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北京會晤餘温未散，時隔不到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又將在華盛頓會晤。如此高頻的元首互動，在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看來，信號很明確：元首外交已成為當前穩定中美關係最重要的戰略錨點。

孫成昊與觀察者網對話時表示，過去幾年中美在經貿、科技、台灣、安全等領域的矛盾相互疊加，部門層面的溝通很難解決中美「要建立一種甚麼樣的關係」這個根本問題，需要最高領導人從戰略層面持續校準方向。

「中美關係不能長期依靠危機發生之後再進行『滅火』。」孫成昊分析稱，5月份，中美雙方提出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意味着兩國正在嘗試從過去「容易失控的」競爭關係，轉向一種「可管理的」競爭關係。

但「穩定」並不意味着分歧消失。

貿易領域，關稅、市場準入和供應鏈問題仍在談判；科技領域，美國對華晶片和先進技術限制仍在持續，雙方卻也開始面對AI失控、網絡攻擊以及軍事AI等共同風險，AI安全治理有望成為新的合作議題。台灣問題則依然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引爆點」。

而中期選舉臨近，讓特朗普在談判中面臨「既要成果、又要強硬」的雙重壓力。

孫成昊認為，中方更希望通過此次元首會晤，

讓特朗普本人形成更強的政治約束和風險意識，避免台灣問題成為不斷試探彼此底線的籌碼。

他總結道，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的價值，最終要靠具體機制和雙方行為來檢驗。

有美國專家提出，「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提法是為美國設置「戰略陷阱」。

「此觀點帶有比較強的零和競爭思維，」孫成昊指出，「若中美把任何『穩定』都理解為對方策略，把任何『克制』都理解為自己吃虧，最終只會持續加碼，而這種狀態對兩國未必有利。」

【以下為對話實錄】

觀察者網：今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舉行會晤，近半年後，兩國元首又在華盛頓會晤。如此高頻的元首互動，在當前中美關係背景下釋放了什麼信號？

孫成昊：這首先說明在當前中美關係中，元首外交已經成為穩定雙邊關係最重要的戰略錨點。

過去幾年，中美之間的矛盾集中在經貿、科技、台灣、安全等領域，且相互疊加，任何一個領域的摩擦都可能迅速外溢，影響兩國關係。這種情況下，部門層面的溝通很難單獨解決「中美究竟要建立一種甚麼樣的關係」這個根本問題，需要兩國最高領導人從戰略層面不斷校準方向。

5月雙方明確提出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且將這一定位作為未來更長時期的戰略指引。這本身就說明雙方都認識到，中美關係不能長期依靠危機發生之後再進行「滅火」。

其次，高頻互動也說明雙方正在形成一種新節奏，即通過元首引領帶動外交、經貿、安全以及其他領域溝通。7月中美外長會晤、8月中方與美國駐華大使的溝通，都把「落實元首共識」和準備下一階段高層交往放在突出位置。「建設性戰略穩定」不是一次峰會之後形成的靜態平衡，而需要持續互動、機制建設和具體成果共同支撐。

當然，高頻會晤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美關係仍然具有相對脆弱性，需要不斷投入政治資源。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雙方正在嘗試建立一種元首戰略引領、部門落實共識、機制管控分歧的模式。如果這種模式能夠逐步穩定下來，未來中美關係就可能減少過去那種因為一件事而衝擊整個關係的大幅擺動。

觀察者網：您如何評價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定位的落實情況？中美關係是否真的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階段？

孫成昊：我認為，中美關係可以說已經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階段，但這種穩定是有限的、有條件的，且仍處在形成過程中。

判斷這一框架是否落實，不能以雙方還有沒有矛盾作為標準，因為5月提出這一定位時，中美間的貿易、科技、台灣等結構性分歧本來就沒有消失。

「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核心，恰恰是在承認競爭和分歧長期存在的情況下，使合作能夠繼續、競爭保持一定邊界、分歧不至於失控。中方將之概括為「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白宮也正式接受了「建設性戰略穩定」的表述。

從過去幾個月來看，中美之間至少在幾個方面取得進展：

元首共識繼續成為雙方溝通的主線；
經貿方面建立了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這樣的新機制，雙方也繼續圍繞關稅、市場準入和供應鏈問題磋商；
外交渠道保持運轉，中美高層官員保持接觸，並且都在為新的互動做準備。

這說明，5月會晤沒有停留在政治表態層面，已經產生一定的機制化效應。

但也必須看到，目前，穩定更多體現為「控制下行風險」，而非消除結構性矛盾。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競爭共識仍然存在，科技限制、台灣問題以及國內政治周期都可能重新衝擊雙邊關係。

