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曾經在全球分工中佔據優勢地位的經濟體，在技術、成本與市場三條戰線同時感受到壓力時，最容易出現的政治反應，往往是試圖用一個單一、直觀、看似「可操作」的變量來解釋複雜問題。當前歐洲圍繞人民幣匯率的爭論，正是這種心理機制的典型體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德國時政專欄作者）】

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在近期公開場合多次強調，希望中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並認為人民幣匯率水平與中歐貿易競爭環境存在重要關聯。這一主張被包裝為「恢復公平競爭」的關鍵條件。

然而，將匯率問題置於如此核心的位置，既容易忽視貨幣政策的歷史經驗，也可能誤判當下地緣經濟現實，更會遮蔽德國自身結構性困境的真正成因。

匯率的邊界：從「決定一切」到「只能決定一點」

必須承認，匯率在貿易競爭中確實具有邊際影響。一個被低估的貨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出口價格優勢；同樣，一個被高估的貨幣，也可能在短期內擠壓出口行業的利潤空間。

但問題在於，這種影響是「區間性的」，而非「決定性的」。也就是說，匯率可以在既定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下，調整利潤率和相對價格，卻無法憑空創造競爭力，更無法替代產業升級與制度改革。把匯率當作「萬能旋鈕」，既是對經濟複雜性的誤讀，也是對本國政策責任的某種迴避。

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曾將關稅視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重要手段，並在實踐中反覆加以運用，但結果並未完全呈現其所宣稱的「神效」。如今，默茨若將貨幣槓桿視為解決德國競爭力問題的關鍵路徑，某種程度上也與特朗普式的單一政策迷信存在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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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將本幣政策與產業和貿易戰略相結合，從來不是當代中國的獨特現象，而是戰後主要經濟體在不同階段都曾使用過的政策工具。

歷史經驗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前，長期通過資本管制、外匯干預以及對內抑制消費的組合，使日元匯率維持在對其出口結構較為有利的水平。這一策略與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疊加，支撐了對美鉅額順差，並推動了日本製造業在全球地位的上升。

西德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瓦解後的過渡期，同樣曾被美國批評為通過工資克制以及「內需抑制+外需擴張」的宏觀組合，維持馬克的「實際低估」，從而鞏固其在高端製造與資本產品出口上的優勢。

進入歐元時代後，德國又被部分南歐國家視為「搭乘被低估歐元」的最大受益者：以德國經濟和生產率水平來看，如果仍使用馬克，其貨幣價值可能高於當前歐元水平；統一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一差異，相當於讓德國在內部貨幣聯盟中享受了某種「隱性匯率補貼」。

美國的做法則構成這一圖景中的第三個維度。

表面上，美國並未通過刻意壓低美元來爭奪出口份額，相反，它長期維持強勢美元，並在國際貿易中呈現出進口遠超出口、對外支出大於收入的格局，更像是「消費全世界」的典型；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不利用貨幣體系服務於自身利益。

美元的儲備貨幣與結算貨幣地位，使華盛頓能夠在高債務、高赤字的狀態下維持高消費和高資產價格，並通過貨幣政策外溢，將本國宏觀選擇的一部分成本轉嫁給持有美元資產或盯住美元匯率的其他經濟體。

美國所使用的，是一種「強勢貨幣型匯率槓桿」：不是通過低估本幣擴大出口，而是通過維持本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中心地位，鎖定制度性紅利。

在這樣的歷史與結構背景下，將中國使用匯率與產業政策的組合描繪成一種「東方體制」的異常現象，不僅不夠準確，也缺乏必要的自我反思：日本、德國曾在相似框架下獲益；美國則通過另一套貨幣霸權機制長期獲利。

真正的差異，從來不在於「是否使用貨幣槓桿」，而在於誰在何時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誰在國際敘事中掌握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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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協議：日本的教訓為何至今仍是中國的「反面教材」

如果要理解中國為何極不可能在匯率問題上重演日本的道路，就必須回到1985年的《廣場協議》。

當年，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G5（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達成共識，通過協同行動促使美元對主要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對於日本而言，這意味着短期內不得不承受日元急劇升值的外部壓力。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已經成為經濟史上的經典案例：日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升值，出口部門的價格優勢被迅速侵蝕。為對沖升值衝擊、避免經濟硬着陸，日本在國內實施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最終催生了史無前例的資產泡沫——大量資金湧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使資產價格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所能支撐的合理水平。

泡沫破裂之後，在金融體系受損、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同時承壓的情況下，日本長期陷入增長停滯與低通脹甚至通縮的「失去的十年」，而這一「十年」最終被拉長為「失去的數十年」。

從日本的角度看，《廣場協議》之後的歷史，是一段「外部壓力—被動升值—內生泡沫—長期停滯」的連鎖反應。儘管將日本長期停滯完全歸因於匯率變化並不嚴謹，但在中國的政策記憶中，這段歷史已被高度概括為一個清晰的警示：

