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五｜「第二個30年」：十大共識與十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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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三十年」（1978~2012）是新中國在經歷了「第一個三十年」（1949~1977）的曲折探索後進入的經濟發展騰飛期。
一、「第二個30年」中改革初期的一些共識
筆者以為，這段時期是領導團體在當時的共識基礎下進行的。這些共識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但共識又不是無限的：他們從開始到過程中，可能並沒有就所有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只要形成了足夠的共識，就可以彙聚成推動改革的政治合力。
這些共識的內容和邊界是用了十多年時間逐步確立的，包括：
1、先解決「富起來」的問題。一定要把經濟搞上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最大的政治。否則就是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問題，是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問題。甚至是「中國在地球上『球籍』」的問題。現下的目標是先實現小康社會
2、要充分結合「第一個三十年」的反面歷史經驗教訓：對「第一個三十年」特別是「文化革命」要有全面、準確、深刻的總結，要把過去的經驗教訓作為向前發展的指導，把壞事變成好事
3、要建立一套穩定的、能夠保證長治久安的黨和國家的治理與領導體制，避免過去的問題再次發生（這也要求對文化革命予以全面否定）
4、要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不僅僅是糾正文化革命期間的政策，還要評估整個計劃經濟時期的政策。要讓市場和私營經濟在整個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扮演更大的角色
5、要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與發達經濟體尋求更多的合作，進入主流世界的框架體系；新中國立國時，二戰結束不久。許多國家（包括德國和日本）還站在廢墟上。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似乎更加落後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看上去更強大了。這不得不要求當時的人們脫離計劃主義政治文明圈，向西方和日本尋找經驗，並且依賴和借助他們的力量，不僅僅包括資金、人才、技術、貿易等，還要瞭解和借鑒他們的制度和方法
6、要建立一個相對比較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不對外輸出革命，不干預別人的內政，在國際上多交朋友，韜光養晦，苦練內功
7、中國已經大大落後了，現在只能邊走邊看，最後拿出一條大家都服氣的道路。在經濟建設領域，發展到1980-1990年代，現在誰也不是專家了，也不願充當專家。現在問題簡單了：就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手段」，拿事實說話。「蹚出一條血路」，走出實驗性的道路，完成「二次革命」。就可以了
8、既要改革，要深刻總結過去，又要維持既有的政治秩序與理論框架。這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大原則，大政治；它是基本底線，是政治正確。它其實並不指向具體政策，也不是為了對每一項具體政策都給予清晰的指導，但需要作為一種規則和秩序存在。在維護政治秩序的過程裡，最特別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保留，它是革命時期成功所依賴的根本。否定毛澤東思想無異於否定中國黨。結果是，保留了「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否定了毛澤東晚年的政策，並且將毛澤東思想做了昇華，強調其是一代共產黨領導團體所創立的集體智慧結晶。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切割，其實也可以充分看到中國政治文化傳統
9、發展實現社會主義應該是中長期的目標；「共產主義」是非常遠期的理想，但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其實並不那麼遙遠。除了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世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而看西方，直至裡根/撒切爾執政美英為止，左翼政治在許多國家仍然是主流政治。一些歐洲國家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此外還有所謂的北歐社會主義集團。社會主義並不那麼遙遠。中國共產黨肯定要把社會主義作為一個中長期的目標。「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就不打算建設社會主義，那改革的方向和性質就有根本性問題了
10、先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大，完成階段性任務；等未來整體空間大了，再解決有爭議問題或待決問題。不少問題當時解決不了，如：更加具體的經濟制度、模式與政策，到底發展成什麼樣子？市場與行政之間的具體邊際是什麼？公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係是什麼？政治體制、治理體制、領導人體制具體應該發展成什麼樣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怎麼讓後面的人富起來？在改革初創期是沒有答案的。一個時期解決一個問題，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在改革初創期，先確定共識、底線、框架、願景，邊發展邊完善。中國黨只要用留下來的足夠豐厚的政治遺產與智慧，就可以向前行。再次引用鄧小平的名言：
