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辭去CEO等職務後，希望他復職的聲音迅速在內部員工以及科技界名流中匯聚，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救黃」運動。 一份名為「Stand with Jensen」（與黃仁勳站在一起）的公開請願書在短短幾天內簽名人數狂飆，截至11月15日已突破12萬大關。 簽名者中包含了超過6萬名股東、6000多名現任員工以及大量前員工和普通支持者。

特斯拉CEO馬斯克（Elon Musk）在X上明確表示已簽署請願書，此外，Epic Games CEO斯威尼（Tim Sweeney）、Replit CEO馬薩德（Amjad Masad）等科技界人士也加入了簽名支持。 而手握超21億美元英偉達籌碼的兩大重量級基金（Altimeter Capital和Atreides Management）發布聯名公開信，要求董事會「慢一點、穩一點」，將黃仁勳回歸的可能性留在談判桌上。 那麼，黃仁勳復職的可能性及難度究竟有多大？

首先，需要清楚，黃仁勳與當年喬布斯（Steve Jobs）的離任情況完全不同。喬布斯當年從蘋果離任，是因為Macintosh銷售不及預期，他與自己請來的CEO斯卡利（John Sculley）矛盾激化，董事會最終選擇站在斯卡利一邊，將喬布斯從Macintosh部門剝離，喬布斯隨後辭職。而黃仁勳的離任並非經營狀況不好，正好相反，英偉達在黃仁勳的帶領下不但如日中天，甚至足以影響美國和全球經濟。本質上來說，黃仁勳的離任顯然也跟婚外情無關，沒有哪個股東會在乎這種東西。

從美國證券立法的視角，是否影響股東利益才是董事會去判斷是否要更換CEO的關鍵。在《紐約時報》掀起的黃樂間諜敘事下，黃仁勳被輿論引發的猜測綁架到美國國家安全問題之上，如果相關調查確認，那在美國證券法下，確實是應當披露而未披露的關鍵風險事項，足以有理由讓英偉達董事會罷免其CEO職位。但黃樂間諜敘事的快速轉向，讓英偉達獨立董事們顯得非常被動。

按照此前報導，導致黃仁勳宣布辭職的主要原因，是獨立董事們聘任Wachtell律所去對黃仁勳進行內部調查，最直接的導火索，則是英偉達總法律顧問蒂特（Tim Teter）親自前往黃仁勳住所進行對質，黃仁勳才承認了與黃樂的私人關係。

據彭博社報道，在美國商務部介入對Megaspeed調查期間，因涉及出口管制問題，蒂特一直深度參與，從英偉達內部合規要求來看，這種參與是可以理解的。在這個過程中，黃仁勳未向蒂特披露與黃樂的私人關係，僅提及正常商務往來，這導致在輿論對黃仁勳進行討伐後，泰特完全站在自身的立場，去與黃仁勳對峙，迫使黃仁勳主動公開與黃樂的私人關係，將輿論進一步點燃。

此後出現的英偉達股價大跌，讓獨立董事有理由啟動內部調查，迅速使黃仁勳內心崩潰（媒體報導稱之為shattered）。 但所有的指向，其實與黃樂是否間諜均無關。

截至目前，無論黃仁勳的自認，還是英偉達內部，乃至美國兩黨官員，沒有一個人再把黃樂間諜標籤貼在黃仁勳身上，甚至連黃樂是間諜都不敢再公開確認。 就此而言，黃仁勳復職其實是有理由的，除非，美國司法部、FBI的調查能夠確證黃樂問題及黃仁勳明知。否則，整個敘事將變成一群愚蠢的美國政客和英偉達愚蠢的董事會聯合絞殺了美國的AI大業。

但，黃仁勳能否復職，有幾個關鍵事項需要繼續觀察：

一是英偉達股東的態度。 英偉達超過70%的股份由機構投資者持有，其中持股最多兩家BlackRock和Vangurad各自持有超過7%的投票權，這兩家主要通過指數基金和ETF被動持有，背後是數量眾多的投資者，它們不會輕易公開表態，但可以私下直接與英偉達董事會溝通。

而一些小型的機構投資者則表態了更明確的態度，例如Altimeter Capital的Brad Gerstner與Atreides Management的Gavin Baker以股東身份聯名致信英偉達董事會，一方面要求董事會在遴選繼任者時「將所有選項留在桌面上，包括黃仁勳潛在回歸的可能性」，反對倉促換帥; 另一方面也明確承認，如果查清事實後董事會認為黃仁勳回歸不符合股東最佳利益，「那完全屬於董事會的職權範圍」。

還有一些堅定的個人股東則表態更堅決，例如億萬富翁投資者、美籍印尼華人股東Leo KoGuan（廖凱原）公開表示，他已在英偉達投資約13億美元，並明確稱：「沒有黃仁勳，就不會再投資」（“No further investment without Jensen”）。 來自股東層面的壓力，會讓英偉達董事會（當前全部為獨立董事）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站在股東利益的立場。

二是美國官方調查的結論。儘管驚弓之鳥般的政客們正在切割，但司法部、FBI乃至美國國會的調查仍在進行。在明確的調查結果公布之前，即便存在明確的切割，英偉達的獨立董事們都會完全站在自身立場角度考慮，難以讓黃仁勳快速復職。 這是因為，即便有來自股東層面乃至英偉達員工層面的呼籲和壓力，但這些壓力都沒有什麼實際的責任負擔。

但如果最終調查結果出現問題，而獨立董事沒有守好當前這一關，讓黃仁勳失而復得後股東再遭受一次打擊，那獨立董事將會從一開始的「不知而免責」，變成「明知而擔責」。

三是來自員工的呼籲。儘管網路上英偉達員工呼籲支持黃仁勳的輿論鋪天蓋地，坦率地講，這反而是獨立董事們最不在乎的。這種級別的高科技企業，所有員工都被禁業競止和保密責任捆得死死的，根本不會出現集體出走的情況。

當前這種狀況有可能會延續到12月初，也就是NDAA在國會最終投票結束時。民主黨和共和黨鷹派仍希望藉助當前狀況來推動NDAA順利通過，因而此時放手的可能性不大。既然調查仍在進行，那持續一個月也情有可原。無論屆時三項NDAA捆綁的法案是否通過，時限一到，為美國AI大業計，讓黃仁勳回歸似乎都是最佳選擇。

當然，前提很可能是，黃仁勳不再遊說反對加強出口管制的法案。就此而言，英偉達董事會最為穩妥的做法是在這期間繼續與特朗普團隊保持最密切的溝通，並且暫不確定長期的CEO接任人選。一旦調查結論明確不涉及所謂黃樂問題，則宣布黃仁勳「王者歸來」，似乎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反過來，如果調查結論讓黃樂事件更加惡化，或者黃仁勳自願放棄，歸來無期，那以英偉達為中心的美國AI建設融資鏈條將會面臨重構，那些高度依賴英偉達背書的企業將會面臨困難，那些不依賴英偉達的AI基礎設施參與者將出現機遇，這些已經表現在最近AMD、博通等的股價上。

但整體而言，這將導致真正意義上的減速，不但會對美國AI產業，也會對整個經濟產生至少是短期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