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一家親」之外　中國向國際講述了什麼「台灣故事」？

「兩岸一家親」是北京對台工作主軸論述，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還特別強調了「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然而，這套圍繞在親情與血緣的論述，雖有助兩岸民間交流的連結，但在和平統一的號召進程中，尤其是對於國際社會的氣氛營造，中國能否給出一套超越「兩岸一家親」層次的「台灣故事」？

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又名中國環球電視網）著名主持人劉欣，於12月15日推出一部「年度巨獻」紀錄片《我從台灣來》。據云該團隊歷時17個月、橫跨3,000公里，分別從北京、廈門、黃陵採訪了台灣人的故事。其所選擇的視角，一則聚焦在除了愛國主義之外，台灣人如何從歷史啟發和社會正義的動機，選擇了在台灣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新中國」；二則從考古文化與史料記載，強調了台灣主權屬於中國的國際法理依據。

贊成統一是為了追求社會正義

這部時長約30分鐘的紀錄片，主持人劉欣從北京清華大學一位傳奇性的台灣籍教授吳國禎揭開序幕。1947年出生於台灣花蓮的吳國禎，1970年代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遇上了海外中國留學生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這個運動影響了一整代在美國求學的台灣學生，他們看到了國民黨政府在捍衛領土主權與面對美日強權的軟弱無力，同時見到了與國民黨政府論述截然不同的「新中國」面貌，由此激盪出了由個人到集體的思想覺醒，從而使得「保釣運動」進一步深化為「統一運動」。

吳國禎正是親歷從「釣運」到「統運」的留學生一員，特別的是，他在那個兩岸隔絕對立的年代，毅然決然放棄了在美國的優渥前途，選擇回到中國大陸定居，並加入科研隊伍之中。

「膽子也夠大的，因為來大陸就等於跟台灣說bye bye，還敢回台灣嗎？（回去）就給斃了。」吳國禎經過了痛苦的思想轉折，從而做出人生艱難的選擇與決定，他告訴劉欣背後的心路歷程：「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很好，所以我才愛它；這個國家很差，我們就不愛它。不是因為簡單的愛國主義，所以贊成統一，而是追求社會的正義。」

《我從台灣來》這部紀錄片，以吳國禎的故事作為主線，挑戰了兩岸主流的台灣想像，台灣人不只是為了親情、情懷，更不是民進黨所抹黑的為了「人民幣」而「舔共」，還有許許多多像吳國禎一樣，抱着滿腔熱血理想，不惜犧牲一切，進而衝破政治藩籬與封鎖線的台灣人在大陸。

為何台灣人忘了自己是中國人

紀錄片的另一條支線，乃是台灣的國際法理地位。出場人士有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資深教授陳孔立，福建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潘維廉（William Brown），以及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新石器時代分別來自福建武平與台北圓山的「有段石錛」、繪製於18世紀的軍事用圖《清初手繪台灣地圖》。他們分別從學術、歷史與考古的視角，為官方所謂「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了有力的註腳。

再有一條支線，則是台灣經歷長年「去中國化」教育之後，碩果僅存的淡薄歷史記憶。片中記述了遠赴陝西參與「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的台灣人，九次參與大典的新黨前主席郁慕明說：「台灣有些論調忘了自己是中國人，硬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但我是一個最明確的見證人，我1948年（從上海）到台灣，台灣假如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怎麼來？」

「為什麼台灣人『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紀錄片提出了這個疑問，劉欣團隊摸索到的答案之一，是李登輝以降的「去中國化」教育。來自台灣的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邱士杰，他告訴劉欣「去中」教育今天在台灣實際造成的影響：「要理性地講大陸的好話是不容易的，而且會被覺得你是一個投機的人；但要不理性地講大陸的壞話，那卻是非常容易的。」

1990年出生的台灣青年、「新中華兒女學會」研究員陳斯俊也分享了他的「見證」：「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慢慢進行『去中國化』，慢慢以台灣史來取代中國史，包括對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都有妖魔化的進程。」

顛覆國際社會幻想的台灣錯覺

在中國國際電視台播放的《我從台灣來》，目標對話群體非常清楚，是英語系的國際觀眾，體現了中國有意向國際闡述一種跳出窠臼的台灣敘事。紀錄片首映過後，劇中主線人物吳國禎告訴《香港01》駐台首席記者：「涉台宣傳能有這類的很少很少，我原先以為他們會以內容『敏感』，就不播了。原來版本多是兩岸一家、親情多。邱士杰和我都提出不同看法，兩岸問題的本質是政治的，向外國人宣傳更要多講法律，親情其實和統獨無關。」

據了解，《我從台灣來》原訂在8月播映，後來延至12月，是否有配合台灣大選話題的考量，外界並不得而知。不過這部紀錄片最大的意義，在於走出了傳統的「兩岸一家親」敘事框架，回到歷史的縱深，顛覆國際社會由於兩岸長期分裂而產生的「兩岸兩國」或「自古無關」的幻想和錯覺，也看到了在台灣被政治迷霧長期遮掩的歷史聲音，或許是中國向國際傳播「台灣故事」的一次難得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