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二|建國之後前三十年的艱難摸索時期

撰文:許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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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本系列文章轉載自tuzhuxi微信公眾號。

許多人視以為理所當然的底層邏輯

許多企業界、投資界及知識界的朋友對當下的政治政策高呼看不懂。一是認為和前些年有很大的調整,不知道背後的邏輯所在;二是不知道這個調整意味著什麼。邊界在哪裡,走向何方。比方說,「共同富裕」是不是等於平均主義、大鍋飯;現在的產業政策導向和對資本及平台的限制是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了,甚至民營企業在新時代裡是什麼位置,等等。

資本市場在探討如何重構底層邏輯及估值邏輯。業界的朋友,有的比較樂觀,有的中性、觀望,有的則比較悲觀。他們的態度和他們所處的行業、創業體驗、自己的經驗與價值觀都有關係。

其實很多人還是因為對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及沿革的不瞭解,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享受了舒適空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許多國內外精英建構了一個新的邏輯用以解釋中國的政治政策。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圖為浙江省東陽市花園村夜景。(新華社)

1、現在是冷戰後的「後意識形態」時代了;再加上建國後幾十年的艱難歷程,中國共產黨及政府現在已經放棄了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2、民眾亦不再相信馬列主義導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宏大敘事,並出現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真空」;

3、在新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亟需尋找新的「執政合法性基礎」。這個合法性基礎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經濟增長(解決對內問題),二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解決對外問題)。這兩個部分又是相關聯的,如果中國經濟強大了,會引發人民的驕傲感,也可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4、而其中最核心的還是經濟增長。但這個邏輯的基本觀點認為,中國政府必須保證每年有一個較高的絕對增長幅度,如果達不到這個增長幅度,就會出現社會穩定問題(具體的數字,這些年一直有調整,譬如從預期的8%逐步下調到6%乃至更低,等等);

5、這個邏輯還認為,中國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訴求是絕對的、壓倒性的:為此,中國政府可以並且願意部分犧牲其他長期主義導向的考量。他們邏輯的基本假設:

1)犧牲經濟結構及增長的質量(特別是借用一些能夠短暫刺激經濟的產業,例如房地產住宅開發銷售)

2)犧牲一些社會公平與正義:很多人真的認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裡的「先」字只是一個基於政治考慮的委婉措辭,核心是「讓少部分人能夠富起來」

3)容忍一些治理問題(譬如,政府為了激勵龐大的官僚體系,可能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敗)

4)犧牲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價值的自洽性:社會主義只是個表面說法。中國共產黨/政府是願意維護企業家/資方的利益的(pro-capital),不會真的大規模推行有助於勞工及普通民眾的左翼政策以打擊企業家/資方的積極性

5)為了尋求發展而犧牲環境質量

6)犧牲地緣政治——主要在中國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關係上做出適度的讓步(「韜光養晦」)

6、這個邏輯,本質上認為中國黨/政府「短期主義」的,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執政地位很不確定,很薄弱的,始終需要短期主義的去看問題,唯一確定的就是保GDP。為了保GDP,可以犧牲其他的;

7、如此一來,GDP就是體制內的最高的業績及KPI(「唯GDP主義」),官員的選拔及晉升體系都是圍繞GDP開展的;黨/政府依靠GDP增長維持執政基礎;官員則依靠實現的GDP增長在體制內晉升;在發展GDP問題上,政商可以取得利益一致;

8、通過政商利益與目標的全面綁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構建一個政商聯合體,執政中國。他們認為,一方面,官方話語裡提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是一個時代產物下的政治辭令與權宜,實際上就是在搞與西方本質相同的資本主義;第二,中國會越來越接近於西方,接近於美國。中國共產黨最後是能夠最大程度的保護,並在天平的兩端傾向於企業家/資方的利益的;

9、在這個環境下,市場的力量一定會越來越大;企業家/資方的利益會越來越大;尋求GDP增長的中國黨/政府會越來越難以擺脫其影響;中國可能會保持完全獨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上一定會越來越像美國。

在1980年代經歷改革破冰,在1990~2000年代經歷創業事業中興的60後、70後裡,有許多的人持有這樣的觀點。這是他們的生活體驗,他們的成功經驗,也是他們理解中國的底層邏輯與根本「模型」。

過去的十年裡,這一被看作理所當然的底層邏輯被「加速度」打破。許多人突然感到很困惑,高呼看不懂。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舉行。(中國國防部)

建國以來的三大歷史時期

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體制內的機關單位都在搞黨史教育,學習「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官方話語:「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

下面是筆者自己的心得體會,詮釋也不一定官方話語,是給體制外/國外人士看的(也適用於體制內,希望看到民間詮釋版本的讀者)。

今天——站在2021年這個時點,我們比較清楚的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幾十年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大階段。

1、「第一個三十年」(1949-1978):毛模式 vs 蘇聯模式

「第一個三十年呼應黨史教育「四史」裡的「新中國史」,1949~1978。

這段時期的中國,處在經濟建設的探索階段,中國共產黨經歷二十八年的艱苦創業,獲取了「天下」,從革命走向建設,開始嘗試摸索、實踐一條能夠發展中國經濟、復興民族的道路。現在的官方表述,這段時期是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探索」、「曲折發展」的時期,因為這段時期走了許多的彎路。對這段歷史,官方也秉承辯證法的思維傳統,要從「反的方面」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從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方面,在危中看到機,把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這個我在下一小節再討論。

