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格局呈現出一種「三足鼎立」的態勢，即美國、中國和歐洲三個主要力量。為了理解這一世界秩序，我將回顧過去500年的全球化歷程。世界秩序經歷了從西班牙到英國、再到美國的霸權更迭。我認為，這一進程現在正在發生一次「範式轉換」，從「霸權迭代」轉向「競爭性共存」。

作者：鞠建東（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我解釋一下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基於一個理性主義框架，關鍵問題在於：甚麼是國家利益？因此，我將國家利益劃分為長期利益、短期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並以此來討論這一問題。

大家知道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它實際上來自經濟學理論，表明難以形成一個滿足所有公平條件的社會偏好加總規則。因此，我們通常會使用「潛在柏利圖改善」（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又譯帕累托改進）作為基準標準。但是，現實世界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也不能給一個國家打稅去補貼另外一個國家，因此，「潛在柏利圖改善」這一原則實際上並不能直接適用。所以，在這本書中，我主要關注的是實證分析和經驗分析，而不是規範性分析。

現有的理論，例如比較優勢理論，主要關注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做大「蛋糕」，討論的是如何實現跨國的有效資源配置。而在這本書中，我加入了另外兩個原則和三個定理，用來討論如何分配這個「蛋糕」。比較優勢是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傳統工具，也是最基本的理論工具之一，它關注的是如何擴大全球「蛋糕」。在此基礎上，我還加入了兩個原則：

一個是「壟斷利潤」，它關注的是如何分配「蛋糕」；
另一個是「國際分工固化所帶來的增長陷阱」，它關注的是長期來看如何分配「蛋糕」。

因為靜態效率與動態效率不匹配，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所謂的「鎖定效應」，也就是所謂的「分化理論」，它可能使一個經濟體長期鎖定在低端產業或低附加值活動中。因此，追趕型經濟體可能會陷入增長陷阱。這實際上討論的就是如何分配「蛋糕」，而這會進一步產生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有三個定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我將其稱為「局部利益衝突」；最優關稅定理，對應的是「短期利益」；以及技術競爭，我將其概括為「希克斯定理」（Hick's law），討論的同樣是這種短期利益以及技術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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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現有理論中加入了「部門規模經濟」。一旦加入這一因素，會發生甚麼？

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在過去25年的時間裏，我們可以簡單考慮一個包含兩個主要部門的經濟體：製造業和金融業。製造業存在部門規模經濟；而金融業由於貨幣網絡外部效應，同樣存在規模經濟。因此，我們看到，製造業如今呈現出一種「三足鼎立」的結構：

一個是中國快速崛起形成的亞洲價值鏈；
一個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價值鏈；
另一個是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價值鏈。

與此同時，全球金融體系仍然以美元為中心，全球治理體系以美國為中心。這就形成了我所說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說，全球價值鏈或者全球製造業結構，與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全球治理結構之間存在基本錯位。

為了討論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僅僅把貿易理論建立在靜態模型之上，而需要更加關注增長以及背後的微觀機制。

因此，我們提出「新增長理論」：增加了增長的微觀機制、「雙輪驅動模型」，同時也提出了增長的中觀機制，即「增長定理」。一旦我們加入部門規模經濟，你會發現，無論是微觀機制還是中觀機制，都非常強調部門規模。因此，各個國家會圍繞規模展開競爭。

關於微觀機制。首先從研發開始，然後產生技術創新，技術創新進一步帶來市場規模，一旦形成市場規模，就能夠獲得壟斷利潤。而擁有更多的壟斷利潤之後，又可以投入新一輪研發。因此，我把這一過程稱為「雙輪驅動」，即創新與市場之間形成一個循環。但是在這個循環中，微觀機制裏的「市場規模」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微觀機制和中觀機制的核心。

