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在華復交：國際政局之變的三個觀察點

很多事情的發生看起來都如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觀察一樣，起初是逐漸的，然後是突如其來的。沙特與伊朗雙方3月10日在北京以中沙伊三方聲明的方式宣布重建2016年斷絕的外交關係，正是一例。

綜觀主流英語媒體的報道，人們往往把事件放在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框架下作解讀。

從國際觀感上來看，深得王室信賴的沙特國安顧問艾班（Musaad bin Mohammed Al Aiban）、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三人在北京聯袂宣布沙伊復交，的確是中國外交操作的一大勝利。

相比起美國最近一口否定中國對烏克蘭危機提出的12點政治解決立場，這種明確由中國促成結果的外交破冰也為中方一直以來「勸和促談」的口號填補了一些空洞。

從實務角度來看，中國為促成沙伊復交這最後一里路也着實是功不可沒。習近平去年12月對沙特的國事訪問、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同月訪伊、本年2月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訪華等一系列行動，正是這最後一里路按步就班的重頭戲。

而且，在北京中介之下，沙特與伊朗能在門後秘密協商，大大減少了兩國復交可能遇到的外部壓力——《華爾街日報》就引述多方官員的消息報道，稱沙特同意了減弱受沙特商人支持的波斯語新聞頻道「伊朗國際」（Iran International）對於伊朗的批判態度，而伊朗則同意停止鼓勵也門胡塞武裝組織（Houthis）對沙特發動攻擊。

▼更多協議簽訂時的現場圖片請點擊放大觀看：

不過，除了中國之外，沙伊兩國過去兩年其實已在伊拉克和阿曼的中介下進行過多次談判，而兩國緩和關係的背景也離不開美國退出中東的大勢，因此，在中國宣布的這一個突如其來的發展，背後也有着逐漸前進的過程。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沙伊復交本身其實是否另一個漸進過程的其中一步？這一個過程會否帶來中國興起、世界多極化新形勢之下的全球政治轉捩點？

沙伊復交是漫漫長路的起點

要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個觀察點是這次沙伊宣布復交後的實質發展。根據中沙伊三方的聯合聲明，如今雙方承諾將在兩個月內落實重開大使館和重派外交使節團的條款，並將重新恢復雙方在1998及2001年簽訂的合作和安全協議。如果沙伊兩國能達成這些條件，這將構成這兩個中東遜尼派、什葉派大國放下矛盾的前提。其後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也門問題將會是兩國關係能否往正面發展的一大試驗。自去年10月維持了六個月時間的也門停火協議結束之後，各方至今也未能重新放下武器。由於去年的齋戒月正是也門停火之始，人們也在期待同一情況會否在本年重演，而本年的齋戒月將在3月22日開始，可算是「時間無多」。

根據「阿拉伯衛星電視台」（Al Arabiya）的消息，胡塞武裝組織的政治代表就表示其與伊朗的關係份屬「伊斯蘭兄弟情誼」，而不是從屬關係，要解決也門問題需要也門而非伊朗和沙特之間的談判。另一方面，伊朗的聯合國代表則已表明沙伊復交有助也門停火、促成也門進行全國對話以建立具包容性的國家政府。由於伊朗實際上是胡塞的主要武力提供者，齋戒月前的再停火將會為沙伊之間的復交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契合提供一個具代表性的解答。

更深遠而言，沙特和伊朗即使是在後者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的巴列維時代也有不少分歧存在，雙方民眾之間的心理隔閡極深，再加上遜尼派、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派系矛盾，沙伊關係要能持續向好，就少不了兩國民眾之間的互相理解、溝通和交流。

在2020年以色列和多個阿拉伯國家正常化外交關係之後，還未跟以色列建交的沙特就開始公開接受猶太文化，諸如去除教科書中的反猶內容、容許猶太宗教符號和活動，甚至支持猶太遺跡考古工作等等。同類的柔性工作，對沙伊關係一樣重要。

如果中國能在沙伊關係發展的漫漫長路中持續扮演重要角色，從而助力化解中東地區的一大政治矛盾，就算是對中國一直抱持成見的西方觀察者也不能不重新審視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正面影響。

沙伊復交　以色列呢？

第二個觀察點則是以色列的外交動向。近年中東局勢的趨向無疑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外交破冰，而這種破冰又往往在美國的庇蔭下以「反伊朗陣線」為前提達成。但如果沙特與伊朗能真誠和解，這道陣線將會毀於一旦，導致以色列必需重新審視自身在中東的地緣政治部署，甚至是其內政方向——在新一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的極右盟黨正在不斷挑動約旦河西岸巴勒坦斯人的環境之下，沙伊復交正好構成了整個中東穆斯林世界一致反以援巴的契機。

