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條新聞震撼了無數人。一位在北京二環內長大、出身知識分子家庭、能寫一手好字、還能說流利英語和跳芭蕾舞的北京女孩孫美華，在26年前被人騙走拐賣。當年的她，正值青春年華，擁有令人羨慕的家庭背景與前途。然而，命運在她被拐走的那一刻徹底改寫。

26年後，當熱心網友與家人在山東曹縣一個偏僻的村落找到她時，所有人的心都碎了——昔日那個天之驕女，已經變成了一個神志不清、面容憔悴的老婦。她被拐賣到山東之後，與一名比她年長約20歲的老頭共同生活。當地網友稱，她這些年生活十分困頓，甚至經常吃不飽飯。孫美華年輕時的照片在網絡曝光後，許多網民表示「很難想像她這26年經歷了什麼」，呼籲嚴懲人口販賣，亦有網民要求當局徹查拐子佬及當地村民，相關影片和文章近日在內地都遭到封禁。孫美華的父母到去世的那一天，都沒能等到女兒平安回來。

被抹去名字的她們

這樣的事件並非個例。內蒙古一名女子王小紅，在十幾歲的時候被拐賣到四川大涼山，並關在地下室遭受長達8年的虐待。地下室裏只有高處有一扇小窗，根本無從逃脫。每當吃飯時，男人就從一個鐵窟窿裏把飯遞給她。直到有一天，她趁男人喝醉酒後逃出地下室，然而命運對她的打擊並未結束。

內蒙女少時遭拐賣囚禁地下室8年　逃出生天又被家暴　終尋獲親人

逃離地獄的她後來嫁到河南，因精神受創，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在生了一個女兒後，她因不堪家暴再次出逃，輾轉到東莞打雜工維持了十幾年的生活，直到現在，王小紅的手臂、頸部等處還留存著多處煙蒂燙傷的疤痕。

而近年來最震撼全國的一宗案件，莫過於2022年江蘇豐縣「八孩母」事件。這個案件不單只是簡單的人口販賣，更是一個將人性殘忍同基層治理失能展現得淋漓盡致的悲劇。

事件的主角叫小花梅，她原本是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的一名女子，年輕時因為婚姻變故，精神出現問題，1998年，同村的一名桑姓女子以「帶她去江蘇看病和找對象」為由，將她騙離家鄉，賣給江蘇省東海縣的一名徐姓買家，賣價只有幾千塊錢。不久後，小花梅走失，隨後再次被拐賣轉手，最終在1998年6月被豐縣歡口鎮董集村的董志民一家買下。

隨後的二十幾年裏，小花梅的人生落入無底深淵，買家董志民將她視為個人財產同生育工具。特別是在2011年至2020年期間，小花梅的精神疾病加重，但董志民不但沒帶她去醫治，反而在極度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強迫她生下8個孩子。更殘忍的是，為了方便控制，董志民甚至用鐵鍊鎖住她的頸部，長期對她進行非法拘禁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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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花梅到今天的孫美華，這一宗宗血淋淋的個案，令我們不禁發問：在今時今日，當我們談論著人工智能、高鐵貫通南北、城市地標光鮮亮麗的時候，為什麼在同一個時空下，依然有女性被當成商品般買賣、被鎖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甚至被剝奪了整個人生？

買方的「低罪責成本」與村裏共犯

首先講法律。內地《刑法》規定，拐賣婦女兒童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可以判十年以上、無期徒刑甚至死刑。法律上判得不輕，那問題出在哪裏？

第一，買方市場。每當拐賣案曝光，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怪罪犯罪份子的殘忍。但試想，如果沒有需求，又怎麼會有供給？拐賣婦女問題屢禁不止的核心，正正在於「買方市場」的罪責成本低得荒謬。部份落後地區傳宗接代、彩禮文化根深蒂固，買一個女人回來「延續香火」，在當地鄉紳與宗族眼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事。全國人大代表張寶艷建議，買主量刑不應該低過拐賣罪，甚至應該更重，對拐賣犯罪分子包括買主終身追責。事實上，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收買被拐婦女兒童，只要無虐待、未阻礙解救，可以不追究——正正製造「買方無風險」的錯覺；修正案後改為「可以從輕處罰」，力度重了，但買方市場的根還未斬斷。