關於增長理論，我們在另一篇論文中證明，一個經濟體要維持長期增長，其充分必要條件是產業結構持續升級：從低附加值產品向中等附加值產品，再向高附加值產品不斷升級。因此存在一個動態過程：新產品進入市場，同時舊產品逐漸退出市場。例如，傳統燃油汽車正在逐步退出市場，而電動汽車（EV）正在進入市場。一旦存在這樣的產業升級，基本上我們就會看到市場失靈。而一旦出現市場失靈，為了實現持續的產業升級，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我們不僅需要自由市場，同時也需要政府干預。特別是我們現在經常討論的產業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來，我將解釋一個「6×3×5」大國競爭框架。

這裏的「6」代表六個關鍵領域：製造、技術、金融、軍事，這是其中的4個核心領域，而其前提條件則包括製造業和經濟總量。中國在2010年實現了製造業規模對美國的追趕；2016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0%。因此從2016年開始，美國和中國實際上進入了我所說的「大國競爭」階段。所以，從這個框架來看，我認為，大國競爭背後存在根本性的經濟驅動因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與此同時，大國競爭還有三個要素：兩國之間的相對實力，政治和文化認同，以及第三方效應。

我將中美關係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這一時期屬於對抗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至2015年，這是「小國—大國」階段——中國當時是一個小國，而美國是一個大國。
．第三個階段是2016年至2035年，這是「大國競爭第一階段」。之所以把2035年作為節點，是因為根據我們的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035年左右追趕上美國。但是，當中國在2035年左右實現這一追趕之後，仍然會有一些領域存在差距，如技術、軍事、金融、全球治理等。
．因此，接下來可能還需要經歷另外30多年，中國才能在技術、金融、軍事以及全球治理等領域進一步實現追趕。
．最終，在2061年以後，世界將進入一種新的秩序，也就是我所說的「競爭性共存」。在這一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中國以及——如果我們目前的預測是正確的——世界上最大的四個經濟體將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和歐盟。這將構成中美關係以及世界秩序演變的第五個階段。

接下來，我也試圖解釋當前中國的貿易政策究竟是甚麼。這裏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分析，更多是從學術角度出發。

中國的貿易政策實際上是一種「鏡像策略」。其基本邏輯是，中國方面採取的任何報復性措施，最終目的實際上都是為了實現合作。

我們先從最基本的情況講起。當一個國家需要在合作與對抗之間進行選擇時，我們知道，會出現一個所謂的納殊均衡（Nash equilibrium，又譯納什均衡），也就是「囚徒困境」：最終兩個國家都會選擇對抗。那麼，如何打破這個囚徒困境？

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可信地承諾採取「鏡像策略」，其基本含義就是：如果對方選擇合作，我就選擇合作；如果對方選擇對抗，我就選擇對抗。那麼，我們就可以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將變成雙方相互合作。

所以，這裏我們就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為甚麼中國採取了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其他一些管制措施。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鏡像策略」，是對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出口管制的「鏡像策略」。

如果大家仔細觀察，中國至今為止實行的絕大部分貿易管理政策，包括關稅，包括出口管制，包括對跨國企業的管轄，都是「鏡像策略」，都是對方已經出台的相關政策的「鏡像」，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家注意這個「鏡像策略」的目的是為了合作，為了實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不得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只有當中國這種鏡像策略是言而可信的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實現合作，而不是走向對抗，對方無論出於甚麼目的，也不會「僥倖而犯」。

接下來，我們再進一步討論一下這種所謂的「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全球價值鏈，歐盟經濟體主要以德國為中心，而世界其他地區則主要以美國為中心。而現在，全球價值鏈已經呈現出三足鼎立結構：亞洲價值鏈以中國為中心，歐盟仍以德國為中心，北美也仍以美國為中心。如今，全球價值鏈已轉變為三足鼎立結構。但是，國際貨幣體系並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全球治理體系也沒有。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根本性錯位」，或稱「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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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之後，就可以利用一個「增長-危機模型」，來說明未來中美競爭可能出現的不同情形。這種競爭可能存在四種均衡：第一種是「雙贏」；第二種是美國獲勝、中國處於不利地位；第三種是中國獲勝、美國處於不利地位；第四種是「雙輸」。

