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6月12日晚間，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以代碼「SPCX」正式登陸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上市首日，股價強勁收升19.2%至160.95美元，市值瞬間飆破2.107萬億美元，一舉躍升為全球第七大上市公司。這場萬眾矚目的世紀IPO，無疑又是矽谷創新神話的又一次極致彰顯。

走過互聯網時代，全球頂尖大模型與物理AI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襲，美國矽谷依舊穩坐全球創新平台的王座，持續上演「改變世界同時創造財富」的理想主義敘事。不僅有馬斯克超級IPO的SpaceX，在這裡，成立僅一年半的太空基礎設施公司能手握過億美金訂單，不到10名員工的初創團隊能在18個月內被英偉達（Nvidia，又譯：輝達）以數億美金高價收購......

矽谷科創的成功模式，深耕當地十年的華人創投家張璐有著切身體會。畢業於史丹福大學，曾是學習材料科學的「硬核女生」張璐，如今管理著近6億美元資產的創投企業Fusion Fund。近期，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她以第一視角，向我們拆解「矽谷內核」，「全球很多地方都希望再去複製一個矽谷，但很多時候並不是硬件的複製，矽谷也沒有甚麼硬件只是一個大農村，但最可貴的其實是矽谷的人文文化。」

矽谷「英雄不問出處」的全球化思維

出生於內蒙古，在天津讀大學的張璐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製造」。大學畢業後，張璐被史丹福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学院錄取，才正式開啟了她的美國之路。之后，張璐創立了自己的醫療器械公司，又在小有發展後將公司賣掉，也因此契機從「創業者」轉而成為「投資人」。

25歲時，張璐創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基金Fusion Fund，並在27歲成為首位美國《富比士》雜誌「30 Under 30」創投領域年度主題人物的華人。

「矽谷像我這樣的人非常多，本地居民45%以上都是第一代移民，美國獨角獸創始人逾六成也是移民。到了人工智能這一批，亞裔會更多。」張璐認為，全球化的思維理念是矽谷的核心文化之一，「亞裔、歐洲裔、加拿大、以色列，甚至最後才是美國人。大家的共同認知並非建立在相同的文化之上，而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熱情，願意共同努力奮鬥，有同樣的長線願景，想去解決同樣的問題。」

但面對以45歲以上白人男性精英為主導的矽谷投資圈，作為少有的年輕亞裔女性，張璐直爽地說「太好了！我就喜歡做第一個」。她不否認矽谷存在各種偏見，但偏見並不會影響她要成為怎樣的人。她也曾半開玩笑地對帶有偏見的美國同行說，「歐洲人都知道成吉思汗曾攻佔世界，所以不要惹內蒙古人。」

矽谷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儘管它存在偏見，但它願意改變偏見。它不看你從哪裡來、家庭背景如何，它只看你未來能創造什麼。

長線資本滋養「脆弱的理想主義」

在矽谷，創業者們多多少少都帶有一點瘋狂的理想主義。

「我們一年前投了一家叫Starpath的公司，做太空領域的基礎設施『月球加油站』。」張璐分享了她前段時間走訪這家初創公司時的震撼，工廠裡到處扔著年輕創業者的睡袋，他們熱火朝天地研發著一種自動化機器人系統，能直接部署在月球表面，把月球土壤裏的水分解成氫氣和氧氣，作為火箭發射的燃料。這家成立僅一年半的公司，如今訂單收入已破億美金。

「看著他們，我就想起了自己當年創業的感覺。」張璐說，自己不喝咖啡，但每天早晨與創業者的一通電話，就能喚醒她的疲憊，那是一種「被夢想叫醒」的能量感，「早期投資最幸福的，對於我來講，我對世界充滿好奇，所以非常希望可以加入到很多創新型的、改變世界的企業的形成過程中，早期投資可以給你非常大的多樣性。 」

在矽谷，那些夢想並非不切實際。

2000年，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對媒體表示，谷歌Google的終極形態就是人工智能（AI）。而剛剛帶領SpaceX締造兩萬億美元上市神話的馬斯克（Elon Musk），當年那些製造電動車、回收火箭、火星移民的「狂想」，也曾被無數理性人視為不自量力的「科技瘋子」與造車 PPT。然而十年過去，Tesla開啟了全球電動車與自動駕駛時代，SpaceX成為了全球商業航天領域的霸主。

「理想主義很可貴，也很脆弱。在很多生態裡，它不一定能獲得世俗認可，但在矽谷，資本圈、創新圈願意去扶持、支持和相信這些夢想家。」張璐指出，矽谷的資本是「長線資本」，這意味著資本追求的不是短期的小規模商業變現，而是願意給予年輕的創始人們足夠的試錯空間，陪伴其完成顛覆性的長線願景。

任何偉大的企業、在矽谷成長起來的創始人，初衷都不僅是單純的為了財務回報，他們看到了巨大的機會，或者社會很大的問題，技術剛好是其中的解決手段，在此基礎之上，財富回報是「副產品」。改變世界的同時創造財富，但最重要的是改變世界。