「中國搞社會主義走了相當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二、中國「第二個三十年」（1978-2021）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特點與特徵
1、謙卑地承認「無知」，大膽探索、創新。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怎麼搞沒人知道。當時是「殺出一條血路」，是「二次革命」，沒有人知道實現方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筆者的祖父當年也參與了改革開放的開創事業。他說：「那時沒有人能告訴你應該怎麼做。很多時候只能靠自己的經驗和直覺。其中一個屢試不爽的辦法是，過去（注：即「前三十年」）用過，最後證明是錯誤的、行不通的做法，現在就反過來做」。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寫照；
2、實用主義。有兩個表述，一個是官方表述——「三個有利於」：判斷一個政策或做法是否正確、妥當，不是去問姓社姓資，而是要看其「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裡才提出來。還有一個通俗一點的表述——「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是中國改革的一大特色，使得中國能夠擺脫許多不必要的理論與意識形態紛爭；
3、漸進主義。改革開放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要面對許多的阻力，困難重重。鄧小平當時也呼籲人們思想要更解放，膽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快。但實踐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循序漸進，有序推進，而非一蹴而就的：它在一個領域接一個領域推進；由農村向城市推進；由一個行業向更多行業推進；由一個區域向到更多區域推進；由淺水區向深水區推進；
4、自下而上。由於中國的改革是通向未知領域，沒有哪個人知道具體該怎麼辦，高層就具體做法也沒有統一的意見，於是就採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充分讓一線幹部與群眾發揮主觀能動性，共同為中國尋找新的模式。中央主要是給新的模式予以政治、政策及理論支持（用今天話說，叫「賦能」）。當然了，如果做得不對或過火，也要糾偏。這個「自下而上」、聯繫與動員群眾/基層的模式是很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
5、試點模式。「試點」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特色。在哪個領域要推出新的政策，可以以試點為名義，有限的去搞，最小化其潛在的負面影響。這樣，如果犯了錯誤的話可以及時中止，但如有所成就的話，則可以總結經驗教訓，予以完善，並大規模的推廣、複製。試點模式是在一個龐大體制裡推動帶有爭議性和不確定性政策的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它小到具體的政策，大到一整個區域（例如經濟特區）。直至今天，這種模式還在被沿用（例如去年以來推出的中國基礎設施公募REIT試點）；
6、政治上嚴格維護傳統秩序。一方面，需要維護理論與意識形態的自洽性，除了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體制外/民間人士可能不知道這些理論創新對於突破意識形態束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維護傳統政治秩序，即黨的絕對領導，不搞西方權力分立的一套及選舉政治。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政治領域核心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7、「分步走」，「用時間換空間」，在眼下可以容許存在一些問題。當時，鄧小平等領導人已經是在用最後一點餘生，發揮最後一點的光芒。鄧小平是很務實的，一代人解決一代人的問題。中國的發展要分佈走。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即「第一步，到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分佈走」是非常務實的，一方面充分立足於並反映了中國經濟水平比較落後的國情，另一方面，也為當前的政治政策留下了比較靈活的空間。眼下就是「不爭論」，不問「姓社姓資」，「貓論」與「三個有利於」，先把經濟搞上去，把蛋糕做大，這樣未來的空間就大了。過程中，可能不得不需要容忍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可能暫時性會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些問題，只能待到以後再去解決；
8、把追求經濟增長放在首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按今天的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把GDP搞上去，把蛋糕做大；「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抽象原則，代表政治底線，但不負責指導具體政策；「堅持改革開放」可以視為發展經濟的手段。直到後來，領導人才逐漸提出」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但沒有改變社會的群體思維。因為經濟增長還是政府體系最重要的KPI。到新時代再提出「新發展理念」，重提「共同富裕」，社會上許多人似乎已經不太能夠理解。這是因為很長一段時期，中國政府確實把做大蛋糕視為首要目標；