一開始我在模型中加入了部門規模經濟。一旦加入部門規模經濟，那麼從長期增長來看，就可能存在多個均衡，尤其是在中美競爭的環境下。因此，未來中美關係同樣可能存在多種不同的均衡。所以，未來的中美競爭實際上取決於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或者中國，其中一個國家能否維持潛在的最優增長，而另一個國家則陷入增長危機，也就是進入另一種均衡狀態。

我還討論了兩個國家各自可能面臨的六種危機。從理論角度、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在這種大國競爭的環境下，結果可能是，各個國家都會盡可能維持自身的潛在增長，同時有意或無意地使對方陷入危機。這是理論層面的討論。

但是，我認為，中美兩國都會盡可能避免陷入「雙輸」的局面。其中一種可能導致「雙輸」的情形，就是直接軍事衝突。兩國都對此存在擔憂。

這本書還討論了中國避免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必要條件：需要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對於美國而言，軍事衝突所帶來的收益低於軍事衝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我提出了三個必要條件。

首先，中國應該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
第二，人民幣應該成為一種國際貨幣。
第三，中國能夠在周邊地區的軍事領域取得優勢。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計算：發生軍事衝突的概率，就是這三個條件沒有同時成立的概率。可以表示為：「1−中國保持良好經濟增長的概率×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概率×中國能夠在軍事衝突中取得勝利的概率」。結果表明，這一概率可能相當高。所以，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降低發生軍事衝突的概率？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人民幣首先成為一種國際貨幣，那麼美元和人民幣都將共同承擔軍事衝突所帶來的成本。這將大幅降低發生軍事衝突的概率。這是我們關於兩國如何避免陷入「雙輸」局面的討論。

接下來，我們討論中美兩國在三個關鍵領域的競爭：技術、金融和全球治理。我們提出了一套方法論，即我們始終把技術競爭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叫作「漸進式技術」，另一種叫作「突變式技術」。

所謂漸進式技術競爭，是指沿着同一條技術路徑進行創新。大家都在同一條技術軌道上前進，並沒有改變這條技術軌道。由於技術軌道沒有發生變化，因此這種競爭主要取決於研發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最終的均衡可能是一種「追趕者陷阱」。這意味着，在現有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一方擁有優勢。比如，如果美國是技術領先者，那麼領先者就會擁有優勢。

而對於突變式技術競爭來說，它實際上是在新技術和舊技術之間進行選擇。這種選擇實際上取決於採用新技術的比較優勢或者機會成本。因此，原有技術的領先者在採用新技術時反而可能處於比較劣勢。這種情況下，最終的均衡將成為一種「領先者困境」。追趕者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並最終取得領先地位。新能源相對於傳統化石能源而言，是一種突變式技術，而我們看到，中國正在這一領域取得領先。

但是現在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對於兩個國家而言，究竟在哪些領域是領先者，在哪些領域是追趕者？因為領先者希望形成「追趕者陷阱」，而追趕者則希望創造一種「領先者困境」。對於漸進式技術競爭，你會看到類似研發競賽的情況；而對於顛覆式技術競爭，則可能出現跨越式發展。我們把同樣的邏輯應用到了技術競爭、人工智能以及國際金融領域。例如，數字貨幣是一種顛覆式技術，因此追趕者可能具有一定優勢。同樣，在全球治理領域，追趕者也需要創造這種顛覆式的「新技術」，才能實現追趕。這就是我們所採用的方法論。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時代。我們討論了三個困境。創新究竟應該是「集中式」還是「分散式」的？集中式創新更加類似於政府主導的創新，而分散式創新則更加類似於市場驅動的創新。我們應該把創新視為一種公共產品，還是一種私人產品？我們也看到圍繞人工智能領域的「開源」與「閉源」存在大量討論。模仿與創新之間的關係是甚麼？這些都是人工智能之後的世界所面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未來的世界究竟會走向由少數精英壟斷思想和創新，還是會將這些思想和創新與全世界分享？這就是理論層面的討論。