IPO非唯一退路　80%退出靠收併購

當然，科技創新的熱情需要回報來續航，但所謂「回報」也並非只有上市（IPO）這個唯一途徑。

「在亞洲，初創企業市場化的主要退出渠道就是上市；但在美國，80%的早期企業退出都是通過收購合併（M&A）。」張璐點出了中美創新生態商業閉環上的底層差異。

據張璐介紹，去年，Fusion Fund旗下有5家企業被收併購，其中4家企業的年齡僅有1至2年，團隊不過7到10個人。然而，英偉達（Nvidia，又譯輝達）、蘋果（Apple）等科技巨頭卻願意為這些早期的初创團隊，支付高達3億、4億美金的溢價。

但大企業憑什麼願意當「冤大頭」？

張璐解釋，美國成熟的商業環境建立在對專利技術產權的極度尊重上。巨頭們看重的不只是初創公司當下的財務数据，而是這項技術放上巨頭自身的平台、分銷渠道和客戶網絡後，能產生多大的乘數價值。

張璐舉例介紹，Fusion Fund曾在早期投資一家團隊僅有10餘人的企業，在收入剛達數千萬美金時，就在18個月內被一家科技巨头以數億美金閃電收購。這讓創始人得以快速獲得財務回報，並立即投入到第二家公司的再創業中。

為了搭建這種大企業與初創技術的橋樑，Fusion Fund從2018年起便組建了一個包含四五十位財富500強企業CTO的「CXO社群」。這些大企業的CTO手握專門用來「投資未來」和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預算，他們不看初創公司有幾個人，而是直接給訂單、做戰略合作，甚至直接發起併購。

「任何一個生態都需要持續的正向流動，大家才願意持續投入。」張璐說。這種高活躍度的併購生態，讓技術、人才與資本在短短几年內就能完成一次循環，避免了大量前沿技術死在漫長的上市排隊進程中。

政府支持成「天使投資人」

在矽谷的土壤之外，政府的角色亦無法忽視。雖然張璐笑稱，「我們對政府的期待就是不要添亂就可以了。」但美國政府在的確在矽谷的科技創新中扮演了「天使投資人」的角色，相比過去，「更激進的推動科技創新」。

張璐以深科技（Deep Tech）舉例，許多顛覆性的前沿技術，在開發初期難以從追求回報率的市場中拿到訂單，這時，NASA、能源部等美國政府機構往往出手，成為初創企業的「天使投資人」。她提到的月球加油站Starpath，正因技術完美契合了國家級的太空戰略，從而鎖定了政府機構的長期採購意向。

此外，當科技風口轉向頂尖大模型與物理AI，美國政府亦加速戰略調度。2025年11月24日，白宮與能源部便牽頭、聯合17家國家實驗室及頂尖高校企業，推出了國家級的「創世紀計劃」（Genesis Mission）。 這一國家級的行動，令美國每年投入的巨額研發產出效率倍增，確保美國在先進科研與AI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

張璐指出，「這不是政府在指導企業怎麼做產品，而是政府利用國家資源投资底層的AI研發基礎設施（AI Infrastructure），讓全美的科學家、大學和初創公司能在上面進行更高效的創新。」此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Paul Atkins提出的「讓IPO再次偉大（Make IPOs Great Again）」亦令收併購增多。

雖然美國政府不直接干預微觀的商業競爭，但張璐認為，美國政府不缺位甚至積極的支持，可見「矽谷科技發展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巨大」。

「英雄不問出處」的多元全球化，資本市場對夢想的長線投資，成熟的收併購商業環境，以及來自政府的積極支持，張璐向我們勾勒出了一個完整的矽谷生態圖譜。但在她看來，「矽谷模式」在於人，而非硬件的照搬，更不意味著盲目崇拜。

矽谷是一個平台。它有平台優勢，長期商業市場的優勢，還有資本優勢，但我並不覺得只有矽谷的人才是最優秀的，中國的人才也非常優秀，但人才可以做創新，公司能夠發展下去，大商業環境很重要，這部分可能很多地区還在一個起步的階段，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我們也要有耐心。

香港如何鏡鑒「矽谷模式」？

張璐在採訪中多次提及大灣區，她說「現在全球機器人硬件做得最好的生態是在深圳」；她也提到，「在矽谷投資機器人和AI公司時，也會討論未來世界模型和物理AI兩邊應該怎麼聯動。」

這種聯動，是大洋兩岸的科技共振，亦是一場「大腦與軀幹」深度協同。矽谷擅長從0到1的架構設計與算法迭代，但當AI要走向物理世界，去組裝一條機械臂、去生產一個深入血管的微型醫療機器人、甚至去打造具身智能的骨骼時，大灣區極致、迅速且低成本的硬件供應鏈，便成為了全球唯一的「硬件聖地」。

而作為大灣區的核心與中國企業出海的橋頭堡，當前香港正大力推行「人才引進」與科創轉型，歷經數個周期的「矽谷模式」，又會為香港帶來怎樣的鏡鑒？答案也許並非簡單的「複製黏貼」，但也許就像張璐說的，「美國的創新生態形成已經五六十年了，中國是從互聯網時代才真正加入這個周期，我們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