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和解彰顯中東多元治理格局｜專家有話說

3月10日，中國、沙特、伊朗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表明沙伊最終在中國的斡旋下達成協議，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係，並將重啟22年前簽署的安全協議，意味着長期以來劍拔弩張的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陣營兩大首領終於「一笑泯恩仇」。

撰文：張楚楚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

說起來，沙伊和解並非易事，兩國的矛盾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20世紀70年代末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催生神權共和國後，沙伊關係急轉直下，二者的恩怨糾葛集中體現在三大方面。

首先是二者的宗教分歧。作為伊斯蘭教不同派別的主導者，沙特與伊朗分別以遜尼派與什葉派正統自居，二者針對彼此的宗教實踐與政治體制互為不屑。例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開創者霍梅尼曾公開批評沙特的君主統治模式與奢華生活方式，而沙特瓦哈比派教士集團也將霍梅尼視為宗教異端。

其次是雙方的安全憂慮。受伊朗革命的示範效應與德黑蘭「輸出革命」的雙重影響，中東多國的什葉派反政府組織蠢蠢欲動。沙特一面擔心本國東方省份什葉派反對派做大做強，一面憂慮周邊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因什葉派示威浪潮高漲而陷入動盪。在抵制伊朗輸出革命的旗號下，沙特在兩伊戰爭中高調支援伊拉克，又以鄰國伊朗為假想敵打造海合會，進而同伊朗的樑子愈結愈深。

再者是地區主導權的爭奪。作為崛起中的地區大國，中東石油大亨沙特與軍事大國伊朗均試圖在地區塑造於己有利的權力關係，前者組建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聯盟（包括海合會成員國、埃及、約旦等），後者打造所謂「什葉派軸心」（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與黎巴嫩真主黨），加上二者同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各有親疏，致使中東兩強爭霸不斷發酵。

2016年初，沙特籍什葉派教士尼米爾事件終成沙伊撕破臉皮的最後一根稻草，兩國不僅斷交，而且一度頗有冷戰升級為熱戰之勢。

七年以來，在華盛頓推動戰略收縮導致中東各國人人自危、任性撤出阿富汗引發中東盟友信任危機之際，沙伊縱然圍繞也門、敘利亞、黎巴嫩等問題紛爭不斷，也互有需求而不得不暗送秋波，並終於在中國這一全球崛起大國的支持和推動下，走完「最後一公里」，實現握手言和。

從地區政治來看，沙伊復交或將成為引發一系列地緣政治變革的關鍵變量。其一，兩大地區宿敵放棄對立，很可能帶動地區兩大對立陣營關係的調整，並對如以巴對峙，也門、敘利亞、利比亞內戰等其他地區熱點衝突的緩和與解決起到積極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地區局勢的整體緩和。

其二，沙伊和談意味着以色列聯合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組建反伊朗聯盟的計劃受阻，不排除以色列與美國重新締造地區軍事聯盟，並藉助新的議題採取分化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策。

其三，鑑於沙特與伊朗並非隔閡盡消，未來沙特或將成為各方拉攏的關鍵力量而獲得更大的對沖空間，中東地區也將面臨傳統聯盟結構解體與域內利益重組。

從國際政治層面看，因伊朗在俄烏衝突中的挺俄立場及近期爆出德黑蘭濃縮鈾生產能力顯著提升，白宮圍剿與孤立伊朗的決心有增無減。在此背景下，美國盟友沙特與之放下成見，意味着美國對中東控制力和影響力的下滑，及中東各國戰略自主意識的提升。同時，作為全球的新興大國與中東的後起玩家，中國的勸和促談功不可沒，而兩大中東強國的認可與回應，則是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的重要實踐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斡旋外交並不意味着北京有意填補權力真空或挑戰地區的既有秩序，而是試圖打破發展中國家長期被定位為「治理客體」的被動局面，構建包括國際組織、西方大國、中國與中東各國等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多元治理格局。

總之，此次破冰行動的勝利表明，西方國家並非中東問題的主宰力量，而「以民主促和平」「以干預促穩定」也並非解決地區矛盾的唯一模式。國際社會唯有從以西方主導的傳統安全治理和民主治理轉向由多方共同參與的綜合治理，方能共同促進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