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到2023年，90後攝影師牛童用大畫幅相機拍攝下400多張快遞員和站點的照片。這是一種嚴肅的攝影方式，一張底片成本60塊（人民幣，下同），拍攝時間半小時起步。2024年，《快遞》這組作品入圍了國際大獎：徠卡攝影獎（Leica Oskar Barnack Award）的主要競賽單元，牛童成為自1979年來第4位提名的中國攝影師。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一条）

《快遞》的起源是牛童的母親，她在2020年成為了快遞員。隨著拍攝深入，牛童與更多快遞員有了交流：

快遞員同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父親、母親、孩子，從農村來到城市的這樣的一個群體。

1月，一条在南京見到了牛童，跟他聊了聊用4年拍攝快遞員的故事，以及他對快遞產業的觀察。

我在呈現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並非想讓大家覺得他們有多可憐，這些照片有一種溫暖的底色。

點圖放大看看牛童的攝影作品：

（以下是牛童的自述。）

拍攝快遞員項目　去重新了解我的母親

《快遞》拍攝於2020年到2023年，主要圍繞著江蘇的快遞產業。一開始是在南京，後來慢慢擴大範圍，我跟著快遞員們去了蘇北和皖北地區。在這段期間，我用大畫幅相機總共拍攝了400多張照片。

拍攝《快遞》的起源是我的母親。 2020年，我剛本科畢業，我母親也在那時成為了快遞員，她在2011年下崗，之後一直是零工狀態。為此我們產生了爭執，我覺得她沒有必要再如此辛苦，快遞員這種工作是以繁重勞動為代價去換取報酬的，母親最後只說等我研究生畢業就好。

第二天，我決定接母親下班，我想知道她的工作是什麼樣的。等她下班的時候，我注視著工廠的景象，地上有個水灘，倒映著遠處新建的商品房。後來，我騎著母親的電瓶車載她回家，就像我小時候，她載我一樣。那時，我想到拍攝這樣一個計畫去重新了解我的母親。

2021年寒假，我跟母親提議去他們工廠打零工。進了廠我也做分揀工作，每天就重複一個很簡單的動作，拿手機掃件，再把貨物從這邊搬到那邊——我大概一天會處理1500件快遞。我每天帶一個卡片機放在口袋裡，適當的時候就拿出來按一下快門。但是小型相機獵奇的、偷拍的屬性，讓我覺得自己始終是個局外人，後來我強迫自己用大畫幅相機拍攝。

你可能在影視劇或童年的照相館裡看過大畫幅相機。它算是攝影史上最早的一種攝影類型，一張底片的成本在60塊左右，拍攝時間半小時起步，因此照片的細節很豐富。用大畫幅拍攝的時候，首先我會徵詢快遞員的同意。在半個多小時擺弄的時間裡，我們會進行溝通。他們看到大機器會緊張，需要不斷地透過善意去消解他們的焦慮。在交流中，我可以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對方也會了解我是誰。最後我站在相機旁邊，看著對方，在他們最好的狀態按下快門，記錄下每一個細節、姿勢、神態、服飾。

拍攝期間最大的困難來自於不信任。即使和快遞員溝通好了，有時領班考慮到輿論，也會不同意拍攝。粗暴一些的管理者會砸我的設備，拍我的身份證，或是驅趕我。我會把沖洗出來的照片給他們看，我想表達的是，我並非想拍髒亂差，製造網路噱頭。我希望拍攝的是，一個人就像雕塑，佇立在屬於他的工作空間。給到叔叔阿姨看照片的時候，有些人會覺得自己臉上褶皺多，工作服也不太乾淨，也有一些人覺得，自己這輩子有一張非常正式的照片了，挺感動的。其實我們是合作完成了一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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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張快遞員肖像　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剛開始拍攝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腦海裡也有一些固有印象，但是隨著拍攝推進，我漸漸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快遞員同樣也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身份——父親、母親、孩子，從鄉村來到城市的群體。

有一個阿姨之前從事外帶工作。 2019年一個冬夜，她到老社區配送，保全不允許她騎電瓶車進入，只好拎著所有外賣在社區跑。因為積雪路滑，她不小心跌到景觀池裡，棉襖濕透了，但又無法停止配送，不然就要超時罰款。外賣全部送完之後，她才回家換衣服。她告訴我，那天晚上她哭了很久。後來她進入快遞廠做分類工作，不需要風吹雨曬，還能交上社保。從這方面來看，快遞公司並非像大眾固有印像裡那麼負面，它為這些群體提供了工作保障，特別是大齡務工人群，他們能找到的工作真的不多。