第二，基層治理有盲點。這幾單案有一個共通點：受害者被囚禁、被虐待這麼多年，沒有一個基層單位發現異常村幹部幫忙戶籍登記「蓋章」、左鄰右舍幫忙看管防止逃跑，甚至在救援人員或警方去救人的時候，整條村的村民會拿著農具出來圍堵、阻止救人。

小花梅被鎖在屋裏生8個子女，村委會不知道；孫美華在山村生活26年，整個村無人理；王小紅沒有身份證打工十幾年，是制度裏的「隱形人」。婦聯、村委會、民政、派出所本來應該是保護網，但在這些案子裏，他們有人沉默、有人失聯，甚至有人幫手開綠燈，這種默許，就是對拐賣犯罪的全體共犯行為。

18歲女被親生父母綁架：彩禮與包辦婚姻

如果說非法拐賣是暗黑的暴力，那麼以「親情」與「習俗」為名的包辦婚姻，就是另一種合法化的人口買賣。

在深圳，一名18歲的少女因被父母逼婚逃離家鄉。她在網絡上發布求助信息後，受到公益組織的幫助，在深圳企鵝島一家咖啡廳務工。女孩的父母收取高額彩禮，強行中斷她的學業，剝奪她上高中的權利，在通過深圳派出所查到她的具體住址後，甚至專門僱傭3名人員驅車趕往，每日蹲點，計劃強行把她帶回甘肅。幸虧巴士司機察覺異常，保留車載閉路電視錄像，深圳警方及時介入，跨區前往蘭州成功解救。

如果不是深圳警方與公益組織及時攔截，這個18歲女孩的下場，與被拐賣的受害者又有多大差別？

在這個案件中，傷害女性的不一定是陌生人，血緣有時候不是保護傘，反而成為傷害來源。《民法典》明確禁止包辦買賣婚姻，成年人擁有婚姻自主權。但現實是，部份落後地區舊習俗、彩禮利益可以壓倒個人的人身自由。

在這些父母眼中，女兒不是一個獨立的生命，而是可以換取彩禮補貼家計或者幫助兄弟娶妻的資產。當彩禮被推高到幾十萬，婚姻就徹底變成一種買賣。這種將女性物化的文化土壤，正正就是拐賣犯罪源源不絕的養分。如果違法包辦婚姻與強制婚姻的成本繼續這麼低，無數年輕女性依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拐賣兒童：多少個家庭因此破碎

拐賣兒童犯罪一直是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內地政法機關打擊重點。這一議題曾引爆全民熱議，得益於多個改編自真實故事的「打拐」題材被搬上大銀幕，讓許多普通人感受到「拐子佬」給受害家庭造成的傷痛。

有關內地失蹤兒童的數量一直沒有歷年的權威數據。中國最大的尋找失蹤未成年人的公益網站「寶貝回家」，被看作是「失蹤兒童的晴雨表」。儘管沒有涵蓋所有失蹤孩子的資料，但也可以最大限度描繪出中國近幾十年來失蹤兒童的情況。

根據2018年《網易數讀》整理該網站的數據顯示，中國兒童失蹤最嚴重的時期是80年代和90年代，每年失蹤人數介乎1000至3000多人，1990年達到峰值共3431人，即平均每日有9個兒童失蹤。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失蹤的原因有很多種，除了被拐賣外，還包括離家出走、迷路走失、不幸溺亡等意外。雖然沒有歷年兒童失蹤或拐賣數據，但公安部會因應不同專項行動，公布破獲拐賣婦女兒童罪案數目。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自2001年以來一直與中國公安部合作打擊人口拐賣，其報告指出，從2000年至2007年，公安部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逾4.5萬宗。由於拐賣人口案件往往涉及多名受害者，因此被拐賣的實際人數估計可能要遠高於這個數字。