因此，我不會把當前狀態稱作傳統意義上的「緩和」或「和解」。更準確地說，中美正在從過去「容易失控的競爭」，嘗試轉向一種「可管理的競爭」關係。衡量這個階段能否持續，關鍵看元首共識能否真正轉化為部門行為邊界、危機管控機制和持續的正面議程。

觀察者網：美國有觀察人士認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提法是為美國設置「戰略陷阱」。您如何解讀這種說法？

孫成昊：我能夠理解美國戰略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擔憂。

部分美國觀察人士擔心，中國提出「穩定」，實質上是希望美國減少對華壓力，從而為中國經濟、科技和綜合實力發展爭取更多時間；還有一些人擔心，美方接受這一框架之後，可能在台灣、科技競爭等問題上形成自我約束。

美國學界也存在另一層疑問，即中美雖然使用了同一個「戰略穩定」的概念，但對內涵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美方更強調互惠、具體成果和風險管理，中方則賦予它更廣泛的關係定位和競爭邊界含義。

但如果因此把「建設性戰略穩定」直接定義為中國設計的「戰略陷阱」，我認為仍然帶有比較強的零和競爭思維。

首先，這個概念最終成為雙方共同接受的表述，並非中方單方面強加給美方。白宮5月的正式文件同樣使用了這一概念，並且強調「公平和互惠」；這實際上說明雙方經過協商，各自都能夠從這一框架中找到可以接受的內容。這個框架反映的是雙方相互調適，中國更加重視具體領域成果，美國也接受了建立總體戰略框架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穩定」本身並非某一方獨享的戰略資源。如果穩定環境為中國提供了發展時間，它同樣為美國調整產業政策、提升競爭力、處理國內問題和強化盟友協調提供時間。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誰通過「穩定」佔便宜，而是這個框架能否減少誤判、提高可預期性，並讓競爭不會向所有領域擴散。如果中美把任何「穩定」都理解為對方的策略，把任何「克制」都理解為自己吃虧，那麼最終的邏輯只能是持續加碼，而這種狀態對兩國未必有利。「建設性戰略穩定」的價值，最終要靠具體機制和雙方行為來檢驗，而不能僅憑概念本身判斷輸贏。

觀察者網：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您此前指出，「中國因素」已經與美國大量國內議題深度捆綁。中期選舉會怎樣影響特朗普此次與中國談判？

孫成昊：中期選舉對特朗普此次對華談判會產生一種看似矛盾、實際上同時存在的雙重壓力。

一方面，選舉臨近會增強特朗普取得可見成果的動力。

當前美國選民高度關注物價、就業、能源和農業等國內問題，9月中旬的民調也顯示特朗普和共和黨面臨不小的國內政治壓力，但這些數據只能說明當前輿情狀態，並不能直接以此推導中選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美談判能夠帶來更多美國農產品採購、市場準入、投資和就業機會，或者減少關稅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就能夠把穩定對華關係轉化為一定的國內政治成果。

5月北京會晤之後，美方公布成果時就高度突出農民、工人、波音訂單和農產品出口，這種國內政治導向非常明顯。

但另一方面，中期選舉也會增強特朗普在中國問題上展示「強硬」的政治需求。

美國兩黨在對華競爭的大方向上仍有相當共識，國會在科技、台灣、供應鏈和制裁等問題上還會繼續施壓，因此特朗普既需要證明與中國談判能夠帶來實際利益，也要避免被國內批評為對華作出過多讓步。

我此前判斷「中國因素」已與美國國內大量議題深度捆綁，這一點現在依然成立。中美關係越接近選舉周期，就越容易被就業、製造業、農業、能源甚至地區戰爭等議題重新包裝。

所以，我認為，此次談判會更加重視那些能夠落實、能夠向國內闡釋、同時又具有互惠性的成果。對中方而言，也需要看到特朗普的國內政治約束。與其追求短期的一攬子突破，更現實的是通過元首共識和經貿機制，使美方在選舉政治升温後仍然保留一定的政策穩定性。中期選舉真正考驗的，恰恰是「建設性戰略穩定」能否承受美國國內政治周期的衝擊。

觀察者網：AI有沒有可能成為此次峰會一個新的合作點？例如AI安全、軍事AI、核指揮系統中的AI應用等問題，中美是否有必要建立專門的風險管控機制？如今，美國又在興起討論AI「剎車論」，當然也扯上中國了，您如何解讀這種趨勢？

孫成昊：AI非常有可能成為此次峰會中新出現的合作議題之一，但現階段應當把目標設得相對務實。過去中美談AI更多集中在技術競爭、晶片和出口管制，現在隨着前沿模型、AI智能體以及AI輔助網絡攻擊能力快速發展，雙方開始同時面對共同風險。