和快遞員交流時，很多人會描述他的家鄉，訴說他的成長。他會說得非常具體，具體到某個縣、某個灣。 2023年過年，我陪了十幾個快遞員回鄉，看看他們的生活環境，也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有一個快遞小哥穿著快遞制服，爬上小山坡，我給他拍了張照片。在他小時候，幾個村的小孩都喜歡爬上這座山大喊。他高中輟學去城市打工後，再也沒回到這裡，再也沒爬上山。

有一對老夫婦一輩子沒有出過農村，因為孩子失業，又有房貸壓力，走投無路只好進城做快遞分揀。由於口音太重，他們無法跟別人溝通，每天工作完就回門衛室大小的宿舍。我跟他們回到鄉下，看到他們熟練地打理農地、撒化肥、整理豬圈時，我意識到他們本來就屬於這裡。

相對於快遞配送員，分類員是一個被隱藏的群體。這些人只是網路訂單上一個簡單的數字，正在發往下一站的縮寫。我們常常以為快遞分揀這些流程現在都是由機器操作的，其實不然。分揀員們每天守著一條走得很快的流水線，對快遞進行分類。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人們在重複每天一兩千次機械動作的時候，腦子裡只會想「要掃下一件了」，慢慢地被這樣重複性的勞動馴服。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個正在分類的叔叔聊天。他說，他用手摸過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快遞，他的指紋就替他去過了那些地方。我覺得他是一個挺有詩意的人，能給自己找到一種解脫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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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務　也有權利去訴說他們的故事

中國的物流和快遞業應該說是世界上的奇蹟，不過在黃金十年後也走向下坡。如今大家常常吐槽普快（標準快遞服務），但是快遞員們也沒辦法。很多普快配送一單的價格是6毛到9毛錢，配送到驛站的話，​​驛站會再抽成3毛到5毛錢。如果他們拉了100件快遞卸到驛站裡，到手可能只有二三十塊錢，這個價格實在無法讓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由於近些年各種罰款條例以及快遞單價的降低，我接觸到的快遞員收入水準大多在5000元左右。有些快遞員會強烈要求把健保和社保這筆錢直接給他，從來沒想過最後自己要用的問題。他們還是農村的那種觀念，自己的健康和體力勞動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下一代的生存。

2022年，母親跟我說她罹癌，我休學回到南京陪她。這件事對我打擊比較大，只能透過拍攝來消解這種情緒。我曾經給母親拍攝過一張背影。那時她已經不做快遞員了，但是快遞制服保暖，她有時候還會穿著。她的頭髮因為用藥白了很多，為了不讓人看出來，她給自己塗染髮膏，但是手藝不好，白一塊、黃一塊、黑一塊。

我母親也抱怨過這份工作辛苦，疫情期間經常倒班，她作為領班需要溝通各個環節，處理問題件，精神持續處於緊繃狀態。但是她更多是為這份工作感到自豪。下崗之後，她經營小超市、彩券店，也做過小攤小販的營生。後來經歷了p2p爆雷，開始打兩份工。進入快遞廠後，因為工作認真，她被提拔為領班，可以多賺1000塊，交上社保和醫保，還可以安排同鄉進來工作，給大家提供庇護。我母親是個特別要強的人，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她想追尋的是一種社會給的身份，或者說，一種尊嚴。

2024年，我的作品《快遞》入圍了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的主競賽單元。當我把這組作品發在網路上時，會有一些人留言：

你為什麼要拍中國基層？

我的回覆很簡單。第一，這組作品是獻給我母親的。第二，我來自這樣的家庭和階層，我學習攝影專業，我有權利和義務去訴說他們的故事。我在呈現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並非想讓大家覺得他們有多可憐，這些照片有一種溫暖的底色。每次拍攝，我都嘗試把我們的視線控制在同一水平線上，我們的交流是平等的。當尊重他們也是個具體的人時，能夠發掘他很多的故事。我聽他們聊目標理想，為留在城市所做的努力，以及對生活的追求，這跟我成長時的感受一樣，只是他們要經歷更多困難。他們想留在城市，最後卻無法留下來，這樣的困境是我所關注的。

當徠卡刊登我的作品時，德國的編輯寫了一篇評論，引用了一首英國的詩歌：

有些人就會在黑暗裡，有些人就會在光明裡。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身處快遞產業的陰影裡，但至少可以試著看到他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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