在最後幾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國未來10年的戰略，並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是「不稱王」。正如我前面所說，我們未來面對的是一個競爭性共存的世界。第二是「穩市場」。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由於規模經濟的存在，未來世界將形成若干個較大的經濟板塊。對於中國而言，錨定、穩定亞洲市場將是有利的。第三是「謀共享」。也就是說，讓發展成果更加廣泛地共享。這就是我在書中提出的三個方面的戰略。

全球失衡（再平衡）的現象、原因及解決問題的政策框架

現在國際上，尤其是美、歐廣泛討論的問題是所謂全球失衡，美、歐政策界、學術界、社會輿論主要關注中國製造業出口、貿易順差強勁增長，以及給美、歐製造業帶來的壓力，甚至討論美、歐如何管理「製造業衰落」，如何實現「製造業復興」等問題。美、歐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在理論上是片面的，因為這種片面性，也就不容易找到問題所在，不容易找到政策對策。

從我們的理論框架出發，所謂「全球失衡」是實體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治理之間存在的根本性錯位的一種表現。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失衡」，全球失衡不僅僅是製造業的失衡，它實際上是製造業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全球結構失衡。因此，解決「全球失衡」，實現「全球再平衡」的政策，依賴於對實體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治理之間存在的根本性錯位的再平衡。

我先從國際貨幣體系開始。目前美元佔據主導地位，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市場的份額大約佔45%。歐元大約佔15%，這與歐盟GDP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基本相當。中國目前大約佔4%。美國的政策是希望美元繼續保持全球超級強勢貨幣，也就是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但是，如果美國希望實現再工業化，它同時也應該接受美元一定程度地弱化。因為現在美國有太多資源集中在金融部門，而出口部門和製造業相對較弱。從國民經濟結構來看，美國「製造業復興」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美元、金融行業一定程度地弱化，否則「製造業復興」不可能實現。但是，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元弱化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其他主要貨幣，尤其是人民幣得到強化。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框架：美元仍然保持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國際貨幣體系能夠更加均衡。比如，假設美國目前45%的全球份額下降10個百分點，而人民幣的份額增加10個百分點。那麼，你會看到，美元佔35%，歐元佔15%，人民幣佔15%。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貨幣體系就會更加均衡。一方面，美元依然是超強貨幣，保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與此同時，美元適度弱化，美國也可以實現其再工業化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的出口，例如電動汽車以及其他製造業產品，目前非常強。我們同樣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可持續的全球製造業體系的框架應該是甚麼樣的，美國、歐洲要管理的「製造業衰落」的最低標準是甚麼？現在，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大約是30%。歐盟大約是15%，美國大約是18%。

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預測認為，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可能很快達到40%，甚至可能達到50%。我們能不能假設，中國製造業的未來世界份額，維持在35%到40%之間，也讓給美、歐10%，將來歐盟的製造業份額維持在15%，美國的製造業份額維持在15%到20%之間？提供這樣一個目標，為「有管理的貿易」提供一個基礎。

所以，美歐提到的「有管理的貿易」，需要有一個基準。這個基準，就是解決實體經濟與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錯位。如果美歐真的向中國提要求，「你把製造業的增長規模降下來，你的製造業發展得太快了。」那麼，中國製造業降下來的這一部分份額，恰恰應該換成貨幣體系中的增加份額。因此，在這一點上，歐盟和美國也應該認識到，要解決他們的「製造業衰落」問題，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份額就應該增加。我們希望這種實體經濟與國際貨幣體系協同的「再平衡」應該通過一種有管理的方式逐步實現，而不是以危機的方式實現。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一旦出現大國競爭，第三方國家的影響會非常大。比如，大約100年前，當法國和德國展開競爭的時候，英國的選擇對和平還是衝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我認為在中美競爭中，歐盟的立場至關重要。

歐盟目前似乎正在試圖與美國保持相對獨立，試圖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力量，而不是美國的跟班。但是，如果歐盟真的希望成為這樣一個獨立的世界力量，並且實現再工業化，那麼，這需要和中國之間開展務實的合作。關鍵問題就在於：美國和歐盟能否採取一種理性的立場，與中國合作，對現有的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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