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進入生存之戰的情境下，一股勢力強勢主導了衝突與政治的發展，那就是作為政壇要角、權力版圖橫跨經濟與軍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首先是2月28日哈梅內伊（Ali Khamenei）遭到斬首後，伊朗迅速展開規模遠超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的報復行動，對象不僅是作為戰爭發動方的以色列，還包括圍繞海灣的海合會（GCC）六國，包括沙特、阿聯酋、巴林、阿曼、卡塔爾、科威特；目標則從最初的美軍基地、美國資產，逐步上升到煉油設施、海水淡化廠。而這背後，無疑來自革命衛隊的一手主導。

正因如此，面對海灣國家群情激憤、紛紛譴責，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雖然出於關係維繫考量，公開向周遭各國道歉，並且承諾伊朗不再發動攻擊，卻也隨即陷入政治風暴，受到各種內部的強硬意見「反駁打臉」。最終，針對海灣各國的攻擊還是繼續，佩澤希齊揚也在壓力下被迫改口，強調伊朗絕不屈服。

接著是在3月8日出爐的最高領袖遴選：由各方盛傳已久的哈梅內伊之子、也就是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接班。這件事的特殊處在於，穆傑塔巴原本不是各方公認的接班人選，畢竟從宗教資歷來看，這位最高領袖之子僅僅是中級神職人員；從行政經驗來看，穆傑塔巴更是沒有擔任過重要行政職務；甚至從政治身分來看，作為最高領袖之子卻接班，無疑是讓世襲制重返曾經推翻巴勒維王朝的伊斯蘭共和國。

但即便有前述種種障礙，穆傑塔巴依然成功接班。從各種資訊來看，這背後無疑受到革命衛隊的強勢主導，包括干預專家會議的遴選過程、「勸說」各方支持穆傑塔巴。而其動機，顯然是希望推進哈梅內伊時期的伊朗對外政策：繼續核計畫與導彈計畫，持續推進「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說得更直接，也就是維繫反美反以的對外路線。

顯然，經歷1979年革命後的漫長政治跌宕，加上近期的戰爭情境加成，革命衛隊已從原本的最高領袖直屬武裝，躍升伊朗國政的關鍵勢力、甚至可以說是實質主導者。

革命衛隊如何崛起？

而這段崛起過程本身，其實就是安全需求與對外政策的持續相互加乘。

首先是安全需求。眾所周知，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旋即陷入兩伊戰爭的8年戰火，革命衛隊因此與正規軍共同承擔作戰任務，並在戰後受到時任最高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高度評價；再來，革命衛隊作為政權捍衛者，也承擔弭平街頭騷亂的鎮壓職責，不論是2009年的「綠色革命」或近期剛結束的全國反通脹示威，並且負責政府重要部門的安保與安檢工作，例如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社、法院、機場、火車站等。

而在對外政策上，革命衛隊無疑是「輸出革命」的直接執行者，套用在當前政治情境，其實就是經營「抵抗軸心」，包括最早在1982年，黎巴嫩真主黨就因革命衛隊的軍事與資金援助，而能抗阻以色列軍隊的持續進逼；在伊拉克，什葉派領袖薩德爾（Muqtada al-Sadr）的武裝力量也曾接受革命衛隊的訓練與資金支持；在加沙地帶，伊朗無疑是哈馬斯的最大生存靠山；之後「阿拉伯之春」引爆的敘利亞、也門內戰，則又讓革命衛隊與阿薩德政權、胡塞武裝建立聯繫，最終為伊朗打造了南北包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的「抵抗軸心」地塊。

此外，革命衛隊也利用兩伊戰爭結束後的重建需求，著手打造自己的經濟網絡，包括成立戈爾博公司（GHORB/Khatam al-Anbiya）、伊斯蘭革命衛隊合作基金會（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epah）、巴斯基基金會（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Basij），開始涉足房地產、銀行、零售、油氣資源開發等行業。

而這種情形在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總統後，明顯成為一種檯面化的政經輸送。例如2006年，戈爾博公司就獲得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價值13億美元的巨額合同，負責建設從南帕爾斯天然氣田通往巴基斯坦邊界的輸氣管道項目。之後，內賈德政府又將南帕爾斯氣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專案交由該公司運營，發展至此，戈爾博公司已經成為伊朗主要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2019年6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也藉此制裁伊朗的波斯灣石化工業公司（Persian Gulf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Company），理由就是它為戈爾博公司提供了資金支持。

顯然，革命衛隊的崛起本身，就是伊朗近年內外政治情境的脈動反映：持續介入中東各大戰場、建立戰略縱深，革命衛隊基本已與所謂「抵抗軸心」政策結成命運共同體；而同步發生的美伊關係惡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制裁收緊，又成為伊朗近年反覆爆發全國示威的導火線，革命衛隊作為政權生存防線的角色，也因此在一波波示威浪潮後變得更明顯。