如今，內地社會治安狀況與90年代相比早已大不相同，基層治理能力亦得到提升。走失人群規模逐年遞減，拐賣兒童得到有效遏制，背後離不開民間力量和公安機關的互相配合，更得益於一系列先進科技手段幫助精準尋人。加強對買賣兒童罪名的處罰力度也起到一定震懾作用。

科技手段：打拐DNA數據庫、團圓系統

科技手段方面，進入21世紀後，DNA技術開始應用於打拐工作。2000年，公安部首次採用數據庫技術、網絡技術和DNA親子鑒定技術，對被拐賣兒童與親生父母的親子關係進行網上對比和鑒定。在這之前，「打拐」一般是靠親生父母指認，以被拐賣孩子的長相、身體上的特殊標記、血型等基本確定親子關係，並非十分可靠。而DNA檢驗技術是確認被拐賣兒童身份最有效的技術手段之一。

及至2009年，中國建立了全球首個「打拐DNA數據庫」，當中承擔血樣檢測任務的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與各省市公安機關的DNA實驗室全部聯網運行，可鑒別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未成年人是否涉嫌拐賣，還用於找到親人時進行親子鑒定。

自2009年起，公安部持續開展打拐專項行動，當年的立案數達到新高近6500宗。此後近十年間，隨著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成為常態且力度增強，2013年的立案數一度高達2萬宗。直至近年，拐賣婦女兒童案發率降至新低。2019年全國拐賣婦女兒童立案數為4571宗，按年減少15%。

此外，公安部主管的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團圓系統」在2016年上線，被稱為「打拐神器」。內地常用的微博、高德地圖、支付寶、淘寶、QQ 等25個新媒體移動平台都接入了該系統。系統以失蹤地為中心，通過上述平台向一定範圍內的群眾推送失蹤兒童信息。今年5月15日「團圓系統」迎來上線10周年。十年來，該平台累計發佈，5213條兒童失蹤信息，找回5137名兒童，找回率達98.5%。

民間力量在打拐尋人上亦貢獻良多。2011年，內地的網絡打拐第一人鄧飛提出「微博打拐」，和中國警察網官方微博聯合建立「打拐志願團」的群組織，呼籲整合媒體和民間資源，支持和幫助公安系統打擊兒童拐賣。

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依法嚴懲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典型案例。據統計，2021年至2025年，全國法院裁判發生法律效力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被告人中，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比率，高於同期全部刑事案件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比率10％。

縱容下生惡：「買賣同罪」何時才能不再是口號？

最高人民法院介紹，今年上半年，拐賣婦女、兒童罪一審收案135件，同比下降39.46%。人民法院堅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從嚴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對拐賣犯罪集團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強搶兒童、姦淫被拐賣婦女等嚴重情節的犯罪分子堅決依法予以重判，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重刑率（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刑罰人數的比例）高於刑事案件總體重刑率34.55個百分點。

但技術的進步，掩蓋不了法治治理的盲區。正如《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評豐縣案時所言，這些是「窮生惡」的典型，地方政府必須直面問題、讓記者提問、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如果每一次案件都需要靠網路輿論爆發、靠熱心網友「尋親博主」去接力救人，而基層主政者繼續裝聾作啞，這樣的防線依然是脆弱的。

「買賣同罪」不應該只是一個口號，買家的刑事責任必須大幅提高。只有當買個女人回來要面臨重刑、當幫忙囚禁的鄰里村幹部都要坐牢，這條血淋淋的產業鏈才有可能被徹底切斷。

像小花梅、王小紅、孫美華這樣不幸的事故每次發生，都在輿論場引發關注，激起義憤，這三起女性案件或事件揭示出相當一部分女性所面臨的困境，解決之道既需要廣泛的觀念解放和啟蒙，讓人們普遍形成現代法律和權利觀念，又離不開社會層面對於女性權益的平等保護。而這一切都要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推進，需要整個國家經歷長時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