中方9月發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外交部也明確提出中國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高度重視AI內生和衍生風險，包括失控和惡意使用。這為合作提供了比過去更現實的基礎。

我認為，風險管控可以逐層推進：

第一層是相對容易形成交集的非軍事風險，比如AI輔助網絡攻擊、生物安全、重大模型事故以及AI智能體異常行為的訊息溝通；
第二層是軍事AI，可以討論人類控制、意外升級、無人系統互動以及危機情況下AI決策造成誤判等問題；
第三層最敏感也最重要，就是AI與核武器體系的結合。
簡單要求AI完全退出核指揮控制體系並不現實，因為AI可能已經被用於預警、情報分析和輔助決策，更可行的方向是研究哪些環節必須保留有意義的人類控制，哪些應用可能觸碰雙方無法接受的紅線，並逐漸形成風險評估和危機溝通機制。

最近美國所謂AI「剎車論」則反映出一個新的矛盾。

美國Anthropic公司行政總裁阿莫迪（Dario Amodei，又譯阿莫戴）擔心，AI發展存在遞歸自我改進、失控和網絡攻擊等風險。這些擔憂有真實技術基礎；但他同時明確提出，減速的幅度不能讓中國趕上美國，並主張進一步加強晶片限制、打擊所謂未經授權的模型蒸餾和模型權重獲取。同時，美國國內也有強烈反對「減速」的聲音，擔心這會損害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優勢。

這說明未來AI治理的核心難題之一，是安全邏輯與大國競爭邏輯越來越交織。在這種形勢下，中美更有必要建立專門機制，把雙方共同面臨的高風險問題儘可能從技術競爭中區分出來。

觀察者網：台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此次會晤中，中方最希望從特朗普本人那裏獲得什麼樣的政治信號？

孫成昊：從中方角度看，我認為核心訴求會集中在一個比較明確的政治信號上：美國希望穩定中美關係的戰略意願，也應當體現在處理台灣問題時的謹慎和可預期性上。

此前，中方已明確要求美方慎重處理對台軍售，特朗普則表示理解中方對台灣問題的關切，希望雙方在其任期內保持關係良好。5月北京會晤時，中方又進一步把台灣稱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

因此，這一次中方的期待可能有三個層次。

首先，美方遵循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不支持「台獨」，避免出現突破政策邊界的政治動作；其次，在對台軍售和美台互動等敏感問題上保持克制，尤其避免在元首會晤前後推出規模大、象徵意義強、容易被中方解讀為戰略挑釁的措施；第三，也是更深一層的，特朗普應當確認台灣問題不會成為對華談判中的一個隨時可以加碼的「籌碼」，而應當被置於中美關係整體穩定和危機防控的大框架中。

當然，也要看到美國制度層面的現實約束。

特朗普個人的政策風格具有較強的交易性，但美國國會、安全部門以及長期形成的對台政策仍然具有相當慣性。今年6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就公開表示，對台軍售決定不會取決於同中國談判，美國既有政策沒有改變。

因此，中方大概不會期待一次峰會讓美國對台政策發生根本轉向，更現實的期待是通過特朗普本人形成最高層面的政治約束和風險意識，即雙方可以存在分歧，但不能讓台灣問題成為不斷試探底線、最終危及整個中美關係的引爆點。

觀察者網：伊朗問題正在成為新的中美摩擦點。截至目前，美國沒有進一步制裁中國大型金融機構，會不會之後美國再次藉此生事？中國有何應對手段？

孫成昊：今年6月和7月，美國財政部已經對部分中國內地和香港企業及個人採取制裁，涉及伊朗軍工採購、航空和金融網絡；但到目前為止，確實還沒有對中國大型商業銀行採取可能產生系統性影響的制裁。9月14日，美國又以協助伊朗規避制裁為由制裁俄羅斯大型銀行VTB，這說明華盛頓並沒有放棄通過金融體系擴大對伊朗「二級制裁」的工具。

因此，伊朗問題後續仍存在向中美關係外溢的可能性。

尤其是如果美伊衝突繼續、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惡化，美國可能進一步關注中國煉化企業、航運物流、人民幣結算以及金融機構與伊朗之間的聯繫。

不過，制裁一家中國大型銀行和制裁中小貿易企業不是一個量級。前者會影響美元清算、全球供應鏈和中美金融關係，也很容易直接衝擊元首外交正在營造的穩定預期，因此美方在使用這一工具時也要考慮較高的反噬成本。

