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發搶眼。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

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

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四篇，聚焦衡量避險能力的指標，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會否終結避險。

避險背後的國家理念

蕭逸夫說明，並非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都具備避險能力。例如科威特，雖然能力與卡塔爾不相上下，卻缺乏避險的魄力，也不具備卡塔爾所擁有的領導力（leadership），而領導力在凝聚理念方面至關重要。

以印度為例，多方結盟可以追溯到後殖民時代，對於自治的追求以及甘地主義（Gandhism）的出現；印尼的多方參與則可以追溯到「獨立自由」（Bebas Aktif）的概念，而這其實源於1948年及獨立以後的政治主導；越南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也與胡志明對於不結盟、以及「始終像竹子一樣生存」的指示有關。

南非的多極化根植於種族隔離和去殖民化的過去；巴西「積極的不結盟政策」（Active Non-Alignment）則與認同的轉變有關，也就是從親美轉向建立全球南方領導地位；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這三個海灣國家，其實都是在後英國殖民時代尋求認同、地位以及建設新國家。「順帶一提，這三個國家彼此也存在競爭，但這同樣會強化它們避險的動力和條件。」

越南成功牽制三大強權

蕭逸夫接著介紹衡量避險能力的八項指標：對於中美的貿易曝險（Trade expo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球生產總額佔比（Global GDP）、金融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全球價值鏈的經濟整合度（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軍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ies）、戰略地理位置（Strategic location）、政治雄心（Political ambition）、國際建制存在感（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resence）。

蕭逸夫表示，光從GDP的維度來看，印度的避險能力正在上升，印尼也正在崛起，越南也是如此，幾乎達到G20的水平。但越南的故事尤其引人入勝，蕭逸夫引用一段越南外交官員的名言加以說明，「外交的原則並非等距（equidistant），而是微妙（subtle）。」

蕭逸夫解釋，這段話其實意指外交可以是模組化結構（modular structure），也就是在所有成立的當下，又持續發生變化。畢竟越南既要維持自主、進行抵抗，又必須同時與大國接觸。「這就體現了陰陽的古老原則，靈活、微妙而堅定，同時又兼具謹慎和務實。」

蕭逸夫指出，正因如此，越南其實成功牽制住了三大強權：中國與俄羅斯的博弈必須留有餘地，以阻止越南與美國結盟；美國在與俄羅斯的博弈也必須留有餘地，以阻止越南與中國結盟；中國同樣要給越南留餘地，是因為北京重視與維護越南共產黨。「所以，越南其實反覆進行各種複雜的陰陽博弈和力量平衡。」

特朗普會否終結避險

蕭逸夫接著提起，進入「特朗普2.0」，許多分析都在探討：避險是否還有可能？許多論點也都表示，特朗普可能終結避險，「但我不這麼認為。」

蕭逸夫指出，正是因為特朗普製造了混亂和不確定性，以及全球體系的整體風險，所以希望保持自主、不想成為魁儡的國家，反而更需要操作避險。「因此如果說特朗普2.0帶來什麼變化，那就是對避險的討論出現了爆炸式增長，研究外交政策的學者會發現，當前一系列文章都在討論避險策略。」

蕭逸夫提到，甚至是海灣國家，也開始發現美軍基地並不能保護自己，反而是讓自己遭遇轟炸，因此現在各國也開始質疑這些美軍基地的效用，並且考慮採取更多避險策略，例如開始與中國進行更多接觸。「所以，不確定性和危機，其實為避險提供了更多動力。」

蕭逸夫指出，自己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國對於特朗普關稅的反應，並把國家的反應分成五組：第一是綏靖（Appeasement），第二是合作、抵制與談判（Cooperation,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第三是槓桿化的抵制（Leveraged Resistance），第四是代價沉重的抵制（Costly Resistance），第五是轉移焦點與避險（Deflection and Hedge）。

蕭逸夫表示，自己的研究結論是，如果觀察各國的最終得失，獲益最多的其實是槓桿化的抵制者，也就是中國、印度與巴西；以及避險者，也就是越南和多數東南亞國家，最終其實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但綏靖者，尤其是歐盟，最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且仍然受到美國的攻擊，無情的暴擊，可以說是貿易戰中的最大輸家。」

蕭逸夫強調，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強國（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受到各方關注，加拿大總理也就此發表大量言論，因為他也看到了相關現象。

蕭逸夫接著回顧《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指出這本書的意義在於，書中論點與現實主義文獻相反，因為人們已經看到避險者有能力對國際體系施加結構性影響，而且能利用國際秩序的多極性採取主動，可以拒絕結盟或專注於某些特定議題，並在塑造全球體係上發揮巨大影響。「而我們讀到的大部分新聞和分析都以美國為中心，以至於我們忽略了這一點。」

Z世代的火苗正在蔓延

蕭逸夫最後總結，人們正處於一個具有多極維度的混合秩序中，而非單極與兩極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強國已經獲得更大的自主權，並且拒絕持續妥協。

「我還想補充一點，所有全球南方中等強國，其實都擁有高度互聯的Z世代。」蕭逸夫指出，在越南、印尼、印度、南非等等國家，年輕世代渴望重拾自身認同，也就是後殖民時代的認同，並且反抗來自中美的壓力。「他們非常渴望在體制內擁有、開闢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也相信全球秩序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們希望參與決策，而不是讓外交官在秘密房間裡進行協商。」

蕭逸夫提到，社群媒體的存在，其實又助推了這種跨國參與的趨勢。「Z世代的反應相當驚人，就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我們正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全球南方如今已經成為一股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