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宮變網紅景點　非本地觀眾佔7成　點解咁受內地遊客歡迎？

最近，一場「中華文明溯源」特別展覽，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了整個大灣區的明星場館。

約5000年前的紅山玉龍、4000年前的玉琮，吸引着無數遊客到訪這座坐落維多利亞港旁的「新故宮」。從2022年7月3日正式向公眾開放到今天，香港故宮館已接待遊客近280萬人次，其中非香港本地觀眾高達70%。

這座經典金紅故宮配色的現代化建築，連帶整個超高人氣的西九文化區，成了赴港遊客必打卡的新去處。

以前問香港年輕人將來想幹什麼，都說當律師、醫生，或者進大公司、做金融。現在他們告訴我，想做藝術、考古或文物修復。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說，他曾經問過許多內地遊客：在內地有那麼多歷史悠久的博物館，為什麼會專程來看香港故宮博物館？

「有些東西在北京都看不到」

這樣的回答頗出乎他的意料。

到底是誰在香港故宮館門外排隊？這座建築為整座城市帶來了哪些機遇？它對於大灣區又有怎樣的價值？藉着這次吳志華館長到上海復旦大學演講，帶着這些問題，我們與他進行了一番深入交流。有些觀察和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吳志華，資深博物館專家、歷史學家與藝術行政人員，投身博物館策劃及管理工作逾三十年。曾出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負責管理該署的文化機構。

以下來自吳志華館長的講述：

開館兩年近280萬人次　70%來自香港之外

最近在香港故宮館展出的《中國銀行（香港）呈獻：中華文明溯源》特別展覽，很受本地觀眾歡迎，因為之前能在香港看到這麼大規模中國古代文明展覽的機會不多。

內地觀眾可能對這類文物已經習以為常，各地的博物院都有幾千年的東西，但香港這方面比較匱乏，而且這麼全面和完整地介紹中華文明的起源，內地也不多見。

我們做這個展覽的中心課題，就是中華文明究竟有多悠久。我記得在三四年前，我們在自己博物館裏寫「中華5000年」之類的表達時，也有些外國專家提出異議，因為在外國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文明只有3000多年。

這個展覽裏的很多文物都來自5000年前，紅山文化中晚期的玉龍，這麼精緻的做工，不是「文明」是什麼？我們尤其想讓學生觀眾來看，大家光讀教科書還是不夠，要來通過這些文物近距離看到古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開館兩年多時間，香港故宮館現在已經接待遊客近280萬人次，70%是非本地觀眾，其中的八成是內地觀眾，兩成是海外觀眾，然後香港本地觀眾佔總遊客人數30%。

這和香港之前的文博場所的觀眾組成是很不一樣的，以前是海外加內地佔30%，本港觀眾佔70%，真是很大的變化。

我有過疑惑：

北京有故宮博物院、也有各省市博物館，都是這麼好的博物館，為什麼要特地跑到香港來看？

觀眾們告訴我：

你們有些文物在北京都看不到。

可能是故宮太大，大家找不到展出文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們來看的不單單是一件件的文物，還有整個呈現故宮文化的博物館，這是一個整體的參觀體驗，享受這個空間獨特的感覺，可能和內地的博物館不太一樣。

2016年公布這個項目的時候，人們覺得，不過就是在香港建一個展示故宮藏品的場所。然而，當香港故宮館開幕後後，大家才真正感受到它的獨特魅力與不同之處。

羨慕上博「帶貓進館」　兩地有相近的城市氣質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如今達到的影響力，超越了一家「地方博物館」。這樣的影響力包括國際也包括對內地觀眾，我們能明顯感受到觀眾群正在變化。

大家都知道香港旅遊不便宜，遊客當然要精打細算，只有覺得值得來，才願意花這個錢。如果他覺得這個東西不好，一定會批評你。

卡地亞展最近在上海博物館，之前一站就是在香港故宮館。還有很火爆的三星堆大展，也是先在香港展出。以及之前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從波提切利到梵高」，同樣是上博和香港各一站。

這三個展覽在香港都做得很成功，引起了我們的思考：如果一個博物館的定位合適，能滿足我們觀眾群的需要，就能帶動整個城市的文化藝術吸引力。

以上海為例，上海過去是一個商業城市，經過過去20多年的發展，上海有一流的博物館，除了上博還有大量優秀博物館、美術館、當代藝術館。可是人們覺還想要更多，現在消費力強了，個個展覽排隊火爆。古埃及展也是這樣，150元票價都搶不到票。

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地方，如今在城市氣質上的確越來越接近了，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這兩座城市的歷史DNA很接近，都是受到外國殖民影響很深的城市，但兩地的發展節奏各有不同，上海更早和內地同步，香港則一直要到1997年才回歸祖國。

兩座城市都有龐大的觀眾市場，同時我們的專業人員視野都比較開放，善於創新，對市場的敏感度很高。甚至前不久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博還能帶貓進去，我看了都覺得哇很大膽，我們會考慮更多因素，不太敢這樣。

有這樣相近的城市性格和文博視野，那合作的空間就很大。我覺得亞洲發展文化產業，例如上海、香港、東京和首爾等就更容易形成默契，未來我們會多尋求一些城市間的互動。

現在有了大灣區的概念，這對於香港故宮館有特別的意義。世界上的灣區都有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開放。紐約和舊金山都在灣區，上海在地理概念上也是灣區，這些城市都有開放的性格。

這樣的灣區城市，經濟發展都很快，民眾富起來後就對文化有需求。如今大灣區的構建，對香港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有高鐵把我們連接起來。