9、為了追求經濟增長，把蛋糕做大，不可能照顧所有目標，需要有所取捨與犧牲——譬如增長的質量（包括產業結構、生態環境保護等）；對勞動者的保護；對消費者的保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大企業及資本無序擴張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等等。甚至，對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公務員系統腐敗現象，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直至十八大才開始全面的清理。
這些矛盾與問題，為2012年往後的政治政策埋下了伏筆。
現在，再看最後一個問題。
10、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偏向於利用市場的力量。
在能夠有選擇的情況下，往往會更多地傾向于利用市場力量。而即便不能充分應用市場力量，也會存在這樣的潛在意識：即舊有的體制是需要改革的，未來還是要更多的朝市場化方向發展；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進入了深水區，有某些既得利益團體在，或者存在其他一些體制或社會慣性因素，使得改革不能進行，使得制度不能優化。總之，在行政與市場的天平兩端，「市場」很多時候會被認為是更加「正確」的。不選擇市場，就是有問題。
筆者以為這背後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建國第一個三十年計劃經濟的不成功為改革儲備了巨大的動能：人們對改革舊體制有極強的願望，希望進行顛覆自我的「二次革命」；
二是改革的動能一旦被釋放，一方面會釋放巨大的動力，帶來經濟發展的紅利，使得人們相信改革和市場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會因此產生新的利益團體、新的共識，並推動新一輪的市場導向改革，形成後浪推前浪的慣性與勢能；
三是進入「第二個三十年」十多年後，「改革」終於成為「政治正確」，爭議被徹底平復。九十年代初的中央，對改革有了明確的政治肯定與加持。鄧小平的 「誰不改革誰下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為政府體系、市場、社會指明了未來一段時期的主要發展方向；
四是「先把蛋糕做大」的強烈訴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蛋糕做大，被認為是解決中國錯綜複雜問題的根本，同時還能保證政治與社會穩定。如果市場力量能夠幫助在短期內把蛋糕做大（在與行政/計劃相比時，往往如此），那麼就要更多的利用市場力量；
五是由於在尋求改革開放的同時，還要維護固有的政治秩序與理論/意識形態自洽性，就需要對現階段的經濟秩序做大量的理論詮釋與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使得人們認為，現階段說「不問姓社姓資，那是不是就可以大膽放心搞資本主義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呢」。人們認為，所有官方的措辭，都是為了給市場經濟尋找理論支持。
這段時期有民間俗語：「打左燈，向右拐」，都是人們心態的反映。無論體制內/政府、企業/市場還是普羅大眾，都有這樣的看法。
六是西方市場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看上去似乎是代表人類文明某種正確和先進的方向，也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大多人都不知道中國改革的終局，認為體制就是無限接近西方的一套，所以在有選擇的情況下，總會參考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經驗，結果，自然就會偏向市場；
三、小結
以上，這使得在「第二個三十年」的後半部分裡，經濟全面的市場化、西方化（或者美國化）成為一種理論上、文化社會上甚至政治上正確的方向。黨和政府體系、企業家、市場及社會的很多人都認為這是確定的。人們甚至形成了一種中國共產黨就是保護企業家、親資本（pro-capital）的印象。由於常年鼓勵外資進入，願意在招商引資時提供優厚條件，使得許多外國的企業與資本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最為保護資本/資方的。
很多領導幹部及公務員也進入了「群體思維」（groupthink），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處在線性發展的軌道上，終局就是美國式的市場經濟，並希望在過程中，通過政商關係獲得自己的「一杯羹」。
中國過去一個多世紀如此不平坦，經歷了太多的變故。大多人不會也不願意思考太多，只是隨波逐流，想辦法在時代的大浪大潮裡，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確切的說，是自己家人/家族的利益）。突破束縛的市場經濟似乎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個野蠻生長的巨大契機。
中國人充滿奮鬥精神，充滿吃苦耐勞精神，有極強的動力去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希望抓住一切機會。改革初創的三十年（1978-2012），中國一直在朝一個方向走。但許多人已經忘掉了初創期（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底線、共識、框架、願景。
作者的祖父參加了廣東改革開放的初創。晚年時，他最關心的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提供之前所不瞭解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他最關心的社會經濟制度模型/模式，是北歐社會主義（一種在西方語境下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實踐）。
所以，為了理解當下，有必要重回共產黨領導人的初心，以及他們在改革初創期的初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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