「在外部壓力下快速升值本幣，尤其是在產業升級尚未完成、金融體系仍需外匯儲備安全墊時，極可能引發長期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停滯。」

也因此，中國在對內部政策的討論中，幾乎將「重演日本被動升值—長期停滯路徑」視為需要竭力避免的情景。這不僅出於對宏觀穩定的考量，更關乎就業、收入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綜合平衡。換句話說，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後的命運，已成為中國在匯率與資本賬戶開放問題上的重要「負面範本」。

從結構位置看，中國當前仍處於產業升級與市場再平衡的關鍵階段，既要防範房地產與金融領域的內生風險，又要維持足夠增長以吸納龐大的勞動力人口。在這一階段主動承受劇烈升值所帶來的出口與就業衝擊，無疑是一種高風險選擇。

從地緣政治看，中國並不處於當年日本那種對美國高度安全依賴的位置，因此不存在接受一套「由美國或西方主導、以匯率為核心的重構方案」的安全激勵。這恰恰構成了中國戰略自主的重要基礎。

這意味着，試圖讓中國「簽署某種新版《廣場協議》」，在現實中幾乎缺乏真正的談判入口。對北京而言，這種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是否願意重複日本的歷史路徑」，答案不言自明。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審視默茨的人民幣升值主張，就不難理解為何北京幾乎不可能做出符合歐洲期待的正面回應——至少不會以歐洲所設想的方式來回應。

現實中的反證：人民幣已升值，但德國產業並未「回來」

即便暫且拋開歷史經驗不談，現實數據本身也在對「匯率決定論」提出反駁。

過去一年中，人民幣對歐元在市場層面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升值趨勢：從2025年秋季每1元人民幣大致只能兑換約0.118歐元，上升到2026年春季一度接近0.127歐元。按歐洲央行參考匯率計算，同期1歐元可兑換的人民幣數量，也從大約8元下降至7.7元左右，這表明人民幣相對歐元走強的方向是明確的。

按照傳統教科書邏輯推演，這一變化理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國對歐洲市場的價格優勢，為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出口企業創造相對緩和的競爭環境，甚至為「訂單迴流歐洲」打開某種縫隙。

然而，德國對華出口在同一時期並未出現明顯改善，反而持續承壓。若按行業拆分觀察，尤其在高端機械設備、汽車零部件等傳統優勢領域，增長乏力甚至出現萎縮。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並沒有帶來預期中的「貿易修復效應」。

這一現實構成了對默茨式邏輯的直接反證：

如果匯率真是決定性變量，那麼人民幣升值至少應當在方向上有利於德國；而當事實與這一推演背道而馳時，更合理的結論是：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和成本環境，而非匯率牌上小數點後幾位的數字變化。

更進一步，在中國已經逐步提高產品附加值、完善產業鏈深度的情況下，強行推動人民幣急劇升值，其直接效果更可能是推高歐洲進口物價、加劇本已嚴峻的通脹壓力，而未必能夠重建德國製造業的全球優勢。對歐洲普通家庭而言，這無異於一種「以公平競爭之名，行削弱購買力之實」的政策幻象。

這表明，歐洲內部困局的真正原因，並不完全在於默茨等歐洲政客所強調的「人民幣被低估」。與這一論調相比，歐洲自身的結構性約束更加沉重，也更具決定性。

能源成本長期處於高位且波動加劇，使高耗能產業在全球競爭中陷入不利位置。俄氣時代曾經提供的廉價能源紅利，已在地緣政治重組中難以恢復。

監管與審批體系的複雜化、碎片化，抬高了投資門檻，壓縮了企業的試錯空間，使「在歐洲投資」在全球資本配置中的吸引力逐漸下降。

數字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的雙重滯後，降低了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效率，削弱了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可能帶來的潛在優勢。

風險資本不足、科研體系與產業政策協同不暢，則使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規模應用的路徑異常漫長；而此時，中國與美國在同一領域已進入「資本密集+快速迭代」的新階段。

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使歐洲在多個關鍵產業中，從曾經的「系統整合者」和「標準制定者」，逐步退化為「高成本終端市場」——既失去了生產端優勢，也在標準與生態塑造上日漸失語。

在這樣的語境中，繼續將競爭力問題簡單歸結為「人民幣被低估導致的不公平」，不僅是分析上的簡化，更是政治上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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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默茨為何仍然執着於人民幣升值？

