混亂局面，概因不明緊急狀態體系運作之機理使然！」在接受01記者採訪時，秦前紅亦呼籲，中國應該訂立緊急狀態法，根據憲法來啟動緊急狀態，此舉「既是為了落實憲法，實施憲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關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間打架。」對施政官員來說，「需要說清楚你行動的法律依據和理由是什麼，要尊重大眾的知情權。你不能把老百姓單純地當做一個被管制的對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沒有靈魂的動物那樣管人民，你要讓人民知其所以然。一個講道理、會溝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動力。」
誠如開頭所言，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檢驗中國的治理體系，也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係統地考驗官員的治理能力。在疫情一周年之際，除了必須直面以上談到的講政治與專業主義、戰時狀態與日常狀態兩大關鍵問題外，中國從上到下還有很多需要總結和反思的地方，尤其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關係到中國如何打贏這場還在進行中的疫情防控攻堅戰，更關係到中國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用習近平的話說，「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場百年不遇的危機，很多人都在追問：後疫情時代我們將會迎來一個怎樣的世界？隨着美國在疫情、種族主義等內外困局之下的相對衰落，中國一方面不得不揹負着疫情最早在武漢爆發的「原罪」、承受來自各方的追責與罵聲，另一方面也被各方寄予了厚望。就像很多人雖然不認同中國的制度與模式，但也不得不承認在疫情這樣的大災難面前，中共的治理效能是無可匹敵的。這場疫情考驗了一切，也檢驗了一切，不管中國還是世界，都不應該「浪費」這場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更不應該錯過反思的契機。
在重大疫情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漫長人類發展史本就是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從十四世紀那場導致歐洲超過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到1918年那場造成四千萬人死亡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再到近些年由野生動物引發的鼠疫（plague）、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埃博拉（Ebola）、沙士等疫情，病毒宿命般地每隔一段時間就侵襲人類一次，瘋狂肆虐一番後又戛然離去。這次肺炎疫情最早爆發在中國，在武漢，下一次會發生在哪裏，沒有人會知道。如果經歷過這麼多次瘟疫侵擾，還有人帶着意識形態偏見狹隘地認為這次疫情是「中國製造」，戰勝疫情之後換來的不是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而是繼續自以為無所不能的狂妄自大，那只能說歷次瘟疫用血淋淋的代價留給人們的全部知識和記憶，只是一場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