此外，隨著「抵抗軸心」發展深化的伊朗以色列代理衝突，也同步強化了革命衛隊的角色權重，尤其是2023年10月開始的加沙戰爭，基本就導致了所有「抵抗軸心」板塊與以色列的直接交火，後續的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當下的以色列伊朗美國戰爭，又讓革命衛隊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話語權，包括徹底無視總統、甚至能夠干預最高領袖遴選。

是定海神針也是改革障礙？

顯然，橫跨政治、經濟、安全的多重角色，已經讓革命衛隊超脫1979年後的原始作用，走向主導伊朗政治的某種「國中之國」。不過這個趨勢也不是2026年戰爭爆發後才突然出現，而是可以從過去革命衛隊與保守派形成結盟、排斥改革派的脈動中，體察出相關趨勢。

例如前述的內賈德執政時期，基本就是與革命衛隊形成了某種「共治」。除了後者因此獲得大量政府合同、深化自己與伊朗經濟的捆綁外，在整個內賈德總統任期內，也有大量出身革命衛隊的官員進入政府內閣，佔比遠超之前歷屆政府。可以這麼說，內賈德政府與革命衛隊其實結成了「一體化」的軍政關係，正因如此，在內賈德因疑似選舉舞弊而被「綠色革命」包圍時，革命衛隊就扮演了政權守護者的角色，並也因此強硬鎮壓示威人群。而這也基本就是後續萊希（Ebrahim Raisi）時期的類似模式。

但輪到改革派上台時，革命衛隊基本就與政府形成相互掣肘、甚至互斥的對抗關係。

例如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總統後，雙方的矛盾就持續積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對於1979年的人質危機事件感到遺憾」，此舉立刻遭到革命衛隊司令薩法維（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評，強調「如果行政體制和伊斯蘭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脅，我們必須敢於應對並施加干預。」1999年7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時，革命衛隊也直接指責哈塔米政府「毫無作為」。甚至，革命衛隊還直接把哈塔米比做「伊朗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無獨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總統上台時，革命衛隊也在同年12月指責魯哈尼政府可能會成為「深受西方學說影響的政府」；魯哈尼則公開回擊革命衛隊，「早就超越政治體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單邊退出核協議後，革命衛隊又指責魯哈尼工作失職。

不過革命衛隊與改革派政府的衝突，其實並不完全來自意識形態與路線分歧，也與經濟改革息息相關。

如前所述，革命衛隊基本是從1990年代起，逐步深化在伊朗經濟領域的角色，如今也已形成不容忽視的「經濟帝國」，有能力獲得低於市場價格的國家外匯配給，並能通過自身控制的港口、陸上邊界口岸及海陸空軍事設備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導致伊朗國內大部分私營企業無力與之競爭，政府稅收也因此嚴重受損。

此外，革命衛隊也常年涉足伊朗境內的黑市交易，例如利用油氣補貼政策，將廉價汽油和天然氣倒賣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鄰國，來獲取巨額利潤，甚至通過賄賂海關走私奢侈品賺取差價。因此魯哈尼便曾經抱怨：我們將掌握在「無槍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經濟活動交給了「帶槍的政府」，這不是經濟私有化。

但弔詭的是，美國制裁雖然重擊伊朗經濟，卻也同步拉升革命衛隊的經濟角色。關鍵在於，革命衛隊的下屬基金會和公司，雖然是伊朗整體經濟改革的障礙，卻也能為所謂「抵抗型經濟」貢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貢獻稅收、救濟窮困人群、提高就業率，尤其是在基建項目和國防工業領域。此外，隨著西方收緊制裁迫使外資與企業撤出，革命衛隊也迅速填補了相關空間。

可以這麼說，美國制裁本身也就像當前戰爭，雖然削弱了伊朗國力，卻也強化了革命衛隊的政經能量。原本，最高領袖可以是平衡民選總統、革命衛隊分歧的關鍵，但哈梅內伊晚年已基本成為革命衛隊擴權的保護傘，基本上這也成為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的重要背景：除了策動哈馬斯閃擊以色列，伊朗也調動所有「抵抗軸心」板塊參戰。如今穆傑塔巴在革命衛隊支持下就任最高領袖，則又進一步確保了革命衛隊將來的大權獨攬。

可是政治精英與安全部門的成功結盟，並不等於國家與政體的愈發強壯。關鍵在於，伊朗或許能夠抵禦美國、以色列的軍事進逼，但伊朗的經濟問題卻不會因為停戰而即刻消失。基本上，魯哈尼時期的問題至今還是存在：由於革命衛隊的「蛋糕」無法輕易觸碰，經濟改革因此走得步履維艱；收緊的制裁則會不定期觸發全國示威，這時又必須仰賴革命衛隊的鎮壓槍口。

換句話說，民選政府的手中砝碼日漸稀少，國家的生存壓力卻愈來愈大。即便革命衛隊將來大權獨攬，這種作為改革障礙與定海神針的雙重作用，顯然還會持續形塑伊朗未來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