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發亮眼。不論是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意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

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

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全球南方的四種避險策略。

四種避險行為

而關於全球南方國家操作避險的類型，蕭逸夫表示，《避險者們》主要將其分為兩類：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地緣經濟（geoeconomics），而這兩類又共享了四種系統化行為：對涉及大國的危機保持中立、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支持全球多邊主義與整合、推動全球治理改革。

蕭逸夫表示，如果把這套框架應用到地緣政治領域，在對涉及大國的危機保持中立的部分，其實就是全球南方在聯合國關於烏克蘭的決議中，集體投下了棄權票；而在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上，全球南方中等強國更是如此，既與中俄保持聯繫、也與西方保持接觸，儘管西方對此並不滿意；在支持多邊主義上，這就反映在部分國際機構的行為上，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其實都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分配不均提出了強烈批評。

而這一切的最終結果，其實就是削弱美國對於安全與政治秩序的主導。蕭逸夫指出，美國在過去幾年裡，面對權力更迭的時刻，並沒有選擇開放與分享，而是設法重新確立美國的主導地位。但這種作法如今面臨阻力，也就是來自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阻力。

尤其是在地緣經濟方面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上，全球南方中等強國正設法與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達成貿易安排，可以說是扮演了「連接國」（connector countries）的角色。美國的努力正被這一集團持續削弱。

蕭逸夫提到，《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在2025年出版了一期特刊〈全球化終將戰勝特朗普〉（Globalisation will triumph over Donald Trump），探討為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全球化並沒有崩潰。「其實全球化原本應該崩潰，因為特朗普反對全球化、希望與中國脫鉤，而中美貿易又佔全球經濟的40%。因此如果脫鉤是核心，那麼整個體係就很難不受影響。」

蕭逸夫指出，《金融時報》的文章認為，全球化之所以沒有崩潰，關鍵原因就是「連接國」，例如連接中美的越南。「這些國家從中國進口更多產品，在國內加工，然後運往美國。因此，美國自己無法生產、卻又不想再從中國購買的產品，其實都通過全球南方中等強國來運輸。」文章也因此得出結論：是「連接國」拯救了全球化，正是因為有了它們，全球才能擁有穩定的供應鏈。

蕭逸夫接着說明，針對第三種避險的系統化行為，也就是支持全球多邊主義與整合，全球南方表現在積極支持二十國集團（G20）、多邊經濟對話、氣候條約上。

而圍繞第四種，也就是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全球南方國家主要聚焦全球經濟秩序影響力、爭取更多投票權，所以利用金磚國家集團（BRICS）作為遊說團體。「儘管金磚國家集團有些特殊，因為成員中也包括俄羅斯和中國，而且各方成員的觀點互有相同。但本質上，這還是一個遊說團體。」

蕭逸夫總結，全球南方國家的四種避險行為，會導致一個集體效果，那就是增強全球貿易體系、全球經濟治理的韌性，這點至關重要。

雙重避險的印度

蕭逸夫指出，這就凸顯了，全球格局並不如美國多數國際關係主流文獻所述，呈現了「兩極體系」（Bipolarity）的狀態，「我們實際上是處在一種混合秩序（hybrid order）中。」

蕭逸夫表示，當下流行兩極格局、新冷戰、中美霸權轉移的研究，但在自己看來，如今避險者們因國際環境所採取的行動，與過去冷戰時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因為這些國家現在擁有更大的空間、更高的GDP、更先進的技術、更雄厚的財力，也在供應鏈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大國已不能用同樣的方式擺佈他們。「因此，這不是單純兩極格局，而是更接近多極格局，也就是我們所謂混合秩序，而且會持續下去。」

蕭逸夫接着以2025年7月開始的美印摩擦為例。當時特朗普先對印度產品徵收25%關稅，又以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再對印度加徵25%懲罰關稅，導致疊加稅率高達50%。可是在這之前，美國拉攏印度已有25年，不僅將印度拉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促成美印軍事合作、轉移俄印軍火貿易份額，美國更將印度視為準盟友。「美國以為印度還像六、七十年代一樣，是個窮國。只要美國施壓，就必須到華盛頓來求饒。可是這次踢到鐵板。」

蕭逸夫指出，當前印度已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更有反抗底氣，因此決定對美國釋出訊號，也就是出席同年8月在中國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莫迪（Narendra Modi）本人親自到場，與中國領導人開心會晤，同時向美國表明，印度也可以採取避險。「你打我們，我們就擁抱中國和俄羅斯，接下來你還能怎麼辦？」這就是在全球秩序動盪下，避險策略的真實體現。

蕭逸夫同樣提到，印度的避險其實也受後殖民主義思想驅動，「美國不能僅用關稅懲罰印度，就預期印度會完全順從。」如果不了解印度的後殖民認同動態，就無法理解印度的行為邏輯，這也是全球南方崛起的典型特徵。

「順帶一提，莫迪在天津上合峰會的微笑，並不代表他喜歡中國，而是因為他感到自豪。」蕭逸夫說明，首先，莫迪認為自己正在打臉特朗普；再來，莫迪認為自己遊走於中俄之間，能讓雙方都感到不安，所以他其實是在進行雙重對避險。

全球南方正在崛起

「所以我們將當前的全球秩序轉型定義為一種罕見事件，因為真正的全球秩序轉型很罕見，或許每100年到150年才發生一次。」蕭逸夫指出，這是一個重要時刻、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權力平衡的加速變化，以及既有強權與新興強權的競爭加劇，現有的秩序結構正在瓦解。

「而這當中包括以牙還牙（tit-for-tat）的動態，甚至還有主要強權的自我耗損（self-inflicted）。」蕭逸夫接着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以及新加坡每年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Survey）為例，指出從前述機構的數據來看，美國國力在2026年出現幾十年來的最大下降，因此可以說是一種自我耗損。

而這種國力流轉，其實是一種長期且全球的現象。蕭逸夫表示，在這段全球秩序轉型的過程中，從2000年到2024年，大約有22%（21.5%）的全球GDP是從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經合組織國家（OECD），流轉到了新興的全球南方國家與中國。換句話說，這22%是由中國加上全球南方國家所構成的。

蕭逸夫再說明，經合組織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其實是從81%降到了59.5，2026年可能只剩59%或58%；美國則相對保持穩定，從30%降到了26%；日本與歐盟就降得較多。而七國集團（G7）整體是從71%降到了44.6%。

蕭逸夫強調這種變化意義重大。因為G7曾是治理世界經濟的核心，也是追求發展的現實模板，現在已今非昔比，「但全球南方國家能夠感受經濟實力的流轉，G7卻並不完全了解，雙方的心理狀態並不對稱，因為人們的思維存在滯後。」蕭逸夫指出，人們總是傾向保留優越地位的記憶，因此G7不會承認數字，華盛頓也沒人想看到這些數字。

「但全球南方非常有感，因此也對G7表示：你們不再是統治者了，你們必須和我們合作。這就是現在的氛圍。」蕭逸夫指出，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中國的GDP份額從4%上升到了17%；印度從1.4%上升到3.5%，2026年將超過4%；東協的成長幅度則與印度相當。

蕭逸夫表示，東南亞的發展總是令人着迷，這塊土地正在快速崛起，「我剛在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待了一段時間，可以這麼說，那裡的氣氛非常樂觀，各國都在崛起與成長。中產階級的生活越來越好，年輕人充滿機會，很多東南亞國家都給人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