要理解默茨近期為何不斷在公開場合呼籲人民幣升值，而不是將話語重心放在德國國內的能源、稅制、監管和創新政策上，需要從政治激勵而非純粹經濟邏輯出發。

至少有四重動機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對內塑造「外部原因」。當德國經濟增長乏力、產業外遷、傳統優勢行業接連遭遇中國競爭對手時，將問題歸因於一個「外部可見對象」（人民幣、補貼、國家資本主義），遠比解釋複雜而艱難的內部改革議程更容易。貨幣，恰恰是一個極適合政治傳播的符號。
第二，在歐洲內部爭取「領導權」。默茨需要在巴黎與布魯塞爾面前展現一種「強硬對華」的姿態，以證明德國仍有能力在歐盟層面塑造對外經濟議程。提出一個聽上去「技術性很強」的訴求（匯率重估），可以為德國爭取道義制高點，儘管其現實可行性可能極低。
第三，對沖國內改革的政治成本。如果承認問題主要在於德國自身的能源政策、稅負結構、勞動力市場與創新體系，那麼結論必然導向一系列痛苦且不受歡迎的改革：削減福利、放鬆監管、調整能源與氣候目標時間表、重構產業政策。相比之下，將政治能量消耗在「敦促人民幣升值」上，要安全得多——因為這既能顯示「有所作為」，又不會在短期內真正觸及國內既得利益結構。
第四，重温西方主要經濟體當年在「協商」情況下解決了貨幣匯率的「不平衡」難題，以此暗示應該恢復昔日的協同機制，共同面對外部挑戰，而非內耗，更不應相互拆台。

從這個意義上說，默茨式的人民幣話語，是一種高度理性的政治選擇：它在經濟上未必高效，在話語上卻相當高效；在對華談判中缺乏真正抓手，在對內塑造形象上卻頗具威力。

歐洲當前的主張還隱含着一個重要邏輯，即「我們終究仍是中國離不開的市場」。默茨與馬克龍多次強調，中國高度依賴歐洲這一擁有數億高消費能力人口的市場，因此在關稅和匯率壓力下最終會「理性讓步」。

然而，過去十年的貿易數據與產業鏈重組，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假設的現實基礎。中國對東盟、南亞、拉美、中東以及非洲的貿易和投資聯繫快速拓展，在能源、資源與市場三個維度重塑其外部依託；與之對應的是，歐洲對關鍵原材料、關鍵組件和終端產品的對華依賴度，在某些領域事實上並未明顯下降。

這種結構變化的結果，是中歐在潛在反制風險上呈現出高度非對稱性：

首先，一旦中國對稀土、鋰、鎵、鍺、石墨等關鍵材料實施出口限制，率先陷入困境的可能是歐洲的化工、半導體與電動機產業鏈。
其次，歐洲機械與設備製造業若在中國市場遭遇制度性排斥，短期內很難找到能夠完全替代中國市場的增長極；而中國本土競爭者在技術和成本上的追趕，已使這一替代難度進一步上升。
最後，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利潤池的德國汽車巨頭，在面對針對大排量燃油車的懲罰性關稅或針對在華合資企業的監管措施時，將不得不在「全球存在感」與「財務報表」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與之相比，歐洲在關稅與匯率問題上的籌碼則要脆弱得多。它可以製造輿論壓力，可以提高象徵性關稅，也可以在世貿組織框架內發起有限爭端，但很難通過一套可控手段，迫使一個並不依賴歐美安全保護、且已擁有多元出口市場的大國，在匯率問題上做出結構性讓步。

所謂「升級主導權」，更可能掌握在那個能夠精準選擇對方痛點、同時為自己保留替代路徑的一方，而不是那個更擅長在議會演講中高舉「公平競爭」旗幟的一方。

結語

從教科書層面看，要求貿易伙伴「讓本幣升值」，似乎是一種温和、體面且技術性的政策訴求：既不涉及公開制裁，也不需要動用軍事威懾，還能夠以「規則」與「公平」為名獲得道義加成。

而一旦將日本《廣場協議》後的歷史納入視野，將德國自身曾被指控「享受低估本幣紅利」的經歷置於背景之中，再結合美國長期通過美元霸權獲取全球紅利的現實，對人民幣的道德化批判便顯得格外單薄。它既忘記了西方自身曾如何使用貨幣槓桿，也無視了當下力量對比已經發生的深刻位移。

對歐洲而言，真正需要「升值」的，從來不是人民幣，而是自身的結構性競爭力。具體而言，包括：

能源價格與供應安全的可預期性；
監管與稅制對投資與創新的友好度；
基礎設施與數字化水平對生產率的支撐力；
科研體系、風險資本與產業政策之間的協同能力。

如果這些維度長期停滯不前，甚至持續「貶值」，那麼即便人民幣明天突然升值20%-30%，也不過是讓歐洲消費者為自身結構性失誤多支付一部分成本，而不會讓「德國製造」自動回到曾經的高地位。

默茨在人民幣問題上呼聲越高，越暴露出一個不便明說的政治事實：真正需要被說服去改變的，並不是北京的外匯管理部門，而是柏林和布魯塞爾的決策體系本身。

只要這一點不被正視，所有關於匯率的高調討論，都可能只是舊秩序震盪中的一次情緒性迴響，而難以成為重塑歐洲競爭力的真正起點。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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