這段時期,筆者的理解是毛澤東的模式(「毛模式」) vs 蘇聯模式。分歧從高饒事件就開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不斷地升級:從「三面紅旗」、社教運動到文化革命。這段時期的所有政治矛盾都可以導向對發展模式的爭議。

其中有兩派。

第一派是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應當大致遵循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代表人物是當時所有的實踐派,包括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總體上,他們都在既有的蘇聯模式基礎上尋求構建中國的計劃經濟,在此基礎上可以有一些調整與出入,但總體還是要以蘇聯模式為大的藍本和框架。

且看當時的蘇聯,打敗了納粹德國,把紅旗插到了柏林,影響勢力覆蓋整個東歐,輻射世界,成為叫板美國的超級強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讓人們相信蘇聯/列寧主義的革命模式可以複製。從二戰結束到冷戰的開始,蘇聯的經濟模式也被認可。被認為是驗證成功的。由於蘇聯打敗了納粹德國,使得蘇聯的經濟模式的成功比十月革命(一場在聖彼得堡發動的政變)更具信服力和說服力,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在各國廣泛、效仿推廣的道路與模式。彼時,剛剛由革命進入建設年代,對經濟發展尚不熟悉的老革命家們出於安全考慮,當然會選擇蘇聯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毛澤東的模式(「毛模式」)。「毛模式」更加的激進、更加的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沿襲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漫主義),更加相信共享生產資料及協作生產的力量、更加的相信群眾的力量(而非官僚/機構的力量)、更加相信精神激勵的力量,更加不循規蹈矩,具有顛覆性、反叛性甚至離經叛道。同時,毛澤東也希望探索、驗證一條與蘇聯不同的模式,並證明這條模式不但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甚至可能優於蘇聯模式。

在歷史上,毛澤東與共產國際及國際派是有「恩恩怨怨」的。他一直在推行一條與中國國情深度結合但又與蘇聯經驗全然不同的模式。他依託農民,開展工農武裝割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取得了成功。自大革命以來,一次又一次,無數的事件都一再說明,蘇聯/共產國際模式與指導是離地的。中國有特殊的文化與國情,必須遵照中國的特殊國情制定相應的革命策略。脫離中國實務就是教條主義,只會把中國的革命引向歧途與失敗。

其實,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先知先覺,是黨內最早發現這一點的:革命不能靠外國人扶持的,無論是組織、路線還是資源,革命必須得依靠本國人自己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事業。陳獨秀老早發現了問題,但卻沒能給出解決方案。而從不循規蹈矩、深諳中國國情、深入瞭解中國基層的毛澤東最終給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解決方案,並領導革命最終實現成功。

毛澤東的理念最終被提煉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成為「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指導思想。他帶著這樣的獨特成功經驗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自然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也要秉承與革命階段同樣的邏輯:

一是要考慮到中國國情與蘇聯的不同,一定要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路徑;

二是要相信,一定會存在這樣的中國道路。

也由於有了革命時期的成功經驗,毛澤東認為不再需要刻板地跟從蘇聯經驗,完全可以並應當依靠自己給予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及經驗直覺,提出中國式的解決方案,攻克中國的新難題,並最終證明中國道路的成功。

革命時期,毛澤東向斯大林證明了自己路線的成功;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自也希望開闢一條獨特的中國道路,在新的「賽道」證明中國(並證明自己)。

三是不但要有中國自己的道路,還要證明中國道路是更快、更好的。只有遵循了中國自己的道路,才可以為中國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裡取得更高的認可,獲得更高的地位,從而影響其他國家,為人類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做出貢獻。

大躍進使中國出現「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計民眾遭遇大饑荒餓死。(史客兒)

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使得毛澤東認為同樣的經驗適用於中國的經濟發展。絕對不脫離中國實踐。他還會認為,簡單的追隨蘇聯經驗,與革命年代一些同志犯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錯誤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會被自己的歷史成功經驗所影響。我們在創業企業家裡可以看到這樣的問題:他們過去每一點成功,每一個判斷的「被印證」,都會彙聚積累成他們的體驗、經驗,成為他們的一部分。他們很容易因此陷入「成功的陷阱」,即過度相信過去的經驗,不能與時俱進,從而做出重要的錯判。

實踐證明他是錯誤的。但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創造了如此之巨的契機,使得就經濟發展路徑的反思與調整在他身後方得以進行。

頭三十十年,也就變成了黨史上「艱辛探索」、「曲折發展」的三十年。

筆者以為,前三十年可以被簡單理解為毛澤東模式 vs 蘇聯模式。毛澤東的模式最終被放棄——他所推動的持續政治運動使得和平年代的人們對這種模式產生了厭倦。「階級鬥爭為綱」也脫離了中國的傳統倫理與社會實踐,終究是與中國現實倫理違和。但歸根結底,人民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

彼時,蘇聯模式未被摒棄,因為蘇聯仍然是當時的世界超級強國。它的模式並未被證偽,還將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範式角逐」裡扮演積極角色。只有當蘇聯解體、進入九十年代後,在鄧小平的領導和驅動下,我們才得以把「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執擱置一邊,進入新的階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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