這正是以色列與伊朗方面對沙伊復交非常難得的一致解讀。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直稱兩國復交對以色列而言是個「嚴重且危機的發展」；伊朗國安顧問沙姆哈尼亦指，沙伊復交協議對區內錫安主義政權（按：指以色列）的存在和干預構成嚴重障礙。

不過，巧妙的是，沙特卻似乎繼續有意改善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的關係。就在沙伊在北京宣布達成復交協議前的幾個小時，《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稱沙特已向美國提出了其與以色列正常化外交關係的交換條件，包括由美國向沙特提供像北約般有約束力的相互防衛保證、幫助沙特發展民用核技術，以及減少美國對沙特的軍售限制。

但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民主黨當局主政之下，國內政治壓力將迫使其不得不高舉「價值觀外交」的招牌，因而只能維持此刻對沙特較為冷淡的外交態度。而且，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去年在Opec石油增產的問題上被認為是對拜登背信棄義，再加上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也與美國民主黨人的政治意識形態相距甚遠，拜登即使有意也很可能沒有政治空間去答應沙特提出的條件。

但沙特既然在與伊朗復交之際同時提出同以色列建交的可能，可見沙特當局對於嘗試解友區內兩個重大政治矛盾甚有雄心。與以色列關係甚佳、同沙特亦有核能和軍售合作、能夠影響伊朗外交布局的中國能否在此扮演實質角色，實在值得留意。

不用多言，若然此刻「機會不大」的以沙建交，甚至「不可能」解決或修補的以巴衝突和以伊關係也因為中國外交的努力而進入了「可能」的範圍，中東這一塊長期被視為由美國權力主導的政治空間將會呈現出一個過去一個世紀也沒有見過的樣態，美國的對抗性外交佈局也將被證明失敗。

在戰場之外解決俄烏戰爭？

第三個值得觀察，甚至期待的地方，當然就是俄烏戰爭。自王毅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之後，中國已經表現出有意在俄烏戰爭一事上扮演更主動角色的意圖。雖然中方在俄烏戰爭一周年提出的《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並非人們期待中的和平方案，但此刻能夠在戰場之外有效幫助解決俄烏戰爭的國家就只有中國。

在這次沙伊復交之中，人們就留意到，從短期利害的角度來看，沙特若能憑此撫平來自也門胡塞組織的安全威脅，甚至從也門戰爭的泥沼中抽身，其得益將遠遠大於伊朗同沙特復交所獲的潛在經濟利益。早前還在將國內反頭巾示威責任歸咎於沙特等外部勢力的伊朗，此刻之所以樂意正式與沙特復交，背後難免有中國的推力存在——有伊朗媒體就稱伊朗因為美國退出核協議後的制裁而被凍結、存放在中國的銀行的近200億美元款項已被解凍。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俄烏戰爭之中的俄羅斯，能促使俄羅斯以較為務實的條件重回談判桌的大概就只有中國。如果中國走出了這一步，歐洲也將會出現要求烏克蘭和談、放棄不可能政治和軍事要求的重大壓力。（單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合理的俄烏妥協其實不難想像，烏克蘭不加入北約、全球主要國家以某種具約束力或有效性的形式保證烏克蘭安全、部份針對雙方的戰爭追責、入俄四州和克里米亞由聯合國暫時接管再經公投或協商決定前途等等。）

習近平本年春天對莫斯科的可能出訪，就是俄烏局勢觀察者的關注所在。雖然西方輿論不斷渲染中國對俄提供武器的說法，但如果習近平反過來將表面上挺普京的訪俄之旅巧妙轉變成有務實具體內涵的「勸和促談」行動，這將能向世界證明習近平早前發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以至其對烏中國立場文件並非空談。

如果連被西方包裝成守護民主之戰的烏克蘭危機最終也能在中國努力之下避免「戰場解決」的災難，美國作為民主國家領袖的地位將自動崩潰，其所領導的國際秩序也會被重新洗牌，而人們也將看到中國全球治理與美國自二戰之後不斷尋求二元正邪對立（從蘇聯到9-11事件之後的伊斯蘭極端力量再到今天的中俄）的外交操作是可以達成多麼不一樣的結果。

當然，上述這些潛在的外交變局也只能是樂觀猜想。但中國促成難得的沙伊復交確有可能只是中國採取更主動外交行動的逐漸演變過程的其中一環，其從根本上扭轉國際政局的最終成果也許會像這次沙伊復交的宣示一般出奇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