比如香港和作為設計之都、創意之都的深圳對接，和有着深厚文化底藴的廣州對接，大灣區在整體上就有了現代和傳統、國際和本土的交織。

不把博物館本身當藝術品　給予觀眾更多尊重

現在新的博物館和美術館，都傾向於找國際建築大師來設計。他們會把建築當做藝術品來做，注重自我表達。如果這樣一座外國設計師的漂亮建築放在香港是否合適？又如何體現在地性？

更重要的是，博物館是功能性建築，對於這些名氣很大的設計師來說，他未必會把我們的實際需求和觀眾體驗放在首位。

我們最後為香港故宮館選擇的設計師是嚴迅奇，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很了解香港的人文歷史，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藝術家，擅長平衡建築的藝術性與功能性。現在呈現出現代性很強的香港故宮館，其中也有大量傳統元素，在空間觀感上，它和整個城市景觀有連接。

我們互相討論了很多，嚴迅奇充分了解博物館的需求，比如放文物的展廳不能有自然光，有些公共空間則可以有自然光照進來。

有些要求很細，哪塊地面是用木地板還是地毯，這裏的牆面必須垂直，因為如果是斜面那展櫃就沒法放了，等等。

香港故宮館的座位很多，以前的博物館裏都不敢設太多坐的地方，就是怕觀眾坐下來吃東西不肯走，甚至會睡覺。但我們館裏基本不存在這種現象。

觀眾能感受到你給他們的尊重，他們也會尊重你。而且現在觀眾的文明水平提高很多，不只是香港。

貧窮區轉型藝術熱土　香港年輕人有了新志向

我在西九龍出生長大，現在又回到了位於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館工作，這對我個人來說當然有特別的情感。

上個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課，就提到了我小時候的故事。當時西九龍是很窮的地方，有很多船塢停着小船，我們家就是住在這種小船上。我爸爸媽媽沒有受過教育，現在想想我的成長過程是挺奇妙的，那時候很難想象父母都不會寫字，家裏又這麼窮，孩子卻能變成知識分子。這是香港奇妙的地方，社會是開放的，如果你努力就能向上發展，找到自己的事業。

西九龍經歷過貧窮，我個人也經歷過貧窮，這對我們有一個好處，是明白瞭如何讓文化藝術面向廣大普通民眾，不要限於精英化、受過高等教育的小部分觀眾，經濟條件有限的人群也有觀賞的權利。

西九文化區現在有藝術公園、自由空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和戲曲中心，曾經貧窮的區域變成了文化藝術中心，這和我個人的發展經歷很類似，從一個窮孩子變成文化工作者。

我感恩在那個年代能找到這樣的機會。現在需要思考的就是，我們作為文化機構，該如何為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提供這樣的機會，如何開拓年輕人的眼界，鼓勵他們超越自我。

我們經常與年輕觀眾進行互動，積極組織各種活動，鼓勵大量年輕人參與其中。例如 「香港故宮學生文化大使」計劃，每年會吸納100多位文化大使，為他們提供文物修復工作坊、實地考察、博物館導賞講解培訓等活動，加深他們對文物及博物館專業的認識和興趣。其中有很多大學生，會就此更深入了解博物館工作的專業知識，成為文博事業的未來人才。

我觀察到香港的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一樣開始慢慢對文化藝術感興趣，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孩子都進入博物館工作。

以前問香港年輕人未來的職業，都是說律師、醫生，或者進大公司、做金融。現在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想做藝術、想做考古或文物修復。

這幾年，很多香港孩子到北京大學念考古，我們都知道學考古是很辛苦的，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可他們會覺得這很有意義，這也和國家現在對考古工作越來越重視有關。

博物館學每年都在變　為香港培養更多跨界人才

1981年，我18歲，第一次坐火車到北京看故宮，這對於那個年代的香港大學生來說是很震撼的。北京好大，大到令我當時有點不習慣，滿街男男女女都是藍色衣服。

以前看故宮都是從書上看，第一次親眼看到這份歷史擺在眼前，那麼宏偉的建築，一個個實實在在的文物，感覺真的很不一樣。但當時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就說「好，我以後就立志一輩子幹這個」，那時候大學裏念歷史相關的專業，出路是很窄的，同班同學後來很多當老師。

我後來覺得對歷史還是有熱情，就留在學校當研究生繼續做研究。然後出來也當了一段短時間中學老師，後來香港本地有博物館招人，我就考上了。

香港故宮館是我人生的第三份工作，第二份是在政府文化部門任職。另外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當客座教授，之前教過10年的博物館學，現在工作忙了，只能做一些不定期的講座。

教博物館學其實很辛苦，因為每一年博物館界的變化都很大，我需要每年更新，所以過去10年講課內容串在一起看會發現很大變化。

我了解過歐美和澳洲大學的博物館學課程，會把博物館專業細分成不同領域，收藏、展覽、教育、管理等等特定的體系。這幾年我發現，他們的課程因應社會需要出現一些轉變，比如博物館如何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共榮、去殖民地化、社會福祉等等。另外有一些新議題則是集中在博物館與觀眾的關係。

最後我提出博物館3.0新典範的說法，包括跨界化、市場化、產業化、年輕化、科技化和同化等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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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化是香港故宮館目前的重點。其中多媒體在展覽中的運用比較成功，我們也希望藉助這些多媒體內容，為香港多培養一些科技與文化結合的人才，未來還有針對展覽的人工智能的開發。

跨界化也很重要。香港故宮館和大學、表演藝術團體、旅遊機構等不同行業的團體都有合作，把我們的展覽內容、講座直播接入某些第三方的app和網絡平台等等。

對博物館來說，這已經不再是原本狹隘的以賣票為主的市場概念，而是要考量整體文化消費的市場營運，以及開拓新的產業機會。比如看今天有多少人在線看了這場演講，聽到第幾分鐘時候退出，大家對哪些內容感興趣，這些都對了解我們的觀眾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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