目前，美國財政部長已明確把中國與伊朗之間的金融聯繫列入近期中美經貿高層溝通議程，這說明華盛頓更可能首先通過談判施壓，同時保留制裁作為槓桿。

從政策工具看，中國擁有外交交涉、反外國制裁和阻斷機制、出口管制以及降低跨境金融風險敞口等多種選擇；更重要的是把正常中伊經貿往來與可能觸碰國際制裁風險的活動進行更清晰的風險隔離。同時，中方目前仍在推動美伊恢復談判、保持霍爾木茲海峽暢通。

這說明中方對伊朗問題的基本考慮並不是藉機同美國進行另一場對抗，而是防止地區衝突進一步損害能源安全和全球經濟。

對中美關係而言，關鍵在於不要讓伊朗從一個第三方問題轉化為中美之間新的制裁和反制裁循環。

觀察者網：即使此次元首會晤達成重要共識，如何避免再次出現「部門、國會層面重新加碼」的情況？

孫成昊：我認為過去幾個月已經可以看到這種矛盾和衝突。

元首層面希望穩定關係，但美國國內不同政府部門、監管機構以及國會仍按照各自的安全、產業和政治邏輯推動對華措施。比如5月元首會晤之後，美國在通信設備、供應鏈和實體清單等領域仍陸續推出新的限制，中方也採取相應反制。

這說明，峰會形成的政治意願並不會自動轉化為整個官僚體系的一致行動。美國的制度結構又決定了總統無法簡單要求國會停止涉華立法，因此不能期待一次會晤徹底消除這種矛盾。

真正決定穩定能否延續的，是元首共識能否逐漸實現「機制化」和「部門化」。一個比較成熟的狀態，是雙方在經貿、科技、安全、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形成常態化的溝通機制，在出台可能嚴重衝擊對方利益的政策之前擁有必要的溝通和預警渠道，同時對哪些措施屬於正常競爭、哪些可能觸碰雙邊關係底線形成越來越清楚的認識。

對於國會，則很難建立行政部門那樣的直接約束，因此另一條路徑是擴大美國國內對穩定中美關係存在現實利益的主體。工商界、州和地方政府、大學以及社會層面的聯繫越多，中美關係就越不容易完全被安全部門和國會鷹派議題所定義。

最終衡量「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標準也不應是美國以後還會不會出台對華強硬政策，而是這些政策是否仍然存在邊界，局部摩擦出現後能否被及時隔離，不再像過去那樣迅速帶動整個關係螺旋式下滑。

觀察者網：美國長期希望歐洲、日本、韓國等盟友在科技和供應鏈領域配合其對華政策。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國盟友對「跟隨美國對華競爭」的態度有沒有發生變化？在特朗普卸任後，會不會持續？

孫成昊：在我看來，美國盟友並沒有放棄對華「去風險」，但越來越不願意把自身對華政策簡單等同於跟隨華盛頓。也就是說，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動的不是盟友與美國完全「脱鈎」，而是一種更明顯的「選擇性協同加戰略自主」。

在最敏感的先進技術和供應鏈領域，美日、美韓乃至歐美仍有很強的協調基礎。韓國今年繼續參加美國主導的「硅和平」機制，在AI和先進製造供應鏈上與美國強化合作。日本也繼續在經濟安全、半導體和關鍵礦產領域與美國保持密切協調。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要求產業向美國轉移以及交易式聯盟政策，也使盟友越來越意識到，「經濟安全風險」並非只來自中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本身也可能形成新的脆弱性。

歐盟現在明確提出對華政策是「去風險而不是脱鈎」，同時又在2026年推出新的「技術主權」方案，目標之一就是減少對非歐盟數字技術和基礎設施的依賴，顯然涉及美國。今年美國試圖建立關鍵礦產價格和貿易集團時，歐洲、加拿大等盟友也對由美國主導的規則表現出明顯保留，更傾向於多邊化治理。

至於特朗普卸任以後的情況，我認為，需要把「特朗普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分開。

對中國技術能力、關鍵礦產依賴和供應鏈安全的「擔憂」已經進入歐洲、日本、韓國自身的政策體系，不會因為美國總統更替就自然消失；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供應鏈多元化也已有較強制度慣性。但同樣可能持續下去的，是盟友強化自身戰略自主的意願。特朗普第二任期讓盟友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美國政策本身也具有周期性和不確定性。

因此，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格局，並非美國重新建立一個整齊劃一的「對華科技陣營」，而是美國與盟友在少數安全敏感領域保持較深協調，各盟友同時根據自身產業利益和對華關係，在部分領域保留越來越大的自主空間，逐步脱美而不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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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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