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中國焦慮:我們是誰,該怎麼辦?

撰文: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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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阿嬤的情書》大火,同時激發了海外華人的情感共鳴。對於海外華人來說,這不僅是看電影,更是一次集體回憶。很多人帶着家裏的「僑批」實物去觀影,認為影片還原了祖輩「下南洋」的苦難與堅守,引發了強烈的共鳴。但意外的是,這麼一部講祖孫鄉愁、華僑信義的電影卻讓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破防了。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連日來《聯合早報》針對這部電影產出多篇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煞費苦心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鬥爭」進行捆綁。《聯合早報》風聲鶴唳的應激反應,是有跡可循的。不久前,退休的李顯龍訪華,特別強調:「新加坡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不依附於任何國家。中新合作是基於共同利益的朋友協作,而非同宗同源。」這句話不僅是「主權獨立」的常規表述,還刻意主動切割同宗同源的文化紐帶,淡化族群淵源、剝離文化羈絆,其實這反映出新加坡社會沒必要的中國焦慮。當然,這也是小國根深蒂固的生存焦慮與戰略算計。

2026年5月22日,上海市長龔正(右)與到訪的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左)舉行會面。(X@leehsienloong)

但其實,國際格局有一個很真實的規律:大國強盛,則海外華裔向心力必然回升。近代百年,國力孱弱,海外華人漂泊異鄉、根基不穩,族群向心力自然薄弱。如今中國穩步崛起、實力持續攀升,越來越多海外華人,生出了發自內心的文化歸屬感與民族認同感。這本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卻成了新加坡執政者最大的焦慮來源。

但很顯然,這種刻意為之,終究藏着難以破解的矛盾,透着濃濃的短視。無論如何政策引導、如何稀釋族群結構、如何剝離文化印記,華裔的血脈底色、千年的文化聯結,是永遠洗不掉、改不了的事實。新加坡當下的狀態,是典型的小國博弈困境:既要依託中國發展紅利,又要抱緊西方陣營避險。想兩頭取利,卻不願承擔任何站隊風險;想持續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又要不斷向西方獻媚表忠,換取安全庇護。

可國際博弈最殘酷的真相就是:沒有任何好處是可以憑空白拿的,所有取捨都要付出對應的代價。美英等西方國家,從來沒有真正接納過新加坡,只是看中了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區位,將其當作制衡亞太的前沿棋子。棋子可以被利用,卻永遠無法成為棋手。無論新加坡如何討好依附,終究改變不了被西方當作工具的定位。

2026年3月26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左)與中國政治局常委、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右)在海南博鰲會面。(Facebook@Lawrence Wong)

更能印證這一邏輯的,還有新加坡新任領導人黃循財的立場。同樣是華裔出身,卻在中日地緣分歧中,公然站隊日方,全程配合西方輿論導向。黃循財在談及東海問題時,公然使用日本對釣魚島的單方面命名「尖閣諸島」, 在中日歷史問題上,「勸中國大度」。這些都踩在中國的紅線上。同時,在科技領域也配合美國對華「卡脖子」。黃循財曾明確表態,絕不容忍任何企業藉助新加坡逃避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並表示已制定機制方便美國調查指定的新加坡企業。這等於公開宣佈在科技戰中配合美國封鎖中國,打破了新加坡以往在科技領域保持的中立姿態。

更能看清楚新加坡固化的小國生存邏輯:不願看到東方大國崛起,生怕自身區位優勢被消解、現有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否定新加坡的生存權,也尊重每個國家自主選擇的外交立場。但我們始終看得清醒:新加坡所有的焦慮、糾結與搖擺,根源都是時代大勢的變遷。

過去數十年,新加坡靠着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區位,掌控國際貿易航道紅利,依託過往優勢穩賺不賠。同時藉助美國駐軍加持,穩住自身安全格局,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但如今,這份得天獨厚的壟斷優勢,正在被一步步消解。中國早已跳出單一航道的侷限,搭建全新的海上貿易體系,打通多元國際航運通道。這不是簡單的基建升級,而是地緣貿易格局的重構。曾經被馬六甲海峽壟斷的航運紅利、貿易話語權,正在逐步分流、重新分配。

其實,新加坡心裏深知,西方早已無力全面遏制中國發展。一邊是自身核心優勢持續流失,一邊是既定立場無法回頭,進退兩難的局面,才是新加坡真正着急的根源。

大國博弈,拼的是格局與定力;小國博弈,拼的是眼光與取捨。新加坡的發展,明明身處東方大勢之中,恐怕誰都無法否認。血脈文化可以刻意淡化,國家主權可以自我強調,但時代潮流、大勢走向,從來不會以個人意志、小國立場為轉移。所有短視的算計、刻意的切割、被動的搖擺,最終都會在時代大勢面前,迎來答案。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聯合早報》對《給阿嬤的情書》的「過度解讀」並非偶然,而是新加坡小國困境的必然產物。這就像一個在課堂上努力讀題的「後排學生」,聽到前排兩個「學霸」討論「這道題怎麼這麼簡單」,便誤以為對方在嘲諷自己,於是聲淚俱下地控訴。

從國家領導人到國家媒體的「破防」,放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下來看,可以發現它們是結構性的。新加坡的心態失衡,正發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節點上。船太小,風浪一起,必受顛簸。

過去幾十年,新加坡一直是「西方體系下的優等生」:講英語、行普通法、擁抱自由貿易、被西方認可為「民主世界的夥伴」。而中國則是那個「體制外的另類」。但如今,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一種真實存在的替代選項。當中國越來越自信地講述自己的故事、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時,那些過去靠「對標西方」來定義自己的國家和地區,面臨着一個尷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該怎麼辦?但,答案從來不在否定別人,而在直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